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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搬家式”的战略大转移，开始史诗般的“长征”。中共中央随着部队一起开拔了，给经营了十年的苏区留下了一批革命的火种，坚持在中国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同持续“清剿”的国民党军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今天的历史，着墨于“地球上的红飘带”，即伟大的长征。对于坚持在南方的原红军部队在残酷的环境下的生存，相对来说，并不是宣传得很多。我们所知道的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代表的便是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以及老电影中《闪闪的红星》、《洪湖赤卫队》、《党的女儿》，《红孩子》等。许多人对于那段历史的艰险知之甚少。  中国革命史上将这段时期称为“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撤走后，原中央苏区重新建立党政军领导体系。项英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着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琼崖等15个地区，独立坚持与国民党、国民党军及地主武装之间展开政治和武装斗争。 1934年秋至1935年春，国民党军以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的兵力继续向中央苏区进攻，红军和游击队在阵地防御作战中损失很大，苏区内的全部县城和大部分乡村被占领。  1935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的指示，苏区中央局决定所属机关和部队分九路突围。在突围中部队大部分损失，余部分别到达闽西、闽赣、赣粤边和湘南地区。项英和陈毅几经周折于3月底到达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油山。5月，原中央苏区全部失陷。与此同时，其他各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都遭受了很大损失，并先后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失掉联系，形成各游击区各自为战、独立坚持的局面。 这片土地上遭受了前无所有的屠戮，国民党党政军特开始了报复性屠杀，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来负责。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以过去的户籍资料为准进行清查户口、划分保甲等工作。西方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详尽的一次户口清查，其目的是为了抓住任何一个红军或党的嫌疑人员及家属。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国民党军和还乡团更是以“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让原来的苏区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血腥味。据史料不完全统计，仅就在中央苏区的主要城镇中，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杀2142人；于都被杀3000余人；寻乌被杀4520人；会昌被杀972人；石城县被屠杀576人；广昌被杀1000余人；宁都有4800余人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2124人。在如此血腥的屠杀中，村庄被屠尽，“无人村”、“血洗村”比比皆是，绝户，逃亡成为了当时最寻常的写照，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斗争环境愈加恶劣，也是更加考验忠诚度的试金石。可惜的是，留守苏区并坚持斗争的红军中依然出现了大量的叛徒，不少还是团以上的高级军政干部。 其中就有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中共军史上最大的军事叛徒之一）；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谢然之；闽赣军区司令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湘赣省委秘书长龙承旭；湘赣军区政治部主任何振芳；湘赣游击司令部司令曾开福；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佑；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朱森；闽北军分区李德胜；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莲安萍特委书记刘发云；下浙皖军分区司令何英；浙南军分区司令罗连生等等。  在部队上更是出现了军事干部大批叛变（哗变）的事件。湘赣军区独立4团自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红16师师长方步舟、冯育云（先后任），包括该部队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都先后投降和脱队。新红10军副军长倪宝树，红30师师长颜文清也都叛变了队伍。 还是这句话，堡垒往往是在内部被攻破的，在国民党军严密的封锁下，红军游击部队的机动和生存已经是困难异常，而叛徒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这些叛变者，不仅为国民党军提供情报，筹谋划策，更是亲自带领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还乡团、民团等）向昔日的战友发动一次次残忍的围剿。这个情况在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只有坚持在东北白山黑水中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东北抗联”也同样发生过。 如龚楚叛变后，即刻丧心病狂地对红军、游击队、中共地方干部、打入国民党军内部的中共潜伏人员进行了灭杀，中共的力量遭受重大损失或严重威胁。为了追击和绞杀昔日的老领导，恩人陈毅则不遗余力。  当了叛徒的龚楚 1935年10月13日，龚楚带领国民党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然后冒充湘南红军来找地方组织。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听说老首长龚楚来了，赶紧派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与之联系。何长林在龚楚的诱使下当即叛变。 为抓捕项英、陈毅，龚楚以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为名，写了一封信给项英、陈毅，并由何长林在上面签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项英见信大喜过望，马上想和龚楚见面。而陈毅对此感到非常怀疑，因为龚楚自恃资格老，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便目中无人。现在怎么突然谦虚起来，要他们去“加强领导”？遂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龚楚基于项英、陈毅没有回复，担心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遂在龙狮石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诱入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员投降。游击队员奋起反抗，除贺敏学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八九人带伤冲出会场外，其余50余人壮烈牺牲。这也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原闽北军分区李德胜，带领国民党搜山部军队对闽北红军游击队进行了绞杀，闽北军分区直属单位和部队遭受巨大损失，让人发指的是隐蔽在山上的红军伤员竟然都被活活烧死。 原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和秘书长龙承旭带着12个人及文件、译电码、公章、公款，地图和武器投降国民党江西省第二区行动专员兼保安司令危宿钟，直接担任向导，“清缴”自己曾经领导的湘赣省中共组织和部队。  原红30师师长颜文清为了叛变，就亲手打死11名红军指战员，叛变后带领国民党军“清缴”赣东北游击大队，激战三昼夜，仅指导员周世忠等11人突出重围。 原永定县苏维埃主席江利发叛变后带领国民党军10师一连人马会同金砂民团200余人对古木督发起突袭，该地是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永定县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军政委员会警卫班以全体牺牲的代价，掩护了张鼎丞、范乐春等领导脱险，而党务部长郭义为被俘后在龙岩英勇就义。  因为叛徒的出卖和反向举起屠刀，太多的原中央苏区的领导者倒在了血泊中。如闽东特委代书记詹如柏、闽东苏维埃主席马立峰、江西军区司令李赐凡、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杰、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湘南特委书记彭林昌都倒在叛徒的枪口下。 卢沟桥事变前夕的1937年5月，项英和陈毅还因为叛徒陈宏出卖，差点被国民党军抓捕。 国民党及国民党军对留守的中共组织和红军武装采取的分化、瓦解，军事“清剿”和叛徒的不断出现，让南方留守红军武装生存日益艰难，几乎天天遭受损失和人员牺牲。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和其他许多干部、战士，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  毛泽覃烈士 中共南方留守组织和武装骨干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依旧擦干血迹，拿起手中的刀和枪，顽强地与敌进行各种作战和锄奸。广大游击战士浴血罗霄，咬着牙扛过了种种难关，使红军游击队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 1936年冬至1937年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各游击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阶段。在这个阶段，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和国民党推行的“北和南剿”作斗争，不断粉碎了国民党军和保安团队的清剿，一方面又以民族利益为重同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和平谈判。  1937年10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中央达成的协议，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其他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先后下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支队，共10329人。继北伐之后，一支由中共领导的新的“铁军”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 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自此告一段落，叛徒者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南方红军精神将永耀中国。 （遗憾的是，不是每一个叛徒都得到了惩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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