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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中国玉学研究的理论建构中国玉学研究的理论建构

 独角戏jlahw6jw 2022-06-24 发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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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摘要]在全球的文科学界中,有一门唯独在当代中国催生出的新兴学科——玉学(或称“玉文化研究”)。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回顾伴随着玉学研究的当代兴起而来的理论建构过程,概括为七大理论命题,尝试解说这些全新理论命题的提出和讨论,对中国文化深度认知的创新引领意义。

[关键词]玉学;玉文化;文学人类学;理论建构;文化基因

一、引 言

  中国,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东方古国,其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基因是什么?

  在学术上,如何认识人类在东亚洲催生出的这个文明古国的精神和信仰奥秘?伴随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中国学界新兴的一个人文研究领域——玉学或玉文化研究,能够给上述重大思想问题提供有效解答的一种全新视角和线索。

  这也是给整个中国文博界和文物收藏界带来巨大影响的前沿思想引领的一个学术新领域。笔者作为伴随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程而崛起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派的主要成员,在此从文学人类学这个跨学科研究视角出发,回顾和反思当代玉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过程,并希望能够有助于促进中国本土文化理论体系的形成,提升有关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的认识水平。

二、玉文化研究的思想引领意义:四十年回顾

  回顾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玉文化研究,其兴起至今四十多年来,对中国文化认识方面具有重要思想引领作用的理论要点,笔者择要归纳为如下七个方面。从年代上看,这七个理论创新命题的发生历程,是以1989年率先提出的“玉石之路”说和1990年提出的“玉器时代”说为首,以2019年出现的“万年中国”说为殿后。

  1.玉学与玉文化说(杨伯达、殷志强等)。

  2.玉器时代说(闻广,张敬国等)。

  3.玉石之路说(杨伯达、古方等)与玉帛之路说(文学人类学)。

  4.巫玉王玉说(杨伯达)与玄玉-白玉说(文学人类学)。

  5.玉魂国魄说(费孝通)与玉石神话信仰(玉教)说(文学人类学)。

  6.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文明基因)(文学人类学)。

  7.万年中国说(文学人类学)。

  这七个方面的理论观点的问世,大致呈现为考古文博专家的观点在先,而文学人类学方面观点继后的时序特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研究者们开始更多向理论化和体系化的方向演进,逐渐开启一个重建有关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认知的整体性研究新范式。自1989年和1990年,杨伯达和闻广分别提出中国史前时代存在一条“玉石之路”说和一个“玉器时代”说,到2019年文学人类学派提出“万年中国说”,正是不断涌现的玉礼器考古新发现,给三十年来的玉文化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度历史透视的理论动力,使得这方面的理论更新情况,堪称与时俱进和新见迭出。

三、探索发现:玉石神话信仰论对当代收藏文化的思想引领

  放眼全球,目前从事规模性的玉文化研究的国家,只有中国一个。其他国家只有零散的个人性研究,没有学术组织,也没有在全国规模调动学术资源的可能。中国何以成为这方面的唯一例外?因为中国的玉文化史目前已知长达万年之久,没有中断,举世无双。当代中国,除了学院派人士中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投入玉文化研究以外,还有玉器收藏界的庞大民间力量,其中不乏一大批对中国古老玉文化情有独钟的热心人士、企业家和各级政府领导。

  目前国内这两方面的势力虽略有交集,却总体上看依然处在壁垒森严和井水不犯河水的不利状态,相互看不起的偏见和成见也是非常普遍地存在着。这种现状大大阻碍了玉文化研究在国家学术总体中的崛起和功能、意义的发挥,降低了这方面学术成果的国家影响力。在学院派的玉学玉文化研究方面,首倡者和领军人物以文博收藏界专家为主。列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可以用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和《中国传世玉器全集》两套图文并茂的巨著,以及陆建芳主编的12卷本《中国玉器通史》。后者恰恰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出版问世的。12卷篇幅以《新石器时代北方卷》和《新石器时代南方卷》为首,以《清代卷》上下册为终。涵盖自兴隆洼文化玉器到清代末年的约八千年历程。

  自从2005年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全面介入玉文化研究后,这种情况也发生明显改变。有越来越多的文史哲研究者开始关注并转向思考这个方面的问题。文学人类学派提出的“玉石神话信仰(玉教)为前中国的国教说”,以及随后倡导的“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万年中国说”等系列理论命题,正在有力拓展相关学术思考的新局面,不但给整个学界带来中国话语与中国理论的思考新方向,也给玉文化研究和收藏界都带来相当可观的观念震动和思想激活作用。

  2013年,文学人类学研究会联合当年的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借助于上海交通大学和陕西省文联、陕西省文物局和榆林市文联的组织力量,在陕西榆林和神木石峁举办了“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自觉串联和整合考古文博专业人士与古玉收藏界人士在古玉研究方面协同创新,这种学院派与民间收藏相互对立的局面正在开始得到有效改变。这一会议论文集的作者团队以考古专业和文学人类学方面学者为主,也包括民间的古玉收藏家。举办这次会议的同时,中央电视台十频道张桂麟导演团队正在石峁拍摄四集电视片《石破天惊 石峁古城》,故会议现场也成为该电视片的重要镜头内容,对于考古专家和古玉收藏界的对话融合发挥了很好的传播作用。以甘肃临夏的齐家文化玉器收藏家马鸿儒著《齐家玉魂》和陕西神木的龙山文化玉器收藏家胡文高为首的石峁文化研究会编《石峁玉器》的正式出版为例,民间古玉收藏的成果逐渐为考古文博专业人士所接受和借鉴。这是中国玉学研究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下面从六方面简介文学人类学派的相关论点,这属于近五年完成的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之前后,重点提示的玉学研究新方向的内容。这部书2019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于当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并被史学界的学术公众号“文史宴”评选为2019年度十大好书。

  1.释读与解码。确认每一种玉礼器都代表一种神话观念,从而重建失落已久的玉石神话信仰体系,简称为“玉教”。该书重点解析的是玉璧、玉璜、玉柄形器、玉兔和二龙戏珠的神话蕴意。这种对古老玉礼器所承载的神话含义的辨析确认,可以表明,没有一种古玉的形制,是出于毫无意义的或盲目的制作生产行为。中国传统中为什么没有类似西方意义上的教堂和圣经?因为有古玉系统充当着显圣的宗教功能和象征表达神话教义的任务!在中国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史前期地方社会,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其社会统治阶层深知每一种玉礼器所代表的教义一般的意义。借助于认知考古学和比较神话学,传统中国的“君子必佩玉”制度的全面符号解码,正在开启之中。广西的《民族艺术》和《百色学院学报》两个学术刊物,分别自2008年和2009年起,开辟“神话与图像”专栏和“文学人类学”专栏,并持续十年之久,对这方面的跨学科研究成果的系统发表起到重要传播作用。

《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这个书名所回应的不再是中国的古史辨派,也不是国际文论界的原型批评理论,而是国际上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韦伯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同于韦伯的是:他要考证的信仰观念驱动社会文化变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其基督教新教革命的存在,是学界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而我们要求证的玉石神话信仰即玉的宗教(作为史前宗教的拜物教),始于无文字的史前期,是被文字文明埋没和遗忘已久的潜在对象,需要先耗费大量精力和大批材料,将其信仰的内核和基本教义观念重构出来,并说明其作为催生华夏文明国家的社会群体信仰之根的作用。只有系统描述出玉礼器发生发展数千年的“显圣物”主脉情况,华夏文明的礼制由来问题才得以真正得到系统观照和深度把握。与此同时,玉礼器数千年延续不断的脉络,成为重新定义天人合一神话观念的具体中介符号物。

  2.发现中国文化大传统基因。史前玉器研究的重新定位,相当于探索早于甲骨文的前中国文化唯一具有体系性的神圣符号。古玉,因此具有超越汉字书写和文献的不可替代的华夏史前史信息库作用。“万年中国说”在2019年提出的依据,就是2018年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发现的一万年前的灰绿色透闪石玉环。中国人以往习惯称说的“万年”或“万岁”,一直都是虚夸的数。就从2019年起,“万年中国说”理论将把万年历史观引向落实到出土的古玉实物和实证。“万年中国说”对“五千年文明说”的巨大反思和再造空间,刚刚得以开启,其后续的连锁效应是可以预期的。

  考古新发现的南方大米生产已经超越万年,北方小米生产之始的最新证据也逼近至距今万年。由此看,万年中国说的理论大视野,其所辐射的范围,不光是玉文化方面的孤立现象,而是玉文化发生在东亚洲伴随农耕文化起源的共生现象。这些新发现将带来文献以外的巨大的学术思考和研究空间。以浙江为例,在浦江县新发现的上山文化,有距今一万年的大米生产和陶器生产。随后在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文化中已经出现玉璜的雏形。

  3.纠正《周礼》老六器说(琮璧圭璋璜琥)的错误,提示新发现的新六器说(钺琮璧璜冠锥),并实现在南方的长三角地区发现的史前古玉六器体系到《周礼》六器演变之六千年谱系通观。这方面的初步论证也在2019年完成,可参见《玉石里的中国》一书第七章。叶舒宪:《玉石里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过去一直认为儒家经典《周礼》中所归纳的“六瑞”和“六器”代表上古文明国家中制度化的玉礼器体系之源。现在的考古新发现告诉我们,以“琮璧圭璋璜琥”为代表的《周礼》六器体系,只大约对应东周战国时期至西汉时期的玉礼制度,其年代仅有两千多年而已。西周以上的玉礼制度,即三千年以上的玉礼制度,并非如此。如果认真溯源的话,则在距今六千年的崧泽文化至距今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已经出现“六器”组合的萌芽状态。

  4.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再统一中国说。这是对“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理论命题的进一步细化的研究成果:呈现史前中国各地玉文化的独立性与关联性,最后如何在长三角地区的玉文化衰微之后,辗转传播扩散并最终被中原文明国家所吸收和整合。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和新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在2019年4月组织第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环太湖)的成果,已经汇编成为图文并茂的著作《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其主要观点:成体系性的玉礼器集群现象是在距今五千年之际的良渚文化中完成的。以琮璧璜钺为主的玉礼象征符号系统在良渚文化灭亡后,辗转传播到中原地区,奠定夏商周玉礼体系的原型基础。而良渚文化玉器体系中的冠形器锥形器等,则伴随着良渚文化的灭亡而失传于后世。在史前长三角玉礼器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引领意义的较早器形既不是琮也不是璧,而是源自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玉斧钺和玉璜。

  5.玄玉时代说与白玉崇拜说。史前玉器的颜色谱系与时空分布系统观照:对中原与周边对不同产地玉石资源的调配与传播现象的细化分类研究,得出以玉色划分标准来重新考量玉器时代说的细化可能。标本采样与学术研究并举的好处,避免闭门造车和纸上谈兵类的传统研究套路,以亲自踏查和亲自调研所获取第一手资料,有助于孵化新观点和新理论。详见上海市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中华创世神话的考古学研究·玉成中国”丛书之《玄玉时代:中国五千年的新求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这套丛书还包括另外七部专家著述,都是围绕史前至夏商周三代的玉器研究而展开的:

  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方圆一体——玉琮的故事五千年》。

  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周人尚赤——红玛瑙珠传播中国的故事》。

  叶舒宪著《盘古之斧——玉斧钺的故事九千年》。

  叶舒宪著《祖灵在天——玉人像与柄形器的故事五千年》。

  唐启翠(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副教授)著《禹赐玄圭——玉圭的故事四千年》。

  杨骊(四川省社会科学神话研究院副研究员)著《玄鸟生商——商代玉器故事三千年》。

  邓聪(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著《弄璋之喜——玉璋的故事四千年》。

  6.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的划分与西玉东输说的4.0版,全面修正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1871年提出的丝路起源说,将中原文化利用西来玉石资源的历史上溯到距今53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最早输入中原的玉种绝非透闪石成分的新疆和田玉,而是甘肃本地的墨绿色蛇纹石。其主要矿脉如今也已经得到确认,就在渭河上游的武山县鸳鸯山。如今的开采者和古玉收藏市场称之为“鸳鸯玉”。在武山县特产深色蛇纹石玉之后,是甘肃河西走廊以东地区所产的马衔山玉种和祁连山玉种,开始批量进入中原。这才是最早输入华夏文明腹地的西部透闪石玉料。其时代大致相当于齐家文化的年代。再后则是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三危山玉种和马鬃山玉种,最后才是新疆昆仑山玉种。这方面的田野考察系列内容,详见《玉石之路踏查续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后续的《玉石之路踏查三续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

  以上六点内容,基于文学人类学派参与玉文化研究后举行的十五次玉帛之路实地考察所获新材料,集中尝试展开从玉文化符号入手的中国版文化理论再建构。这些新观点大都属于探索性的,仅供文博界和古玉收藏界专家们参考和批评指正。《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一书举证史前蛇纹石玉礼器180余件标本,多半为在各地县级博物馆和文管所库房所采样拍摄,少量则为在西北各地文博市场与老乡家中采集或购买的。古玉收藏的知识如何服务于玉学和玉文化研究,进而成为推进中国文化理论总体建构的一个重要新视角,可以通过文学人类学派的数十年努力,提供出身体力行的一种实例。本文意在抛砖引玉,期待考古文博界专家与古玉收藏家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玉学发扬光大的希望所在。

补记:

2019年中国考古发现之“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与民间古玉收藏之关联

  在提交文章的前夜,2020年5月5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19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其中有“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与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举办的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敦煌道),在民间古玉收藏人士的带领下,于2017年8月30日抵达敦煌三危山旱峡实地考察并采样,并于2017年10月3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敦煌玉矿的新发现情况,并现场展示在旱峡玉矿遗址采集的玉料标本、陶片和石器工具等。2018年第1期《丝绸之路》刊登笔者撰写的《玉出三危——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简报》。简报叙事是从本次考察的敦煌当地向导——玉器爱好者董杰,以及兰州退休干部刘继泽先生提供重要线索开始讲起的,并诚挚地感谢古玉收藏界和爱玉人士对我们科考活动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奉献。董杰等民间人士本想自己组织公司开发他们早先看到的敦煌玉矿资源,经过我们考察发现玉矿产地的地表上有史前遗物(陶片和石球等),判断为重要文物遗址,随即努力劝说董杰等人放弃个人开采计划,将玉矿情况上报给国家。征得同意后,我们的考察简报才得以发表,引起敦煌市政府和甘肃省有关方面的重视,随即有甘肃文物考古所2019年的发掘工作。在此向特别鼎力支持文学人类学派长期田野考察工作的民间收藏人士敦煌董杰、兰州刘继泽、酒泉段平,向古玉收藏家们的爱国热诚和奉献精神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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