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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每日一段历史 一、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化：既是祝福，也是诅咒1776年7月4日，一群衣着得体，谈吐斯文的北美殖民地领袖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首府费城开会，经过审慎、周密的推敲，他们最终通过了一份在美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文件。 这份名为《独立宣言》的文件开宗明义地写道：
文件誊写完毕后，会议的主持人、殖民地的大富商、大农场主约翰·汉考克首先在落款处签名，随后来自13个殖民地的55位代表逐一在文件后署名。 这些代表中有不少人的名字在后人听来如雷贯耳：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塞缪尔·亨廷顿……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担任过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各州州长等显赫职务。 当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当时北美殖民地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包括大官僚、大商人、大农场/种植园主、大律师。 这些人之所以联合起来反对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就是因为英国推行的殖民地政策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大陆会议 打比方说，英国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从北美殖民地收购棉花、烟草、皮毛之类的初级产品，然后再以高昂的价格将衣服、香烟、白糖等制成品向殖民地倾销。 这就是现代国际经贸关系中常说的“剪刀差”。 殖民地的人当然不傻：我们有人、有钱、有技术，也可以办制衣厂、卷烟厂、炼糖厂啊，有钱大家一起赚啊！ 可是英国作为宗主国发话了：不行！除了磨面、酿酒、制蜡，殖民地不准许办其他制造业，而且你们这些有钱人还必须交更多税，以养活我们的殖民地治理机构。 殖民地的大商人和大农场主们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拿约翰·汉考克来说，从前他做甜酒走私生意每年只要拿出2000英镑来打点殖民地官员就行了，可是1764年殖民地颁布《食糖法》之后，他每年需要缴纳的税金达到了惊人的40000英镑。 那时候1英镑非常值钱，相当于1磅（约454克）白银，40英镑可以满足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开支，一个商人如果年收入达到500英镑已经属于社会顶层。 好家伙，既不让赚钱，又要多纳税，这是赤裸裸地薅羊毛啊！殖民地的有钱人彻底怒了，他们开始秘密囤积枪支、火药，暗地里和英国官方顶着干。 但是矛盾积累多了，总有一天会大爆发的。终于17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一声枪响，美国独立战争开始。
美国独立战争开端：列克星敦枪声 正因如此，《独立宣言》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保护“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实质上就是确定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 也就是告诉英国人：国王有什么了不起的，想耍流氓白拿我们的钱？就算你是上帝都没门！ 从这一天开始，北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彻底挣脱了封建制度加在他们头上的两个束缚：神权和王权。 《独立宣言》标志着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式向封建制度宣战，7月4日后来也成为美国的国庆日。 13年后的1789年8月26日，法国大革命中的“制宪会议”颁布了《人权宣言》，该文本的第17条更是明确地写道：“财产是不可侵犯与神圣的权利”。 比起美国的前辈们，法国资产阶级把自己对财富的诉求表述得更加激进和露骨。 自由、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自此成为资本主义所谓“天赋人权”理论的核心要素。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三百年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产私有制之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三角关系。 又73年后的1862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和颁布了《宅地法》，这项法案宣布： 凡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只需缴纳10美元登记费即可领得不超过160英亩的西部国有土地作为份地。
资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林肯 几乎是吹响了号角，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赶着大车，背着行李涌向西部，随之而来的是西部以惊人的速度得到开发和白人对土著印第安人的残酷屠杀。 “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这句露骨的话充分说明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是建立在原住民堆积如山的尸体之上！ 得益于南北战争胜利的美国北方工商业资本家不仅从此摆脱了南方奴隶主的掣肘，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在创造个人财富的空前的激励下，资本主义制度爆发了惊人的活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层出不穷，19世纪末期的美国一派生机勃勃。 伴随着资本的快速积累，美国涌现了大量的资本家、地主、以及依附于他们的专业人群：律师、记者、学者、医生……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资本巨头和日常交往频繁的政治、科技、金融、传媒等利益相关方互相捆绑，形成了各立门户的庞大利益集体： 军工部门有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等公司和国防部、中情局等共同组成的军工复合体，科技部门有脸书、苹果、谷歌、英特尔等五大垄断巨头，金融部门就更别说了：摩根大通、高盛、摩根斯坦利……哪个是吃素的？ 当然还有农业，虽然农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通用磨坊、泰森食品等农业巨头也不是好惹的！ 现在美国农业的命脉掌握在300多万家完全工业化、机械化的大农场主手里，这些农场生产全世界五分之一的粮食，每年都从美国政府获取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如果谁想要削减哪怕一分钱的农业补贴，立马就会被农业巨头雇佣的媒体口水淹死。
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农业 由于奶酪已经被彻底瓜分完毕，美国国内任何政策的调整，势必会触动原有利益集团的奶酪，就算你提出法案上了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内部被资本巨头买通的议员也不可能让它通过。 要是你实在不识相怎么办？资本巨头们当然有本事让你“开八枪自杀”，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绝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遇到内部的利益冲突时不是协调处理，而是一盘散沙。 简而言之：尽管谁都知道把蛋糕做大是件好事，但谁也不肯出面粉、黄油和鸡蛋。 再举个例子，每个人都知道高铁对经济发展的好处，美国政府也不是不想建造高铁，可是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建成。 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铁所占用的土地面积远远超过一般的铁路，也超出了美国政府所掌握的国有土地的面积，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会遇到铁路从私人土地上经过的问题。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你占用私人土地，就得向私人地主支付占用土地的对价。 管你是美国政府还是州政府，要征用私人财产就必须付费，天经地义，合理合法。 可麻烦就在于私有土地主太多了，修条铁路往往会碰到成千上万个私有土地主，如果政府需要和每一个地主谈价钱，就会遇到两个永恒的问题： 给你多少合适？给他多少合适？ 放弃吧，这条铁路到世界末日都修不成。 对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既是祝福，也是诅咒。
资本主义的诅咒 二、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实现国家稳定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实现统一以来，中国历史就存在一个无法摆脱的循环：土地兼并—王朝更替—重新分配—土地兼并。 翻译一下就是：某朝代末年由于土地过于集中，农民没有土地，遇到灾年压力太大活不下去，于是爆发农民起义，王朝被推翻。 原来的统治集团一部分或者草根势力建立新政权后，皇帝大封功臣，功臣成为新的地主，然后土地越来越集中，最后农民活不下去，再次爆发起义，一切洗牌重新来过。 为什么会发生土地兼并？因为土地是封建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有了土地就相当于有了财富。 人的贪欲是无限的，但土地却是有限的，当全国的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里的时候，就意味着几千万人没有土地，沦为受地主雇佣的佃农。 佃农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积蓄，一旦遭遇天灾，马上就会沦入吃树皮草根，吃观音土的悲惨境地。 “等死，死国可乎？” 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们不是没有认识到土地兼并的危害，西汉时代，政府开始采用强制措施，把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强全部搬迁到长安附近以利于控制。 但这并没有什么大用处，走了一批人，原来的地方又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出一批新的大地主。 而到了东汉，地主和权力的联系更加密切，他们不仅垄断了土地、财富，还进一步利用“察举制”的漏洞，大量进入政权内部，成为统治阶级。 “举秀才，不知书，查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例如“四世三公”的河北袁绍，“四世太尉”的弘农杨彪，都是权力世袭的产物，他们在朝廷掌握大权，在地方上自然而然地成为大地主。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事实上已经证明了，光控制地主，不从源头解决土地供给问题的办法行不通。 三百年后，北魏孝文帝宣布实行“均田制”，把无主的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耕种，并规定成年男子每人可得土地一百亩，这样的农民就成了自耕农。 但均田制的弱点是：它必须建立在国家掌握的土地基础上，国家掌握的土地越少，均田制的根基越薄弱。 虽然均田制规定“本人死亡后土地必须交公”，但真正交回公家的土地很少，而且随着人口增加子孙后代能分到的土地越来越少。 举例说：张三分到一百亩地，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人五十亩，两个儿子又各生了两个儿子，于是一人只能分到二十五亩。 有的年份收成不好，张三的孙子找村里地主王善人借粮，王善人说：粮食可以给你，不过你要拿地交换。 张三的孙子给了地主十亩地，自己只剩下十五亩，到张三的曾孙辈时，分到的土地实际上已经养活不了自己，只能靠租种地主家的地维生，又从自耕农沦落为佃农。 经过几代人的演变，土地兼并的问题不仅没能根除，反而愈演愈烈，于是“均田制”实施二百多年后亦只能无疾而终。 更糟糕的问题在于：农民不仅要向地主缴纳地租，还要承担政府征收的各种各样的税负、劳役，可谓是水深火热，苦不堪言。 甚至有的农民连租种的土地都没有，只能到处乞讨流浪，成为流民。
《流民图》 后来，唐朝实施“两税法”，宋朝实施“募兵制”，明朝实施“一条鞭法”，清朝实施“摊丁入亩，永不加赋”，但实际上只是把原有的向农民征收的税负合并为一，不久以后又生出了新的征收名目，于是农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重。 历代封建王朝，寿命最长的也没有超过三百年的，这是因为土地兼并的速度决定了王朝的寿命，这一问题与封建势力、官僚势力相互勾结，成了王朝治理不了的痼疾。 这个规律被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黄宗羲率先总结出来，并被后人称为“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之后，中国社会又兜兜转转过了几百年，土地兼并的问题没有解决，又来了帝国主义，眼看中国就要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韶山冲走出了毛主席。 毛主席是农民的儿子，他对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勤劳、朴实却又蒙昧、胆小的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从青年时代开始，毛主席就产生了让中国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翻身做主人，不再受欺压剥削的伟大志向，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大革命的汹涌洪流中，与其他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缔造了中国共产党。 很快，农民运动在湖南风起云涌，为了调查湖南农民的生活、劳作、斗争情况，从31岁到34岁，毛主席走遍了三湘的山山水水，结识了成百上千的农民朋友。 怀抱着向农民学习，靠实践求证的态度，1927年3月，他写成了不朽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文中他豪情万丈地写道：
长沙橘子洲·青年毛主席塑像 三、毛主席留下的红利泽被千秋1927年9月9日，毛主席带领湖南、江西等地的革命武装和进步农民发动秋收起义，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 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至此找到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正确方向。 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22年弹指一挥间，人民的武装力量从只有手持长矛梭镖的几千人，发展到百万雄师过大江。 中国人民自己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被赶走了，但一个更加复杂和艰难的问题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 怎样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束缚，让中国人民真正得到解放，不再陷入困扰国家几千年的土地兼并的死循环？ 毛主席精通中国历史的兴旺治乱之道：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他看了17遍，4000多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几乎全看了一遍。但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光从历史里找答案。 从商鞅变法开始，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制度本质上都是围绕着土地私有展开的，就算是“两税法”实际上也不过是把国有土地又变成了私有土地。 别说在中国土地私有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观念，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是承认和鼓励土地私有，似乎世界上只有土地私有这一条道路。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本质上还是承认土地私有，三民主义实施了二十多年，几亿农民依然挣扎在死亡线上。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不仅仅需要开天辟地般的智慧、魄力、勇气，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产生这样的机会，但万幸的是毛主席一个人就占齐了，也许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毛主席所借的天时，就是阻挠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已经彻底被摧毁，盘踞在农村的地主和富农势力也遭到沉重打击，不成气候； 毛主席所居的地利，就是在解放战争中全国各地已经陆续实施了土地革命，使得四亿多农民分到了土地，从此翻身做了主人； 毛主席所用的人和，就是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空前提高，人民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有办法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凭借着超人的智慧、魄力和勇气，毛主席决定实施一个彻底解决问题，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土地全面地收归国有，由国家负责分配。 从1952年年底开始，中国陆续实施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建立农村合作社的办法，把土地转为国家和集体所有，使农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到了1956年底，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已经占到总数的96.3%。 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中国消灭了一直以来的划地为界，禁锢农业发展的小农经济，得以开展大规模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毛主席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 第一，之前农村修水库、水渠、堤坝要占地，土地谁来出？现在问题解决了，土地国家来出！ 虽然当时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但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共修建了8.6万多座水库、640万余口塘坝、16.5万千米河堤，工程量相当于1200座三峡！ 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机井、水井，而且这些水利工程的质量都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时至今日依然在为农田灌溉、城市供水不断服务。 同时，长江、黄河、淮河、珠江、辽河等全国主要河流全部得到治理，治理的小江小河不计其数，为祸中国几千年的水患大减。 第二，农村修公路、造铁路要占地，土地谁来出？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国家统一分配调拨！ 到1976年，全国新修和扩建的公路达到82.3万多公里，桥梁11.7万多座，铁路4.74万公里，具有战略意义的现代公路、铁路网络基本成型。 第三，农业机械化要买大量的农机、设备、化肥，钱谁来出？集体合作社出！ 1952年全国农业生产共使用化肥7.8万吨，1976年化肥用量达到近583万吨，1949年全国农用联合收割机只有13台，到1978年已达到20622台。 这就是热血沸腾、激情燃烧的年代！ 而这个过程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彻底阻止了土地兼并，因为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土地只能承包，不能买卖！ 你再有钱有身份，想要买地？不行！ 对于农民来说，有土地就有庄稼，有庄稼就有收入、有饭吃，而且国家划定了耕地红线，在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日益提高之后，更能有效对抗自然灾害的影响。
毛主席视察黄河 这一制度影响深远：在城市发展较慢，物资匮乏的60-70年代，农村成了城市人口的“蓄水池”，大量人口流入农村，分到土地自行耕种。 而到了中国建成完备的工业化体系的80-90年代，大量农民在农闲时节进城务工，又在农忙时节返乡耕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粮食产量约为2263亿斤，到毛主席去世那一年增长到5726亿斤，1996年首次突破10000亿斤大关，2021年已达到13657亿斤。 这使得我国在人口增长近3倍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反而增加了1.4倍多。 当年，新中国这艘载着近十亿人口的大船在惊涛骇浪、礁石林立中有惊无险地穿行，虽有颠簸，但终无倾覆之险，直至海阔天高，晴空万里。 时至今日，14亿中国人依然在享受毛主席留下来的红利，因为他推动实现的土地国有化从根本上保障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1990年代初期，中国决心以日本新干线为标杆，建设自己的高铁线路，在国家统筹规划和调拨下，仅用了4年时间就建成了第一条中国高铁——秦（皇岛）沈（阳）客运专线。 秦沈铁路通车19年后的今天，中国高铁通车里程已超过4万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高铁营业里程总和，覆盖了几乎全部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
中国高铁 正是因为有了几十年前打下的坚固基础，才有了今天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 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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