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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1610—1695年），浙江余姚人，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黄宗羲思想深邃，著作等身，在经、史、子、集等诸多领域都取得瞩目成就，著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孟子师说》《今水经》《四明山志》等。黄宗羲不仅学术成果丰硕，他经世致用的治学风范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启了一代学术新风。 经世致用 反对空谈 黄宗羲治学，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反对空疏无用之谈。黄宗羲出生于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大动荡时代，见证、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晚年曾概括自己一生的经历：“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为万历年间进士，曾官至监察御史，是东林党名士。由于多次弹劾魏忠贤专权，遭阉党迫害下狱致死。黄父遇害的第二年，崇祯皇帝即位，开始处置魏忠贤及其党羽。19岁的黄宗羲进京替父申冤，在刑部会审时，用藏于袖中的长锥猛刺杀父仇人，成就大孝壮举，被誉称为“姚江黄孝子”。黄宗羲回到浙东家乡后，遵从父亲遗命师从儒学大师刘宗周，发奋攻读经世治国的经史典籍。同时，他还积极加入复社，与阉党余孽斗争。清军进犯江浙，他变卖家产招募义兵，成立“世忠营”，开展武装抗清斗争，十数年间“濒于十死”。抗清复明失败后，他终生不仕清，匿居故乡聚众讲学，潜心著说。 经历亡国之痛，黄宗羲首先对“明朝何以亡”进行深刻反思。他认为明末的心学崇尚空谈脱离现实，缺乏治国良策是明朝倾覆的重要原因，进而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主张学问和实际相结合，为现实服务。1663年，他写成《明夷待访录》，提出了改革社会的理想方案。该书包括《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等21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他的民主启蒙思想。在《原君》《原臣》篇中，他抱着“公天下”的情怀，重新定义了君主和皇权，鲜明地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权在民思想，以及“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著名观点，主张以“天下之法”代替“一人之法”。在《学校》篇中，他赋予学校“公其是非”的职能，还强调“学贵履践”，倡导读书治学要“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 明经通史 博学实证 黄宗羲强调“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务实学风。作为一代大儒，他以实际行动引导学风由虚向实转变，主张明经通史，并强调治史要“通今致用”。黄宗羲认为学问要以经学为基础，求学者必须先通经。因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他一生治经勤奋，极为深入地研读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旁及天文、地理、历算、音乐等各类书籍。正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他练就了“会众合一”的能力，撰写出《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等经学著作，成为蕺山学派的重要传人和集大成者。 黄宗羲强调经学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史学研究。他非常明确地把“经世应务”作为史学研究的原则，实现了史学和实学的融合。他指出：“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故治学必须要“本于经、证于史”，以“史”的记载来证明“经”的观点，以“史”的事实纠正“经”的错误。在他看来，通晓史实，可以从“古今治乱”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现实。黄宗羲在编著《明儒学案》时，十分重视资料的考证，不仅收集了几百家的著述、典章制度，还参考了私人著作、社会状况、建置沿革等相关背景资料，以严谨求实的学风保证研究的客观准确。 学贵自得 反对盲从 黄宗羲提倡“深求其故，取证于心”的治学方法。一方面，他强调博览群书，注重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力倡独创，推陈出新。为了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厘清各家思想的“学脉”和宗旨，创“自得之学”，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治学之法。一是求异。黄宗羲强调，“古之善学者，其得力多在异同之论”。他认为，读书做学问，要有不同于别人的独特见解，才能有胜过前人的地方。因而，判断文章是不是传世佳作，不在于辞藻的华丽，而是要看其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是否有出色之处。如《明儒学案》系统论述了明朝二百多位学者的学术思想，正是得益于他研究中“求异”的特点，才抓住各家各派的学术宗旨。二是深思。求异离不开“深湛之思”，只有对知识进行深思，经过自己的加工和整理求得真知，才能真正理解，融会贯通，产生自己的见解。学习能否成功，取决于思考是否深刻，“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三是能疑。要思考深刻，离不开善于质疑的能力。他对传统思想的评价，不拘泥于陈年旧说，而是采取质疑的态度。他把“能疑”看作“觉悟之机”，认为只有善于提出怀疑，才能引起深思。指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四是辩难。要在学习过程中有所创新，既要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发挥群体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发挥学生“讨论辩难”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教学相长、学学相长，更容易在学业上取得进步。 黄宗羲一生浮沉，初心不改，其学问和气节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誉敬仰。他坚持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和方法，倡导实学之风，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至今仍具启发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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