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新落成的永济博物馆，发现在蒲州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碑刻、书帖、条幅，展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艺术，特别是与蒲州有关的彪炳史册的三幅书法碑帖——《大隋河东郡首山栖岩寺道场舍利塔之碑》《张玄素墓志》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张黑女墓志》（局部） 事有凑巧，2017年“五一”期间，我陪同由闻喜籍在沪工作的秦闻悦女士组织的上海母子游学团，在运城进行为期三天的“古中国”旅游学习，先后去了盐湖、芮城、万荣、永济和闻喜。在离开永济途中，我与王楚、蔡丽薇两位女士无意间谈及和永济有关的古代名帖，她们竟然产生了强烈共鸣。看来文化是超越时空的，具有超乎寻常的认同感作用。两位女士对这些法帖很熟悉，而且说前几天还在练习张黑女体书法。王楚女士知道张黑女墓志碑帖中三次提到“蒲坂”：一次是张黑女父亲曾任“蒲坂令”；第二次是张黑女本人于太和十七年（493）在蒲坂城去世；第三次是张黑女与妻在普泰元年（531）被葬于蒲坂城东塬上。两位女士不无激动地说，没想到张黑女墓志书帖中所说的人事，就发生在刚刚踏访的这块土地上。 《张黑女墓志》，刻于北魏普泰元年（531）十月一日，本称《张玄墓志》，是中国最早的墓志之一，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清代避讳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故清人通俗称其为《张黑女墓志》。张玄，字黑女，“黑女”二字，在此读“hèrǔ”。祖籍河南南阳，曾任南阳太守，因其父曾为蒲坂县令（今永济）而落籍安家于蒲坂。张玄卒后也葬于蒲坂。墓志出土于蒲州。作者、书者均无从查考。原石早佚，仅存清代书家何绍基所藏之原拓剪裱本，为存世孤本。原本就藏于上海博物院。全文267字。
《栖岩寺舍利塔碑》（局部） 从内容上看，《张黑女墓志》写的是北魏张玄的家世和生平，描写了他因学识渊博、儒雅俊秀而被委任为南阳太守。正当他造福一方，与民同乐，打算再展宏图、效命朝廷之际，不幸英年早逝，与妻子一起安葬在蒲州东塬。从书法角度来说，《张黑女墓志》代表着北魏墓志的最高水平，历代书法家争相传习。其书体精美遒古、峻宕朴茂，结构扁方疏朗、内紧外松，多出隶意。该碑反映了魏碑由初期的粗犷雄强转趋典雅秀美的特点。何绍基评曰：“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道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1950年，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先生，选用了其银行员工、山西阳曲人马文蔚书写的魏碑“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在人民币上并沿用至今，此六字就是典型的“张黑女体”。还有，《张黑女墓志》中一再称蒲坂，而非蒲州，是因为“蒲州”一词尚未出现。二十多年后，北周明帝二年（558）改秦州为蒲州，“取蒲坂为名也”，也就是说治所在蒲坂。这是“蒲州”地名的最早“现身”。鹳雀楼也是在这一时间始建。 “栖岩寺舍利塔碑”，发现于永济市韩阳镇下寺村的栖岩寺，现存于永济市博物馆。因其石质斑驳细点密布，又称为“鱼子碑”。该碑全文2400字，碑文以祝颂讴歌的华丽词句描述了蒲坂首山的胜景以及隋朝建造河东郡首山栖岩寺舍利塔的经过，突出了塔成之夜安置舍利入函所出现的佛光普照、万众敬仰的动人吉兆，还回叙了隋文帝杨坚神奇的出生相貌和他拯救弘扬佛教的丰功伟绩。从文章的形式上来说，前面概括描述，后面四字骈文，四六对偶句很多，用典古雅，辞藻华丽，可谓大手笔之作，符合从东汉以来到唐前期，八个朝代诗赋骈文的文风。这种风格形式上确实给人以美感，但内容空乏，瘠义肥辞。经过唐宋八大家的两次古文运动，骈文才为“古文”所代替。从“鱼子碑”书法上来看，它以方形魏隶为基础，楷书风格，极得瘦劲，缜密高浑，结构严谨，行笔流畅，被书家誉为“隋碑第一”。1979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一批全国书法艺术名碑。隋末唐初欧阳询的书体，与其一脉相承。 唐中期的书法巨擘，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特点是筋力丰满，气派雍容，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苏轼称“（在唐代）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书至颜鲁公，画至吴道子”，是对颜真卿书法的高度评价。在中国书法史上，能够与王羲之相提并论的，并对书法发展作出同样贡献的，只有颜真卿一人。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从人格上讲，他更是一位英雄的文人，中国文人的最高表率。余秋雨先生曾撰文，要“强行”向读者介绍一位文化名人，因为他的文化人格，光耀千秋，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人就是颜真卿。 在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第三年，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三月五日，颜真卿迁蒲州刺史，立本州防御使，持使节蒲州诸军事，封丹阳县开国侯，九月三日撰行书《祭侄文稿》，十月因御史唐旻诬告而被贬，改任饶州（今江西九江）刺史。十月九日，他途经华阴登华山，十二日与监察御史王延昌、大理事评监察御史穆宁等人同谒西岳庙，写下题记，时年50岁。他在蒲州任刺史七个月期间写下的《祭侄文稿》，被后世传为“天下第二行书”。同年在西岳庙里留下的题记《谒金天王神祠题记》，属于楷书大作，其中再次提到“蒲州刺史”。那是他离开蒲州，渡过黄河，赴贬所途中留下的墨宝。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纪念为国捐躯的侄儿颜季明所写的祭文草稿，前一部分沉着厚实，表现出祭灵时的敦朴虔诚，中间部分随着叙事的展开，行笔忽急忽迟，字体忽大忽小，反复涂改，作者的爱与恨、悲与愤跃然纸上，最后行笔愈来愈快，至末行放笔直下，作者的悲愤之情被推到极端。全篇234字，浑然一体，书法的节奏与情感的节奏高度统一。文稿无意于书，但字字表现出魏晋法度，彰显出书写者的书法功力，是有震撼力的艺术珍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两次写到“蒲州”二字。现在蒲州故城以东的旅游路中间，挺立着的“蒲州古城”高大牌坊，此四字便是集颜真卿手书而成。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派大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在强悍的回纥兵帮助下，先后收复长安和洛阳，取得一定胜利。同时，在现今永济地界上，竟发现有一块唐朝“大历四年（769）”的墓碑，还刻有“碑文刑部尚书颜真卿撰”的字样，再次拉近了颜真卿与永济的关系。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基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积极肯定、自觉珍惜而形成的一种对其坚守、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取向。永济这三幅碑帖，成为浩瀚墨海的一道风景，成为魅力运城的亮丽标识，更成为我们家乡文化自信的实力象征之一。傅晋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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