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两者都得不到。一个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两者兼得。 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么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此外，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自由选择》 弗里德曼的20条经典语录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积极为市场经济辩护，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以及其他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代表作有《自由选择》《美国货币史》等。 1. 私利并不是目光短浅的自私，凡是人们感兴趣的，凡是人们所珍爱的，凡是人们所追求的，都是私利。科学家希望自己在学科的前沿领域取得进展，传教士希望将异教徒转化为虔诚的皈依者，慈善家希望能给需要帮助的人带来舒适的生活，他们都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以他们的价值观来判断，他们认为这就是其利益所在。 2. 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繁荣和自由。 3. 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之多寡，部分是运气使然。运气决定了我们的家庭出生和成长环境。但是，选择仍然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决定如何利用我们手中的资源，比方说，是努力工作还是得过且过，是进入这个行当还是进入另一个，是从事这种冒险还是从事另一种，是储蓄还是消费等，不同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究竟能使自己的资源增强增多，还是使其消耗一空。 4. 如果让联邦政府掌管撒哈拉沙漠，不出五年就会出现沙子短缺。 5. 许多人希望联邦政府出面保护消费者。然而，当务之急是，保护消费者免于联邦政府的侵害。 6. 没有什么比联邦政府的临时计划更为持久。 7. 联邦政府解决问题的方案，通常和问题一样糟糕。 8. 最伟大的文明进步，无论是建筑还是绘画，科学抑或文学，工业或是农业，从来不是来自联邦政府。 9. 自由市场是人类发现的唯一能让多数人自愿合作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它对于维持个人自由至关重要。 10. 联邦政府从来不会汲取教训，只有人可以。 11. 联邦政府权力的每一次扩大都增加了一次危险，即政府逐渐变成了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工具，而不是为大多数公民服务。 12. 事实上，欧洲的最低工资法是这样一种法律，它使得雇主雇用技能有限的人成为非法之举。 13. 一个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一个将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将会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自由。 14. 通货膨胀是未经法律许可的税收。 15. 自愿交换并非繁荣和自由的充分条件，但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 16.（一些人）反对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它给予了人们渴望得到的东西，而没有给予特定群体认为自己理应得到的东西。大多数反对自由市场的论断，其背后是缺乏对自由本身的信念。 17. 我们希望用价格体系来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又不希望用它来影响（即便不是完全决定）收入分配，不论我们如何向往，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要价格体系，那么除了命令体系之外我们别无选择。那样的话，只能由某个权威机构来决定谁来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只能由某个权威部门决定谁该去清扫大街，谁该去管理工厂，谁该去当警察，谁该去当医生。 18. 其实，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美国人民对物质财富的重视，正反映了他们不愿意接受封建社会和贵族社会的那一套传统标准，即看重出身和门第。人们转而看重个人努力，而物质财富积累之多寡，正是衡量个人努力最为方便的标准。 19. 集中化的权力，并不会因为创建者的善意，而变得无害。 20. 一个日渐强大的联邦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带来的繁荣，迟早会毁掉《独立宣言》中以雄辩庄严的口吻宣告的人类自由。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所预料的要早得多。 弗里德曼的“粉丝”，可以列出一长串：两位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和加里·贝克尔、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两位布什总统、彭斯副总统等均是他的拥趸。撒切尔夫人说：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在它即将被世人遗忘的时候。贝克尔评价：“弗里德曼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 而《自由选择》是弗里德曼的代表作，也是自由思想经典中的经典。本书出版当年就登上了美国非虚构类作品销量榜首，常年保持全球销量过百万的记录。弗里德曼说：“潮流已经转变，但要想使人类自由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还需要一股更加势不可挡的滔滔洪流”。 转载读书《自由选择》原创 武旭 芝加哥学派的旗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代表作，不谈空泛的自由人权和生而平等，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就能看到自由宝贵的价值，以及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特别是郎咸平教授应该仔细读一读，因为他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国人思维，就是看到医疗、教育市场化改革的问题以及国有企业、金融体系改革的一系列弊病，然后就简单地归结为市场无效、欲壑难平，于是干脆鼓吹回到国家大一统的时代，但殊不知那其实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起点、对象，而产生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改革不深入、不系统而造成的。 01 一、美国的历史，可谓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的历史 之所以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是因为美国把两套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可能出于某种奇异的巧合，两套思想观念都在同一年面世，这一年便是1776年。 第一套思想观念体现在《国富论》这部伟大著作当中，正是这部书把苏格兰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推上了现代经济学鼻祖的地位。书中分析了，市场机制如何能够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提供衣食住行等经济生产活动中所需的合作和协作结合起来。只要协作是完全自愿的，那么交易双方就都能获益；除非交易双方都能获益，否则交易就不会发生。所有人都能通过协作获益，而这种协作并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强力、强制，也不必侵犯个人自由。 第二套思想观念体现在《独立宣言》当中，由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起草的这一宣言，表达了那一代人的普遍看法。《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人人有权追求其自身价值”的理念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02 二、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 经济自由即可保证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而不必靠外部强制或某个中央命令，由此缩小了运用政治权力的领域。而且，由于自由市场是一种分散权力的机制，因此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能够被自由市场所克服、消化掉。如果经济和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手中，那就必然导致专制、暴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带来的成功，使它们对后来的思想家的吸引力日趋减少。人们总认为社会进步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去仔细想一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进步。他们已经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会给自由带来威胁。相反，人们总惦记着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认为，只要政府权力掌握在“好人和能人”手中，政府便可大有作为。 03 三、在经济社会活动方面，价格机制的三种功能和君主的三个应尽义务（不要干预价格，也不要扩大政府职能） 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价格机制可以发挥三种功能：第一，价格可以传递信息；第二，价格提供激励，使人们采用成本最低的生产方式，把可用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标；第三，价格决定了人们从产出中获得多少，即收入分配。这三方面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任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他们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绝不能补偿所费。 04 四、反对自由贸易的荒谬说辞，以及自由贸易的巨大好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关于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但仅有三种支持贸易关税的论点有所进展。第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国家安全论。第二个是所谓“幼稚产业”论。第三个支持关税的论点是“以邻为壑”论。第四种论点，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有人不断重提。这种论点说，如果其他国家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那么美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就是好事；但是如果其他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那美国也就不实行。美国不应该一方面以经济援助的名义对外国政府予以馈赠（这样会促进其政府的发展），同时又对其产品加以贸易限制（这样会妨碍自由企业的发展），美国应当采取一种原则明确而又一以贯之的立场，向全世界声明：我们信仰自由并将实践自由。实际上，这些支持贸易关税的论点从根本上损害了本国消费者的利益，也是国内的厂商通过政治游说争取而来的，对产业竞争力的培养一点好处的没有。 自由贸易带来的结果便是，从滑铁卢战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00年时间，是人类历史上西方各国之间最为和平的时期之一。其间仅有一些小规模的战争略微玷污了这一和平时期，最著名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和普法战争，当然，还有较为重要的美国南北战争，它的主要原因正是奴隶制这一背离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制度。在当今世界，关税以及其他各种贸易限制条件，已经成为各国之间产生摩擦冲突的根源之一。 05 五、自由是一个整体，在我们的生活中，减少某一方面的自由，很可能也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自由 美国虽然没有采取中央经济计划，但在过去的50年里，经济活动中政府发挥的作用却大得多了。政府干预使我们在政治上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它大大限制了我们的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支配自己收入的自由：我们给自己花多少钱，花在哪些方面；存多少钱，以何种形式存钱；给别人花多少钱，给谁花；等等。当前，我们收入的40%以上都被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替我们花掉了。经济自由当中另一重要的部分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支配手中资源的自由，即选择职业的自由、经营企业的自由、与人交易的自由等，只要我们从事这些活动时严格遵守自愿原则，不诉诸武力强迫他人。对经济自由的种种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一般的自由，甚至影响到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06 六、福利国家的谬误，为另一个人花别人的钱 把开支做一简单的分类，可以得出以下四种可能性。第一类指的是你为自己花自己的钱，如你到超级市场买东西。你显然有强烈的愿望，既要省钱，又要使所花的每一美元都花得尽可能合算。第二类指的是你为别人花你的钱，如你买圣诞礼物或生日礼物。你会像第一类中那样希望省钱，但并不同样想要花得最划算，至少根据接受人的爱好来判断是如此。当然，你要买接受者喜爱的东西，只要它能产生好的印象而又不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第三类指的是你为你自己花别人的钱，如可报销的用餐。你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少花些钱，但你会有强烈的愿望想使钱花得划算。第四类指的是你为另一个人花别人的钱。例如，你用报销单替另一个人付饭费。在这种情况下，你既不会想省钱，也不会想让客人吃得最为满意。然而，如果你同他一起用餐的话，那么，这顿饭就成了第三类和第四类的混合体，你就会有强烈的愿望满足你自己的口味，必要时可以牺牲他的口味。 07 七、结果平等与自由是相互冲突的 平等和自由是同一基本价值理念的两个方面，这一基本价值理念便是，人本身就是自己的终极目的。近几十年来，平等这一概念在美国出现了另一种含义，即“结果平等”。这种观念认为，人人都应当享有相同的生活水平或拥有相同的收入，同时应结束彼此之间的竞争。人们为促进结果平等做出了种种努力，这正是导致政府日益膨胀并对我们的自由强加越来越多的限制的主要原因。 一个社会若是把平等（即结果平等）置于自由之上，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既没有平等也没有自由。运用强制力量来追求平等，只能摧毁自由；而且，强制力量，即便最初是为了实现良好的意图才使用的，最终也会为一小撮人所攫取，他们以之来牟取私利。相反，一个社会若是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那么最终不仅会增进自由，也会增进平等，后者可谓无心插柳之作。 08 八、在其他领域的自由选择——教育、HSE监管、劳资和货币 我们可以允许也应该允许家长们既能在私立学校也能在公立学校使用代金券，并且，使用代金券也不应该仅限于他们所在的区、市、州的学校，只要学校愿意接受代金券，那么就应该不拘何处皆能使用。这样一来，家长们可获得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同时公立学校也就只能通过收取学费来自筹资金（若其全部资金都可用代金券来满足，那就是完全自筹资金；若代金券只可满足部分资金需求，那就是部分自筹资金）。因此公立学校之间、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便可展开竞争。 如果政府有责任保护我们免受危险物质的侵害，那么照此逻辑，烟、酒均应在禁止之列。如果应该由政府保护我们在骑自行车和玩砸炮枪时免遭危险，那么照此逻辑，滑翔、骑摩托和滑雪等更加危险的运动就更应禁止。就其他人说来，对于控制我们行为的更为极端的尝试，如要求汽车安装拉环锁、禁止生产糖精等。假如政府真的能够掌握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有关我们食用的东西或从事的活动的利弊的信息，那么政府就应该向我们提供这些信息。不过，政府最好还是听任我们自由选择，让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当工会通过限制从业人数的方法使自己的会员获得高工资时，这种高工资代价就是其他工人就业机会的减少。当政府向其雇员支付较高工资时，这种高工资的代价就是损害纳税人的利益。但是，当工人们通过自由市场获得较高工资和较好工作条件时，当雇主为雇用优秀员工而开出高工资时，当表现优异的工人获得高工资时，这种高工资的实现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它来自于更高的生产率、更大的资本投入以及更加先进的技术。蛋糕被做大了——不仅是工人得到了好处，还有雇主、投资人、消费者，甚至是政府官员。 对通货膨胀可以归纳出以下5条要点：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货币供给量的快速增加引起的，而不是产出的增长所引起的。2.在当今的社会里，由政府决定，或者说政府有权力决定，货币的数量。3.治理通货膨胀只有一种可行的方法，即放慢货币量增长速度。4.通货膨胀的发展，和对通货膨胀的治理都很耗时——至少是几年，不会是几个月。5.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发生的负面效应，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被菲利普斯曲线引入歧途，我们以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样的抉择观念显然是一种错觉。真正的选择是：要么把高失业率作为高通货膨胀率的后果，要么把它作为治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 09 九、不要被集体行动的逻辑蒙蔽，管制都是利益集团争取来的 无论是权力的无限细分还是各项政策的自相矛盾，都根源于民主制度的政治现实，这一制度就是通过颁布各种详尽和具体的法律条款而运作。这种系统倾向于赋予那些高度集中的小型利益集团过多的政治权力，也更重视那些能够产生明显、直接、即时效果的政府举措，而那些意义深远、造福子孙，但是短时期内看不出明显效果的政策往往不会被采纳，这种系统常常通过牺牲公众利益来实现少部分人的特殊利益。从以往的经验可以看出，在这种体系下，政治家们也掌控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其作用与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恰好相反。那些一心一意想要提升公众利益的人，往往会被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误导，最后提升的只是他们原本不想理会的少部分人的特殊利益。 发布于 2021-11-30 0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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