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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之祸最烈”的汉、唐、明三代，至于宋代则备受冷落。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上》的看法：“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笼统地认为宋代宦官问题同汉、唐两代一样严重；  有的沿袭蔡东藩《宋史演义》的论断：宋代“抑制宦官，没有阉祸”，甚至将此说引申为宋代宦官与政治无关。 宋朝到底有没有宦官干政现象？ 1、宋代宦官参政有多广泛？北宋宦官与政治无关之说事出有因，此说确实可以从当时人的言论中找到某些依据。 如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记载：
此外，如王禹偁曾炫耀，宋太祖对宦官严加约束，“止令掌宫掖中事，未尝令预政事”。 而曾肇则声称：
然而这些片言只语，不足凭信。  治平二年(1065)三月，侍御史知杂事昌海在谈到宦官问题时，指出：
后来，马端临在对比唐、宋两代职官制度的异同时，也认为宋代的情况是：
“仿佛”二字，堪称确当。北宋宦官的职责的确与唐代相似，绝不限于侍候皇帝及其家属这类服务性的工作，也不限于看守宫门、传达命令一类事务性的差事。 单就宦官机构特别是其下属部门的法定职责来说，便超出了给事宫掖的范围。 北宋的宦官机构有两个：
前后两省的下属部门如往来国信所，其职责是掌宋辽通使交聘之事；军头引见司，其职责是掌诸军拣阅、引见、分配之政。  这些职掌显然不属于宫掖中事。 何况北宋宦官并不仅仅任职于前后两省及其下属部门，某些机构的官员甚至明文规定必须由宦官担任或者以宦官为主要选用对象。 如《宋史》卷164《职官志四》称：
《两朝国史志》云：
朝廷又常常临时差派宦官兼领外事。
在这42人中，曾奉命到外地完成特殊使命者19人；负责治理黄河、兴建宫殿、筑城修路等土木工程者15人；出使党项、辽朝者5人；曾管勾修国史、干当实录院者4人；或勾当群牧司或任群牧副使，管理马政者7人；勾当三班院，主管武官三班使臣的注拟、升移、酬赏等事者6人；担任经制市舶司、勾当内藏库、监在京榷货务、提举诸司库务之类的职务，或奉命议更茶法、经制、财用、督运物资，以参预理财活动者7人。 此外，某些宦官或权州事，或知军事，或提举保甲，或任山陵使，或掌弓箭军器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2、宦官担任的4种重大差事由上所述已经可以看出，北宋上层宦官从政者较多、参政面较广，他们并不单纯是皇帝的家内奴隶，而且是皇帝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层宦官往往奉皇帝之命，承担以下4种事关重大的差事。 一是率军作战。在43名入侍宦官中，曾带兵打仗者多达18人。李神祐、窦神宝等人早在宋太祖时就如此，更为人所熟知的是王继恩、卫绍钦在宋太宗时率军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李宪、王中正在宋神宗时带兵同西夏作战，童贯、谭稹在宋徽宗时既率军镇压方腊，又带兵出征燕山。岂止率军作战而已，童贯在宋徽宗时曾领枢密院事，全面主管军政。 二是监视军队。在43名入侍宦官中，曾奉命监军、史有明文者虽然只有6人，可是曾任今辖者14人、都监者16人、巡检者9人、走马承受者8人，北宋从开国到灭亡，代代不乏其人。 今辖、都监、巡检尽管是等级不同的地区性统兵官，但正如柴德赓所指出，同时也具有监军的性质。至于走马承受（宋徽宗时曾改称廉访使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低级别的监军。 其全称为“某路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并体量公事”。这一职务设置之初，虽有“止令奏报公事，不得侵预边事”之说，实际上其主要职责除了传递军令、奏报战果、询访敌情而外，便是监视军队。  因此，当时人直截了当地说：
皇帝甚至“以走马承受一言，便易边帅”，以致其“气焰赫然，都总管反趋承之不暇”。 总之，这一职务地位虽低，权势却重。 三是侦探臣民。在43名入侍宦官中，曾掌、领、勾当、干当、管干皇城司者多达11人。 当时人说：
其职责不仅是拱卫皇城，而且有权派遣亲事卒侦探臣民动静。皇帝通过这一机构，“欲知军事之机密与夫大奸恶之隐匿者。”李神福、刘承规曾在宋太宗时勾当皇城司，而石得一在宋神宗时则长期担任此职。 元祐元年(1086)四月，御史中丞刘挚上疏弹劾石得一：
其中显然包含着旧党恶意攻击新党的成份，但石得一因管干皇城司而“权势锋焰，震灼中外”，则是可想而知的事实。  其实，宦官即使不任职于皇城司，也往往侦察臣民动静并有权直接上奏皇帝。如高居简在宋仁宗、宋英宗时，“闻外廷议论，必以入告’，因而外号“高直奏”。 四是审理案件。在43名入侍宦官中，如果仅仅依据《宋史·宦者传》，曾担任这类差事者不过3人而已，可是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宋史·宦者传》称，雍熙年间，阎承翰受宋太宗派遣，前往广州，将图谋不轨的广南东路转运使王延范逮捕下狱并就地处死，仅由此也可见宦官权势之大。 宋仁宗以后，皇帝亲自下诏审讯犯法官员，称为诏狱，并形成制度，其主持者常常是皇帝特派的宦官。宦官在宋神宗时主持诏狱的情形，旧党刘挚曾经给予描述：
这固然是一面之辞，不可尽信也不可不信。 绍圣三年(1096)，审理宋哲宗孟皇后的案件居然由入内押班梁从政、管当御药院苏珪这两位宦官主持。  殿中侍御史刘次升上疏：
宋哲宗对此不予理睬。诚然，宦官参预审理案件，也有主持公道的。 如宋真宗时，邓守恩“按狱于濮州，雪冤人十余”，杨守恩赴许昌，为受诬陷的老百姓周继宗平反。又如庆历五年(1045)八月，右正言欧阳修因言事得罪宰相贾昌朝、陈执中而被诬告，宋仁宗命令权发遣户部判官苏安世与宦官王昭明共同主持诏狱。 苏安世屈从宰相之意，说：
所谓锻炼，即是罗织罪名。 王昭明当即予以反驳：
欧阳修才得以解脱。王昭明居然敢于违反宰相意图，无非是依仗着有皇帝做后盾。 3、宋朝为何让宦官参政？从总体上说，宦官与士大夫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两股对立的政治势力。  皇帝何以如此信用宦官，大多数士大夫岂止很不理解，简直反感之至。 他们关于只可令宦官服扫除、通诏令，不可令其外出干事、采访外事一类的奏疏，像雪片一样飞向皇帝。其实，北宋宦官较广泛地参预政事自有其深刻的制度性原因。 首先，皇帝集权专制制度在北宋时期又有所发展，宦官作为这一制度的产物，其权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受到严格的抑制。士大夫们出于自身的利益和偏见，使劲叫喊：
他们总是片面地夸大皇权与宦权的对立，而对二者的一致性则竭力加以抹煞。由于宦权在通常情况下依附并服务于皇权，因而皇帝的看法与士大夫不同，他们把信用宦官作为振兴王纲的一个重要手段。 而不少宦官即使在封建文人笔下，也号称“公忠奉上”，受到了“服勤左右甚淳谨”、“宣传指挥颇称旨”一类的称赞。 皇帝因而“爱其忠”，以致“眷遇最厚”，甚至付予他们“细务悉令裁决，不须中覆”的特权。 在《宋史》有传的43名北宋宦官当中，受到这类称赞的多达23人，超过总数的一半。诚然，这里所说的“忠”无非是忠于赵氏一家一姓而已。 其次，猜忌武将以至文臣是北宋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皇帝势必让宦官较广泛地参预政事、干预军事，以牵制文臣、武将。  有人问朱熹：
朱熹回答道：
其实，北宋时期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按照马端临的看法，北宋皇城司指挥的数千名亲事卒，类似于汉朝的北军、唐代的北衙。 他在记述皇城司这个重要机构不让殿前司的将领统辖，而交由入内内侍省的宦官主管时说：
马端临惟恐人们不懂，最后特意加上一笔，画龙点晴：
朱熹讲到此事，可谓一语破的：
尽管士大夫们喋喋不休：
但这事关基本国策，很难在原则上被皇帝采纳。 岂止武将，皇帝有时信用宦官超过文臣。突出的事例要算宋太宗重用王继恩、卫绍钦，猜疑赵昌言。淳化五年(994)春天，宋太宗将宦官王继恩任命为剑南西川招安使，率军入蜀镇压李顺起义，军中之事“便宜决遣”。  后来，朱熹就此事，批评宋太宗：
当年秋天，参知政事赵昌言已出任川峡招安行营都部署。有个僧人胡言乱语：昌言额纹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 有位地方官又添油加醋：赵昌言素有重名，又无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兵柄。 宋太宗大吃一惊：朝廷皆无忠臣，言莫及此！ 他立即不让赵昌言入蜀，由宦官卫绍钦代其行。 对于这类现象，士大夫牢骚满腹：
皇帝有时不信任大臣而信用宦官，完全是出于稳固其统治的需要。 的确，历史上虽然有干政擅权的宦官，可是无黄袍加身的阉人，而篡权夺位的文臣、武将却屡见不鲜，柴德赓说得对：宋太宗“信内侍，取其不反耳。”  上面是就根本原因而言，至于北宋宦官势力的发展，又与以下3种具体情况有关。 一是太后临朝称制。历史上宦官常常因后妃专权而用事，太后垂帘听政之际往往更是宦官势力发展之秋。 宋真宗刘皇后是个精明干练的执政者，既“留心庶狱”，又“好问外事”。她作为一位女性，要了解下情只能主要依靠宦官，史称“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询究，故百官细微，无不知者”。刘皇后听政之初，宦官雷允恭因“凡机密事令传达禁中”而“势横中外”。 雷允恭在任山陵都监期间因擅易皇堂被赐死后，宦官罗崇勋、江德明等又因“访外事”而“势倾中外”。 难怪当时人吕诲说：
刘皇后称制期间，太常博士范讽因巴结宦官而出任右司谏，翰林学士蔡齐、群牧判官司马池、知陈留县王冲等人则因得罪宦官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更有甚者，有功于北宋王朝的枢密使曹利用因抑制宦官而遭到报复，本人被害死，亲属受株连宋仁宗曹皇后尽管垂帘不过13个月，仍然有宦官任守忠“用事于中，人不敢言其过。”宋英宗高皇后听政期间，宦官陈衍“怙宠骄肆，交结戚里，进退大臣，力引所私”。宋神宗向皇后并不眷恋权势，加之她仅临朝7个月，因而在她称制期间，情况有所不同，没有宦官用事的明显记载。 二是刚明之主在位。“刚好专任，明好偏察”，这类皇帝很容易信用包括宦官在内的所谓“近习”。 宋太宗是个刚明之主，号称“欲周知天下之事”。当时宦官王继恩、刘承规、卫绍钦受到信用，便与他以察察为明有关。不过，宋太宗主要是依靠石熙载、柴禹锡、弭德超等一大批所谓“随龙旧人”采访外事、参预密议、主持军政，宦官在宋太宗时权势还不算太大。 宋神宗是继宋太宗之后又一个刚明之主，他“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 司马光或许是出于旧党的偏见，上疏指责宋神宗：
建议他“凡欲知天下之事，当询访外庭之臣”。 宋神宗对此当然不能接受，他信用的宦官有李宪以及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被旧党刘挚怒斥为“四凶”。 如果说宋神宗在熙宁年间与王安石的关系如同鱼水，还采取过某些抑制宦官的措施，那么他在元丰年间同李宪的情谊便犹如密友，“言之亲莫如宪，日侍左右莫如宪。” 李宪因此红极一时，“朝廷之威福权令持于其手，官吏之废置用舍出于其口”。“士大夫或奴事之”，其中最下贱的是彭孙。他敢于“气陵公卿”，却“为李宪濯足”，竟厚颜无耻地说：
连李宪也感到恶心，“以足踏其头”并嘲笑道：
“太尉足香”，一时之间，传为笑谈。 三是昏庸之君当政。宋仁宗号称节俭，可是好色。他在后宫中创立十閤之制，以安置其最宠爱的10位嫔妃。十閤除“供具之外，仍置官管干，增长事势”。后宫规模因而扩大，宦官人数随之增多。大臣质问宋仁宗：
指出“内臣权任稍过”，请求“更加裁抑”。可是，并未收到多少效果。 宋徽宗这位风流天子又远非宋仁宗、宋哲宗可比，更是个十足的昏君。明代史家张溥把他穷奢极欲的主要表现简要地概括为“宫新延福，山成万岁，花石应奉”，同隋炀帝的“东京西苑，神山离宫，开渠行舟”相提并论。 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这批宦官正是靠着施展仇士良当年的故伎，得到宋徽宗宠信，从而飞黄腾达。 童贯有“媪相”之称，“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岳牧、辅弼多出其门。” 梁师成有“隐相”之称，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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