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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的选目不当原不必钱锺书负全责，因为那是一个想选的不能选，不想选的必须选的时代。［1］还有一种则是任何断代性质的诗选都无可避免的缺陷，即“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只有这点好东西，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大作家就不然了。在一部总集性质的选本里，我们对大诗人能够选到‘尝一滴水知大海味’的程度，只担心选择不当，弄得仿佛要求读者从一块砖上看出万里长城的形势”。于是《宋诗选注》的全部价值似乎在于它的注解了，不仅没有因选目的趋时而过时，而且赢得晚年胡适的喝采。钱锺书在此书香港版前言的一条脚注中特地转引了胡适的评语：“注确实写得不错”，隐隐有“知我者胡适也”之叹。［2］ 举郑文宝（字仲贤，952－1011）《柳枝词》：“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为例。钱锺书在注四中写道：“这首诗很像唐朝韦庄的《古离别》：‘晴烟漠漠柳毿毿，不那离情酒半酣。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是江南。’但是第三、第四句那种写法，比韦庄的后半首新鲜深细得多了，后来许多作家都仿效它。周邦彦甚至把这首诗整篇改写为《尉迟杯》词：‘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前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得离恨归去。’（《清真词》卷下）石孝友《玉楼春》词把船变为马：‘春愁离恨重于山，不信马儿驼得动。’（《全宋词》卷一百八十）王实甫《西厢记》里船变成车，第四本第一折：‘试着那司天台打算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车儿约有十余载。’第三折：‘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陆娟《送人还新安》又把愁和恨变成‘春色’：‘万点落花舟一叶，载将春色到江南。’（钱谦益《列朝诗集传》闰四，陈田《明诗记事》乙签卷十三作吴镇诗）”。［3］钱锺书的读书之多，记忆之强，由此可见一斑，只是与郑诗本身的能指与所指关系不大、甚至了无相干。［4］ 注释： ［1］参见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北京第2版（1997年6月第1次印刷），第298页。 ［2］参见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北京第2版（1997年6月第1次印刷），第298页，注一。 ［3］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北京第2版（1997年6月第1次印刷），第3－4页。 ［4］刘皓明曾激烈批评钱锺书在《谈艺录》、特别是在《管锥编》所显示的“扫描般的记忆力”和“饕餮的阅读胃口”乃一种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技艺。参见刘皓明，《绝食艺人：作为反文化现象的钱锺书》，学术中华网站，http://，2004-04-25 12:2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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