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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对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解范成大《州桥》诗提出商榷,补正“以诗证史”的有效性,《中国文化》本年...

 許學仁 2022-06-22 发布于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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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民见宋使问题商榷

《宋诗选注》有关“以诗证史”一例

胡文辉

南宋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出使金国,来到北宋故都汴梁,写了一首《州桥(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这首七绝,钱锺书收进了《宋诗选注》,并在注里指出:“这首可歌可泣的好诗足以说明文艺作品里的写实不就等于埋没在琐碎的表面现象里。……可见断没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臣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然而也可见范成大诗里确确切切的传达了他们藏在心里的真正愿望。寥寥二十八个字里滤掉了渣滓,去掉了枝叶,干净直捷的表白了他们的爱国心来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我们读来觉得完全入情入理。”(《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24-225页)钱先生的论析,照一般常识是“完全入情入理”的,事实上也为后来的注家所承受,如有选本说:“……连使者都怕与人民接触而被金国怀疑,何况处在金统治下的人民,又怎能大声质问南宋使者呢。可见“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其实是诗人的观察感受。诗人深刻地真实地体会到北方人民的内心愿望,集中地明确地替他们表达出来,以激发南宋皇帝和执政者,以尽使者的真正的责任。因此,这诗的创作方法是写实的,而不拘于生活的如实,但写出了艺术的真实。“(《宋人绝句选》,傅璇琮选,倪其心、许逸民注,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75页)

但我以为,钱锺书的理由并非无隙可击。

可以想象,金国治下的汉人众多,不可一概而论,具体的人物不同,时地不同,自有差别,当然有胆怯畏事的,但也必有胆大敢言的;还有一个语言因素,汉人与汉人交谈,片言只语,金人并不易晓,未必需要畏首畏尾。况且,那毕竟不是1984的时代,不是“老大哥”的时代,尚没有“电幕”,更没有摄像头,公共场合情势混乱,看似危险而未必危险,金人的监视决不会是滴水不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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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再来重新检讨一下钱锺书的几项举证。
范成大之出使,同时留下了日记体的《揽辔录》,钱氏举出其记相州情形的几句:

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曰:“此中华佛国人也!”

按:这条记录,尚存异文,一作:

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云:“我家好官!”又云:“此中华佛国人也!”(据徐苹芳《揖本揽辔录》,《辽金行记九种 辑本揽辔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48页)

此外上文记东京(汴梁)还有一处:

撷芳中喜春堂犹岿然,所谓八滴水阁者。使属官吏望者皆陨涕不自禁。

今存《揽辔录》是删节过的残本(参孔凡礼《揽辔录·点校说明》,《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版),这且不论。总之就如今可见的文本来看,只有遗民“陨涕不自禁”、“垂涕嗟啧”的文字,而没有与“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相近的细节,这是有利于钱氏立论的。

楼钥在范成大之前出使,钱氏举出其《北行日录》中的文字:

都人列观……戴白之老多叹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宣和官员也!”(《攻媿集》卷一百十一)

这里的“叹息掩泣”,与范成大笔下的“陨涕不自禁”、“垂涕嗟啧”相当,但并不构成支持钱说的积极证据。

韩元吉在范成大之后出使,钱氏举出其《书〈朔行日记〉后》里的一段:

异时使者率畏风埃,避嫌疑,紧闭车内,一语不敢接,岂古之所谓“觇国”者哉!故自渡淮,虽驻车乞浆,下马盥手,遇小儿妇女,率以言挑之,又使亲故之从行者反复私焉,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南涧甲乙稿》卷十六)

仔细斟酌这些话,韩元吉的意思,主要是批评己方使节担心金国方面不满,往往畏事避嫌,不愿与汉人接触;“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明明是说,照他自己及随从的接触,实有汉人对金国颇抱敌视态度,则其人当有控诉金人“反动统治”而盼望宋军“解放”之类的话,是不难想见的。事实上,钱氏在注的下文也引了韩元吉的诗《望灵寿致拜祖茔》:

白马冈前眼渐开,黄龙府外首空回。殷勤父老如相识,只问天兵早晚来?(《南涧甲乙稿》卷六)

韩元吉的诗与文,意思一贯,正与范成大的“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互为印证,显然并不利于钱氏的结论。

钱氏最后还举了唐代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里的文字:

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全唐文》卷七百十六)

“兵何日来”云云,与范成大的“几时真有六军来”、韩元吉的“只问天兵早晚来”不是如出一辙吗?考虑到刘元鼎的文本不是诗体,而是记叙体,属于“实录”性质,应比韩元吉的诗要更为可靠些。因此,这对于钱说又是一个有力的反证。

总的来说,钱锺书指范成大诗并非“写实”,只是代为表达了遗民的“真正愿望”,其主要依凭实在于情理。而他引据的多种文本,对范诗的理解固然极有价值,但实质上并不能支持他的看法。唯一有利于其立论的,只是范成大诗、文在细节上的不一致——诗里所表现的,在文里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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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洛城论学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以下再依时间先后补充一些相关材料,以期更充分地凸显范成大诗的现实背景,并申论钱说未必成立的理由。

靖康元年(1126),李若水使金,事后撰《使还上殿札子三道》,里面述山西一带遗民情形有云:

每见臣等,知来议和,口虽不言,意实赴愬,往往以手加额,吁嗟哽塞,至于流涕。(原载《李忠愍公集》,此据《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又《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建炎元年(1127),傅雱使金,撰《建炎通问录》,所记金国方面负责接待的官员名叫李侗,先仕辽后仕金,在没有其他人的场合对他说了不少“出格”的话,比如有这样一段:

侗,燕人,住在九州之地,每念先世陷于虏地。昨来见贵朝初得燕山,举族相庆,将谓此复为中华人物,且睹汉衣冠之盛。不谓再有此段事,不知自此何日再得为中华人物?(见《三朝北盟会编》,此据《奉使辽金行程录》)

从这些话来看,此人原本是汉族世家。“昨来见贵朝初得燕山”,是指宣和年间宋朝联金灭辽,一度获得燕京及六州;“不谓再有此段事”,是指其后金国以背盟为由南下伐宋,并攻破汴京(开封)。作为金国官员,此君明白地表露“将谓此复为中华人物”、“不知自此何日再得为中华人物”这样的意思,自然是相当大胆的。

绍兴三年(1133),韩肖胄、胡松年使金,李清照有诗《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并序》,其二的前两句是:

想见皇华过二京,壶浆夹道万人迎。

李清照并未亲临现场,这只是想象之辞,可置不论。

楼钥是在乾道五年(1169)出使,钱锺书已举出其《北行日录》里的一处记录,但其下文还有相近的几处,也值得注意。一曰:

承应人有及见承平者,多能言旧事,后生者亦云见父母备说。有言其父嘱之曰:“我已矣,汝辈当见快活时。”岂知担阁三四十年,犹未得见。(《北行日录》上,此据《奉使辽金行程录》)

这里的“承应人”是金国的低级官员,其父所谓“汝辈当见快活时”,意思是你们年轻,还能盼到宋人北返。又曰:

途中遇老父云……“签军遇王师,皆不甚尽力,往往一战而散,迫于严诛耳。若一一与之尽力,非南人所能敌。符离之战,东京无备,先声已自摇动,指日以望南兵之来,何为遽去中原?”(《北行日录》上,此据《奉使辽金行程录》)

“签军”指在金国当兵的汉人壮丁,“符离之战”指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的北伐,宋军先胜后败,只得以议和了结。这位老父敢于对楼钥表示“指日以望南兵之来”,也是敢说话的。又曰:

道旁老妪三四辈指曰:“此我大宋人也,我辈只见得这一次,在死亦甘心。”因相与泣下。(《北行日录》下,此据《奉使辽金行程录》)

范成大在出使期间,除了前引《州桥》诗及《揽辔录》所载,还有《相州》一诗,前两句是:

秃巾髽髻老扶车,茹痛含辛说乱华。

这是写一位推车的老人家,“说乱华”,自然是指金人乱我中华,必然也是违禁之言了。

此外,陆游有诗《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这是因读《揽辔录》而发的感喟,不足以作为范诗的旁证。但陆游自己很可能也有类似经验,见其诗《忆昔》的开头:

忆昔从戎出渭滨,壶浆马首泣遗民。

“壶浆马首泣遗民”的情形,跟“亦逢汉节解沾衣”当然是一样的。

李清照、陆游皆未亲临“现场”,其诗皆缺乏更多的细节,那么再看杨万里的例子。绍熙元年(1190),杨万里为迎接金国使节,来到当时宋金交界的淮河,写下《初入淮河四绝句》,其四云:

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渡到江南。

杨万里似未进入金国境内,但毕竟到达边境,闻见应该不少,那么中原遗民“逢着王人诉不堪”的情景,恐怕非出虚构,而包含了边境军民的实际经验吧?如此,这与范诗“茹痛含辛说乱华”正相类似,对于“几时真有六军来”之问,也可算作一个旁证。

从这些文本来看,在金国统治之下,中原遗民对宋使公然表示激动之情,并不罕见,甚至还会暗中表示期待宋军北上,恢复赵家天下。如傅雱《建炎通问录》所记接待官员语,楼钥《北行日录》所记官员和老父语,加上韩元吉《书〈朔行日记〉后》及其诗《望灵寿致拜祖茔》,皆属显例。这样来看,范成大诗所谓“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的细节,纵未必即得于亲见亲闻,亦未必即见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但当日使节若有此类遭遇,则殊不足为奇。——重点并不是事情具体发生在哪里,而是当时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而对这一点,我的看法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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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拟管锥编》,中华书局2012年版

此外,还有宋人出使契丹、出使蒙古的例子,显然也可作为有力的参照。

大中祥符元年(1008),路振使辽之行有《乘轺录》,有谓:

近有边民,旧为虏所掠者,逃归至燕,民为敛资给导,以入汉界,因谓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其燕蓟民心向化如此。(此据《奉使辽金行程录》;参贾敬颜《路振〈乘轺录〉疏证稿》,《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

可见在契丹的严酷统治下,仍有汉人敢于救助被虏掠来的宋朝人众,且有“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这种犯禁的话。

德祐二年(1276),南宋遣使向蒙古请降,使团成员之一的严光大有《祈请使行程记》,记其经过丰沛时的情形有言:

沛民闻宋朝宰相等官至,家家门首焚香迎拜。(见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九;此据王瑞来《钱塘遗事校笺考原》,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33页)

这恐怕是中原汉人迎接宋使的最后记录了。可见在蒙元统治下,也跟在金国统治下差不多,并不禁止汉族遗民对宋人表示礼敬。

不仅如此,中国史范围之外的例子,同样也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当壬辰战争之际,朝鲜黄慎作为通信正使,随明朝使者赴日谈和,所撰《日本往还日记》九月初九日有云:

先是通信使初到界滨,我国被掳男、妇争来谒见。如安国寺、秀家等各倭将,亦时遣所掳儿童辈来谒,每言和事若完,则当随使臣遣归。及闻通信使将起程,或有给行资而遣之者,稍稍来到通信使所寓,以待上船之期。至是各其主倭等闻和事不成,当再厮杀,遂改前言。已到寓所者,亦皆召去。……通信使上船之际,我国男、妇号泣追送者,不知其几人,一行莫不酸鼻。(《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册第183页)

被日方俘虏的朝鲜人可以“来谒”通信使,甚至可以入住通信使的寓所,其私下有所控诉,自属情理之中,至于“号泣追送”的,更是不在话下了。

稍后万历三十五年(1607),壬辰战争已结束,而日本亦进入德川时代,朝鲜方面接受德川家康的议和,派出“回答兼刷还使”赴日,庆暹作为副使,所撰《庆七松海槎录》四月十二日有云:

及至倭京……迤行闾阎间十有余里,街衢四通,市廛纵横,货财山积,人物云委。观光男女,摩肩蹑足,互相践踏,不知其几千万亿。往往有流涕者,是我国女人,得见故国人,莫不吞声感怆。(《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一册第227页)

这跟范成大所见的“陨涕不自禁”、“垂涕嗟啧”又是大同小异的。

自十六世纪初迄二十世纪初,中亚阿姆河下游曾有乌兹别克人建立的希瓦汗国(Khanate of Khiva),十八世纪俄国曾远征其国,遭致惨败。1819年,俄军上尉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受命假扮牧民,穿越土库曼人占据的卡拉库姆沙漠,以期与希瓦汗国结盟。当时俄国对汗国实抱有野心,而汗国亦对俄国人十分戒备。英国作家彼得·霍普柯克如此描述穆拉维约夫来到希瓦首都的情形:

穆拉维约夫的到来在希瓦城引起了轰动,居民都涌上街头一睹这位俄国军官的奇装异服。一大群人簇拥着他穿过狭窄的街巷,来到一座特别为他准备的装修华丽的寓所。有些人甚至试图强行跟随他进入寓所但被卫兵拦住。就在此刻,穆拉维约夫第一次意识到,在充满狐疑目光的人群中,有一些是俄国人——奴隶主手中的可怜的受难者。穆拉维约夫后来写道,这些人向他尊敬地脱帽致意,“轻声乞求他帮助解放他们”。(《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张望、岸青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页)

尽管处境险恶,穆拉维约夫仍设法跟当地的俄裔有所接触:

他设法和当地一位年长的俄国人进行了交谈,三十年前这个俄国人刚刚结婚就被吉尔吉斯人劫持,卖到希瓦为奴。……他告诉穆拉维约夫:“我们把您看作拯救者,为了您向上帝祈祷。我们会再坚持两年等待您归来,如果您没有回来,我们几个会设法逃脱,一起穿越吉尔吉斯草原。如果上帝宁可要我们死在途中,我们听天由命。但我们再也不会活着落入暴徒的手中了。”(《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第109页)

如穆拉维约夫所见,即便在公众场合,仍有俄人“轻声乞求他帮助解放他们”。——试对比而前述唐代刘元鼎在吐蕃遇到的汉人,也敢于表示:“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南宋傅雱遇到的接待官员,也说:“不知自此何日再得为中华人物?”楼钥遇到的老翁,也敢说:“指日以望南兵之来,何为遽去中原?”这些情境正是不约而同的。

从以上中外文献来看,在异族统治之下,同胞对于祖国使节或来客公然表示欣喜,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尤其从刘元鼎、楼钥、穆拉维约夫的记录来看,同胞大胆表示期待祖国能发兵相救,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完全不同时空下的文本,显然无法一律归于主观的“构建”。刘元鼎之于吐蕃,楼钥之于金国,穆拉维约夫之于希瓦汗国,时、地、人各有不同,但作为一种“人性的记录”,用来旁证范成大之于金国的情境,应该完全有效。这也正符合钱锺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著名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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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文史足徵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值得留意的是,钱锺书除了在注里断定《州桥》诗为虚拟之辞、代言之辞,在序里还别有发挥:“……注释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来说明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这是另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宋诗选注·序》)“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这些话,显是针对“以诗证史”而发。

我们现在知道,对于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取向,钱锺书是颇不以为然的(参王水照《自序: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年版)。他对范成大《州桥》诗的阐释,正是以个案方式表示了他对“以诗证史”方法的批评。但由上文的举证和辨析来看,《州桥》这一个案,并不能证实是出于诗人的文学主观,而更可能是带着相当的历史客观成分,恰恰显示出“以诗证史”方法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简单说,诗人之笔,固然往往出于虚构,然而不可否认,虚构之中亦往往包含真实的细节;“以诗证史”的实践者,并非不明白诗的虚构性,只是力求超越于表面的虚构之上,而充分挖掘和利用虚构中的真实。钱先生对“以诗证史”的看法自有其理致,只是具体就《州桥》这一文本的阐释来说,我以为是过犹不及了。

关于“以诗证史”问题,关于陈寅恪、钱锺书在“以诗证史”问题上的对峙,论者已有不少,而兹事体大,在此亦不能细论。本文止限于讨论个案,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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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欲采蘋花》,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

最后,再附带讨论一个有关的个案。

南宋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一阙,是极有名的词作,其下阙云:

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这大体是描述宋朝与金国间此时持和议,使节往来不绝,其用语不深,故论者多未详作解释。而有注者指末尾“行人”系作者自指(李勤印《豪放词派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注[8]),我以为似甚可疑。按:“行人”古来也是使者的专称,此处“行人”或非泛指一般路人,而特指出使金国的宋使,这在宋人出使的“语录”中甚为常见,例不烦举。“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自然是说金国统治下的汉人常盼望有故国衣冠北来;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几句,实接续上语而言,意谓假使宋朝使节到了那里,他们必定激动得流下忠愤的泪。易言之,“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应是形容“中原遗老”的,如此,“忠愤”一词才更显得妥帖。

这么说来,张孝祥的意思,其实也跟范成大的“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是一样的。

【胡文辉  独立学者】

(本文原刊《中国文化》2022年春季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     刘梦溪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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