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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溜童话
五更别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秋天，一个农夫赶着满载麦秸的马车走在辽南的土路上，他的两个幼子坐在高高的麦秸垛上。在路过一棵大树的时候，横着伸出的树枝把两个孩子挂了下来，两个孩子滚到车轮下面，被车轮轧了过去。七岁的孩子当场死了，四岁的孩子被轧断了两条腿。农夫立时瘫倒在地，口吐白沫手脚抽搐。 农夫中风了，双手挛缩变形，跛足拖行，失去了劳动能力。农夫的妻子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倾斜了的家。地里的活计没人干，农妇找了一个长工帮忙。她不知道就是因为雇佣了长工，她的阶级属性就有了根本性质的改变，从富裕中农变为了地主。 附近有个张太太是个有名的家传中医，她治好了断腿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双腿健壮，尤擅长跑。 那个农夫是我爷爷，那个活下来的孩子是我父亲。 奶奶如果生活在今天，应该是个励志典型了。她在丈夫中风残废后维持着全家的温饱。再苦再难她也要让孩子们上学读书，连女孩子也上了学。她以为诗书传家必然福泽长久，却没料到遇上了文革。如果奶奶让孩子们下地干活，不去读书，也许就不用雇工帮忙，如果没有雇工，也就没有地主成分。如果奶奶不那么坚强，任由家业败落，一家人吃不上穿不上，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那么孩子们就是正宗的贫下中农出身，也许还能当个造反派头头。但是没有如果，奶奶只认定孩子们要读书要有知识要成为有文化的人。 父亲一直读到中学毕业，然后做了小学教员。父亲并不知道同学和同事里有人参加了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前后，秘密参加国民党也是进步青年向往的事情，很有地下抵抗组织的意思。那时共产党也是地下的，但行踪诡秘，一般人不知道。父亲是有名的胆小鬼，人家都不带他玩。 一九四五年东北解放，爸爸十八岁，当了人民教师就算是共产党的干部。这些干部没扛过枪没吃过苦，却都算作建国前参加革命。 父亲平时谨言慎行，我妈说他“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只有打喷嚏时他才出个大声，以致有时我觉得那不是他的声音。那喷嚏真是声震屋宇，雷霆万钧。别人打喷嚏只是“啊——嚏”而已。而他的是“嗯——啊——嚏”，好像开始时想极力忍回去却没能办到，不得不让那口气冲了出去。父亲的胆小谨慎使得他仕途平安地度过了解放后接二连三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运动。这原本是他值得钦佩的生存之道，但是我在血气方刚的时候，却对他有过一丝不敬。文革后那些平反的“右派”让我知道曾经的大鸣大放，百家争鸣，一大批知识分子中的精华被打成右派，那里面没有他，他没有胆量说不好听的话。我倒佩服了一下母亲，她敢于给一个作风不正的领导提意见，被取消预备团员资格，所以她终身的政治面貌是群众。 那一天，还不到下班的时候，父亲意外地领了一群人回家来。父亲已经很久没回家了，据说又被办了什么班。我和弟弟见到爸爸又惊又喜又怕。因为当时我和弟弟正在家里偷着做油炒面。我们把妈妈精心保存的白面挖了几勺，炒熟，拌了点白糖，就那样干着吃，不小心都能呛着了。吃完后我们正要把锅刷干净，把所有偷吃的痕迹都消灭掉，这时爸爸进屋了，我们的脸上还粘着面粉。 爸爸脸色阴沉，把我和弟弟赶出了家门。我们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就趴在窗口往里望。别的小孩看我们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很好奇，也聚过来往里望。爸爸拿了把扫帚出来了，腿快的孩子都跑了，我跑不动，被扫帚打了几下。 来的人是父亲单位的，是来抄家的。他们翻看了我家所有带字的纸，然后把和父亲的有关的材料、照片、书和笔记本拿走了。晚上，爸爸让妈妈有所准备，他的问题升级了，可能要从重处理。 我这才知道我们家面临着多么大的危机。我决心让自己懂事一点，不再出门惹祸了。 我只是偷偷地找朋友来家里玩，在妈妈回家之前，我们把家收拾好，让妈妈看不出有人来玩过。但是妈妈还是发现了。我总是奇怪，妈妈怎么会知道我找外面的孩子玩了？原来她是发现我头上的虱子了，没有接触就不会传到身上。从农村回来时，妈妈把我脱了个精光，洗了个有皮没毛。脱下的衣服都用开水烫过了。这回又有虱子了，显然是从别人那里传来的。那时头上有虱子的女孩挺多，都是因为她妈妈养的孩子太多，顾不上收拾。妈妈说我是个撒谎的孩子，给我讲了匹诺曹的故事。可是我想，谁不撒谎，你们大人不也在撒谎吗？比如父母表面上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可暗地里还在来往啊。我们做得更小心了，那个头上养着虱子的小香再也不敢让她来了，她妈妈是裁缝，她有许多漂亮的布头可以给布娃娃做新衣服，那也不和她玩了。 这世上哪儿有不闯祸的孩子呢？做个好孩子实在太难太难了。那天，弟弟学着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他把盖被垛的布单披在身上，手里挥着一个苍蝇拍，就在被垛上演“打虎上山”，把被子踩得乱七八糟，我们无论怎样叠也不能恢复原貌了。妈妈下班回来看，以为是我们又往家里招人了，把家糟蹋成这样，就狠狠训了我们一顿，说她知道我们做了错事还撒谎，因为我们的鼻子都变长了。真是百口莫辩啊，我气得晚饭都不吃了。 其实只有那一次妈妈说错了，要说也不冤枉，我们天天都找人来家里玩。 有一天我们找了几个孩子在家里打扑克。我们的扑克是我用牛皮纸做的，红桃黑桃方块草花一个不少，都用铅笔画上去．大小司令JQK都尽量临摹下来。弟弟听说臭手抓好牌，就用臭脚丫子拿牌，果真抓到好牌，打赢了。他得意忘形地喊了一声：“中国人民脚丫子万岁！”立即几个孩子对他大叫：“反动，反动！只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人才能喊万岁，你个臭脚丫怎么能万岁呢？”我强词夺理地争辩说：“又不是说俺弟的脚丫子，是说中国人民的脚丫子，怎么不行？中国人民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喊万岁怎么了？”他们觉得不服气，可又没说过我，就悻悻地散了。我和弟弟知道坏了。他们回家一说，他们家的大人明天就会来开批判会的。我们不但领人来家里玩，还说了这样反动的话，让妈妈知道了还不打死我们？ 那天妈妈下班回来发现我们像霜打的茄子，搭拉着头，躲闪着妈妈的眼睛，用手遮着鼻子。妈妈几句话就让我们坦白从宽了。妈妈也吓了一跳，但她不敢打我们，怕我们哭喊起来让邻居听见过来盘问。我们提心吊胆了好几天却没有事，那些孩子也没有再提这个事，大概孩子们贪玩，早就忘记了。 我们女孩子们在一起，玩自己做的布娃娃。一拃长的小人儿，有五官，有头发，有四肢，有粉色的小拳头和穿着皮鞋的脚――皮鞋是用蓖麻籽壳做的。我们的娃娃都有名字，有年纪分大小的，我们用一个大纸盒当娃娃的家，里面用硬纸板隔出了小房间。我们经常给娃娃们做衣裳，谁想入伙玩就得带来几块花布头。 在划清界限以后，奶奶只能半夜里来看我们，天没亮就悄悄走了。每次来都忘不了给我带几样好东西：几把红枣，几穗嫩苞米，还有给小布娃娃穿的小鞋――蓖麻籽的壳。奶奶又好长时间不来了，我给爷爷留的一小块灌肠都长毛了。爷爷馋肉，一块干巴猪骨头他都舍不得扔，馋了就啃点骨头渣渣。 都怪卫东他妈，又给我们家贴大字报了，说我家还和地主家庭有来往。也不知她是怎么知道的，奶奶三更来五更走，来去都很小心的。也许问题还出在我身上，那些来玩的孩子知道奶奶给布娃娃送皮鞋的事。看来妈妈说不让往家里招人是有道理的。 至今我也想不起来最后一次和奶奶见面的细节。只记得那是深夜，我睡在床上，在半梦半醒中听到奶奶来了。 妈妈对奶奶说：“他被隔离审查了，工资也被扣发了。这是给您的三十元生活费，以后也许我们不能好好孝敬您了。我和姐姐商量了，请她先照顾你们一段时间。我相信党不会冤枉好人的，他一定会有清白的那一天，那时我们还给你们养老。” 奶奶说都是她的错，要是她不坚持让孩子读书，都在家里种地，就不会有这些倒霉事了。她希望儿子回乡务农，说村里人其实很厚道，不会太欺负人的。妈妈说，他要听组织的安排。组织要把他们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改造，这是不允许自己挑选地点的。 奶奶拿着儿媳最后孝顺她的钱，天不亮就走了。听说奶奶要走了，我好像是睡眼朦胧地说了一声“再见”，甚至没有仔细看她一眼。我怎么知道这就是永别！没能为奶奶擦一擦泪水，没能为奶奶理一理白发，就这样让她走进了无尽的黑暗。那一夜她迷路了，在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乡，她找不到自己的家。她被好心人发现送回了村子。从此她再也没能独自走出家门一步，她再也不能在深夜里偷偷来看孙子孙女了。 后来奶奶爷爷跟着姑姑一家下乡了，再也没有回来。  相关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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