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五年，我们吃住在江村」 李友梅说，自己是“误打误撞”结缘社会学的。 1973年，她作为外语人才培养对象，被选派到复旦大学学习。入学不久，一群新生就被安排下乡，到崇明一边读书、一边劳动。 那个时候，除了严格紧张的学习，吃的粮食和蔬菜都要自己种，家畜家禽也要自己养。夏季农忙时分，凌晨四五点就要起来拔秧、插秧，一直忙到晚上才回宿舍。 虽然条件艰苦，但李友梅自觉学习，刻苦锻炼，不断追求进步。1978年毕业留校，虽然做的是行政工作，但她心里念念不忘的是“继续读书”。 上观新闻：从外语到社会学，您当初是怎样迈出转行“第一步”的？ 李友梅：1979年，中国社会学开始恢复重建。第二年，复旦分校成立社会学系。这是全国高校1952年以来第一个重建的社会学系。 为了解决社会学学科教师资源紧缺问题，1980年教育部批准南开大学建立社会学专业，举办社会学专业班。在费孝通先生的召集下，从全国17所重点大学选拔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去南开学习。复旦分校社会学系分到5个名额，包括2名学生、3名教师，3名教师中就有我。 为了这届南开班，费孝通先生专门邀请了国内外知名社会学家授课，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劳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林南教授以及雷洁琼、吴泽霖、林耀华、袁方等一批前辈学者。雄厚的师资力量，保证了南开班授课的水准，为我们这些刚跨入社会学殿堂的年轻人打开了专业之门。 上观新闻：您后来又是怎么从南开班走进江村的？ 李友梅：1982年初，从南开班结业后，我回到复旦分校社会学系。那时，费孝通先生坚信，社会学重建不仅要培养专业人才，还要围绕中国社会变迁提出的时代问题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当时，他正主持“江村五十年变迁”课题研究，要带一批有志于社会学事业的年轻人重返江苏吴江开弦弓村（江村）。为此，费孝通先生给复旦分校写了一封信，希望学校党委支持沈关宝老师和我去参加他主持的“江村调研”。与我们一同去江村实地调研的，还有复旦大学的刘豪兴老师。 上观新闻：新时期的“江村调研”，具体是怎样开展的？ 李友梅：1983年至1988年，我们三人基本吃住在江村，有时也带学生来村里参与实地调查。那时交通不便，最初还要坐船进入村子，通车后从上海到村里也需要一天时间，因此不经常回家。 在分工上，刘豪兴老师主要了解副业结构变化及其对农村家庭生活的影响、作用；沈关宝老师主要关注农业生产、乡村工业兴起及其实际运行情况；我主要聚焦当地的婚俗、生育与赡养，以及家庭经济贡献结构等方面的变化。
上观新闻：其间有什么新发现？ 李友梅：在江村，我们了解到大量信息，更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系列变化。 比如，乡村工业起来后，劳动力如何流动，观念如何变化；家庭内部的收入来源结构调整与权威格局如何变化；外来媳妇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贡献者后，如何影响婆媳关系；工业与农业的经济占比变化，如何推进乡村社会发展，等等。 由于“江村五十年变迁” 课题研究涉及几十年的历史变化，所以我们还必须查阅村、乡和县的经济、社会、政治等相关文献资料，有时还要走出去做比较分析，进而发现了一些共性现象。 例如，乡村工业在早期成长过程中，锻炼出了一批供销员。这些供销员是工厂与市场的直接联系人，掌握着供销网络，而供销网络对于保障乡村工厂有效运行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南地区有一些乡村工厂走向低谷甚至面临倒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供销骨干离开工厂、另辟发展路径。 对于这些重要的共性，我们要收集资料，还要论证、核实与研判资料，信息梳理和分析的工作量很大，但收获感很强，也锻炼了实证能力与敏锐意识。 「一篇博士论文，引发法国汉学家争论」 走出江村，李友梅又飞去了法国巴黎。 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实践发展永不停滞，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社会学研究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认知、描述“中国问题”的阶段，还要有志向、有能力去分析概括问题产生与变化的复杂机制。 “可以说，我是带着这一使命去法国求学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李友梅依然记着临行前费孝通先生的嘱咐：“认真学习西方人的分析方法，好好了解他们的理论研究风格。” 上观新闻：求学法国的这段经历中，有哪些令人难忘的记忆？ 李友梅：我在法国总共留学6年多，那里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是比较好的。我不仅有法国助学金的保障，还在导师克罗齐耶先生的帮助下找到了位于巴黎16区的住房。 我的房东是一位贵族老太太，一年只在巴黎住3个月，冬天住在瑞士，夏天生活在英吉利海峡旁的小镇。由此，我也有机会随她去瑞士过圣诞节，去海边小镇避暑。 克罗齐耶先生曾任法国社会学会会长，并在美国哈佛大学执教过。20世纪60年代，他在法国国家科研院创建了组织社会学所。克罗齐耶先生既担任组织社会学所所长，也是巴黎政治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点负责人。在他的指导下，我们的课程设置非常精致。授课教师有来自大学的，也有从企业和政府机构请来的；有讲专业理论和方法论的，有讲组织案例分析的，也有讲调查访谈技巧的。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接受案例调查与分析实训，之后才可以完成论文。这种训练方法，大致是一种学院制培养方式。 相较而言，费孝通先生带学生到田野调查，不会要求学生用什么理论工具，而是通过讨论问题，引导学生带着思考深入社会生活开展调研，边做边学，逐步贴近实际。这对悟性的要求很高，同时也是培养社会关怀的过程。 在克罗齐耶先生那里，更多地会定期、不定期地举行学术讲座，还有博士学位论文阶段性成果的汇报讨论。每天上午喝咖啡、下午喝茶的时间，是大家聚拢在一起进行学术思考、交流读书心得的机会。这种互相学习、互相启发的氛围，至今都令人难以忘怀。这也是促成我留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观新闻：博士学位好拿吗？ 李友梅：1994年下半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撰写。克罗齐耶先生读了后表示满意，很快就请了三位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有研究的法国汉学家来作答辩委员会成员。 答辩会是在一间可容纳30多人的教室里举行的，几乎坐满了人。答辩会开始后，三位答辩专家没有就论文的案例和分析提出问题，而是对论文所依据的资料提出了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质疑，随后将这些质疑转向了我导师领导开创的组织决策分析和推论方式。 答辩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异常严肃起来。在法国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中，虽然不时会出现答辩委员之间的正面交锋，甚至把对方的理论观点批得一文不值也是常有的事，但那天的对话和争论显然超出了预想。 不过，答辩结束以后，克罗齐耶先生让我不要担心。他说：论文引发这样的争论，说明论文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有价值的，因此是成功的。这样的安慰、鼓励，让我很快摆脱了负面情绪的影响。 「信任、协商、认同，是最可贵的支撑」 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的第12天，李友梅便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上海。她接手的第一个任务，又是“下乡”。 当时，浦东新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发开放，城市化进程超常规推进。怎样使祖祖辈辈生活在浦东的居民，跟上新兴现代化都市的发展要求？ 为破解这一难题，浦东新区的领导尝试“召唤社会学来研究”。费孝通先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刚回国的李友梅。她二话没说，换下高跟鞋，决定先去金桥镇看一看…… 上观新闻：为何选择去浦东金桥调研？ 李友梅：浦东新区金桥镇是金桥出口加工区所在地，也是最早遇到大规模征地开发的乡镇。这里本来就有发达的乡镇企业，周围的农民问题构成比较复杂，现在又出现了因大开发需要而“洗脚进城”的农民。怎样引导他们尽快适应这一变化，是新区领导非常重视的课题。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全世界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自己根据具体实情创新解决方式。为此，必须先了解征地农民和乡镇企业的现状，而不能根据臆测来出台政策。 经过一系列访谈、调研后，我们发现金桥出口加工区引进了许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的国外大公司。而另一方面，一些农民面临着生产性退路问题。由此，我们提出了引导乡镇企业改变发展理念的思考，即让“土”能够消化“洋”，把“旧皮”加到“新皮”上再生产出一种“新皮”来，以解决“毛将焉附”的难题，确保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
上观新闻：后来，又是什么因素促使您转向城市社区研究？ 李友梅：我对城市社区的调查研究，始于徐汇区康健街道。我们在实地调研中不断发现，在基层社区层面的组织关系中，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既是合作者、协商者、对话者，也可能是竞争者。这种多样化的互动与关系，带有很多不确定性。这就提出了“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要求，对这一要求的回应推动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创新探索。 这是中国式发展路径和实践逻辑，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社会现代化模式。源自西方政治社会研究的“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和理论范式，体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相互抗衡、相互对立的二元结构，不能用来推论和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质。 应当看到，新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以工厂、社区、街镇、市域等为单位形成的能够不断迭代、优化的共同体形态，具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利益与情感凝聚力相互强化、相互协调的鲜明特征，从而得以避免西方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深层次难题。 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我和团队尝试以整体观来构建“制度与生活”的研究框架，力图在具体的社会转型背景下解读出“秩序与活力”的有机平衡关系。 以此来观之，70多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稳定、有序运行，一个重要缘由就在于党能够把握好不同历史时期“秩序与活力”的平衡点，基于共同利益而汇集凝聚力，形成“纵览全局，协调各方”的组织与制度优势，缓和张力、化解矛盾、消除对立。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始终在完善自己的公共性。 我希望，用这样的“中国话语”来呈现和解读“中国变迁”，可以得到学界和公众的更多反馈。 上观新闻：2022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战，您有什么新思考？ 李友梅：2022年上半年注定是不平凡的。北京冬奥会冲破西方世界的种种杂音成功举办，俄乌冲突引发的国际震荡仍然未见终局，新一波疫情又突然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常态，似乎让很多人更深刻感受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社会每次遇到重大转型和突变时，都会对已有的知识体系带来新的挑战，并提出新的认知需求。 事实上，放眼整个现代化进程，社会生活总是在各种非常态化的实践中寻求稳定运行的方式。其中体现出来的，正是人类的社会韧性。作为凝结这种社会韧性的公共性，则在人类不断战胜各种风险的过程中成为促成社会团结、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纽带性力量。也正是内生于其中的信任、协商、认同，成了今天最为可贵的支撑。 「要真正成为“经世致用”的实践性科学」 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推选费孝通先生担任会长。 2017年，李友梅当选新一届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她也是中国社会学会历史上首位女性会长。2020年，李友梅卸任会长一职。她说，“只做一届”，是自己对自己定的规矩。 前后两任会长，相隔30多年，不断的是师生缘，不变的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不忘的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上观新闻：在您看来，费孝通先生是一位怎样的学者？ 李友梅：费孝通先生的学习和工作、学术和生命深深扎根于祖国大地，可以说是深情“还学于民”，一生“志在富民”。 1981年，费孝通先生再一次访问江村，看到了家庭工业复苏，看到了乡镇工业蓬勃发展。后来，他写下《小城镇再探索》一文，第一次提出“苏南模式”。 1986年，76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开展温州调查，走访浙南四个县五个镇，行程1500公里。调查结束后，他先后撰写长篇调研报告《小商品 大市场》和《温州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 在学术创见上，费孝通先生不仅能够把握住中国社会急剧变革中出现的最重要议题，而且总是希望用社会学知识解释这些议题的深刻意涵，进而提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学理命题。“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就是费孝通等老一辈知识分子从中国实际出发又放眼世界，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知识生产进行思想升华的结果。 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一代学者在人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共同问题意识、深沉家国情怀。反映到学术思考中，就是他们对古今中西境遇下中国社会要往何处去的文化自觉。这种关怀，一直从地方性知识延伸到对全球化世界进程的思考上。
上观新闻：对有志于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称得上是“必读书”。您希望他们从中汲取怎样的营养？ 李友梅：我理解，品读《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不只是为了寻求纯学术性的见解启发，更要注意体会社会学家如何跨越“文野之别”、如何超越“西方与非西方二元对立”、如何进行本土知识生产，以此来观照和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握好“接力棒”、跑好“新征程”等重要课题。 费孝通先生对“运用外来理论套用在中国社会”的倾向是不认同的，并强调自己“不敢随意接受不是从本土事实中归纳出来的结论”。他70多年的知识生产，始终源于扎实的田野调查。 就《江村经济》而言，其里程碑性意义在于标志人类学从过去被囚禁在研究“野蛮人”的牢笼里冲出来，进入开阔庞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由此，费孝通先生为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案例”“中国方法”和“中国智慧”。 《乡土中国》只有五六万字，却容纳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概念。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研究，有别于一些社会学者先入为主地将中国乡村想象为“停滞、封闭、孤立”的状态，而是更凝练地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从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里，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相互交流、相互印证的动态关系。 上观新闻：有前辈学者打下的基础、开辟的“从实求知”路径，新时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学应该抓住哪些重点？ 李友梅：面向未来，社会学要在中国真正成为一门能“经世致用”的实践性科学，必须经历一个深度“中国化”或者说“本土化”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体现的恰恰是一种开放、变革、进取的精神意识，是让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格和经验向普遍的人类社会开放，并参照人类普遍性来观照审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格和经验，进而揭示社会变革发展的应然方向，探索走向这个方向的“中国道路”。 一方面，我们需要一种更大的视野和更广的关怀来超越文化差异，寻求多元文明文化共存共荣的相处之道。另一方面，世界也在重新认识中国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会以怎样的形态来回应世界认知，我们的认知是否到了可以满足中国自己和世界需求的程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一起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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