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不是简单的算术，至今很多人很奇怪，为何曾经是中国第一政党，曾经握有中国最强悍的武装力量，在区区二十多年，却完败给从几十个人开始的年轻的中共，完败给从农民起义，旧军队起义起家而成的军队。更何况这个年轻的政党，最初是拼凑而成的军队，历经了最无耻的背叛、最残酷的屠戮、最冷血的内部整肃，甚至出现过最高领导层中的叛徒，且不是个例，这个政党依旧在不断的自我净化、进化中一往无前的壮大，直至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并建设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若著文著书，恐怕累累宕枝，汗牛充栋。 今天想说的是，国民党完败中共的主因，作为一个政党，其组织架构和党内信仰的混乱、缺失（毫无向心力），不可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首先要说明的是，不要简单地去对标，由于国民党成党性质及以后发展的历程来看，不能同现今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等同） 先简要地归纳一下国民党组织架构，理论上分为五级： 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 中央党部的首脑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称总裁），多年以来被蒋介石所霸占或实际掌控。省党部和县党部的实际负责人是主任，区党部和区分部称书记长。这便是现在民国编年史类影视剧里经常能看到的，一身藏蓝色中山装，别一个青天白日徽章，人模人样的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的形象。 1912年，孙中山以同盟会为主联合4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1923年11月，在中共的帮助下，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以孙中山为领导，于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实现国共合作。在国民党一大上，借鉴了当时苏俄某些政治构架，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执会”），这个从理论上讲成为了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机关。但问题在于，虽然孙中山提出的治国理论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其依靠的政治力量，除却彼时最重要的外援苏俄，就是原先和他一起反清的那批人。历史已经证明，孙中山的洪门身份，作为“红棍”，孙中山谙熟洪门体系，在其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就因“效忠一人”，甚至与亲密的战友（如黄兴）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党部，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中央党部分设一处八部：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调查部，军事部，处理各种事务，可以说以后的国民党各个中央机构和国民政府组织以此发源。  孙中山担任中执会主席，同时又被选孙中山为国民党的“总理”，并写入党章，顾名思义，总理总管国民党一切事务。也就是说国民党受中执会和总理孙中山的领导和管理，其地位达到了巅峰，在国民党独一无二，可以说至高无上。同时，也为后来者，主要是在国民党内斗争而胜出的蒋介石攫取权力后，成为独裁者做好了铺垫。 彼时在广州，还只有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还未有国民政府，遑论政府机构。大元帅府基本什么都管，但即便是在广东，国民党依然未成气候，组织架构非常粗犷的大元帅府号令也就是停留在宣布和演讲上。 应该说，孙中山是更早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真谛的，在苏俄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军校，开始培养了真正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军队（时称“党军”），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后，为军队服务的组织体系就必须建立，而军队打下的地盘，由国民党开始经营的地方政权就得有齐备的班子。  而此时的国民党中，由于婴儿时期的缺陷，各种派系已经丛生，官员并未接受过专业的行政管理和政治管理的学习，大都遗自前清的经验和人。而作为北洋时期的保定系军人和黄埔系新军人逐渐依靠军权占据了国民党内主要地位，这是国民党内部毒素的萌芽发迹之一。 彼时的孙中山也是起起伏伏，和陈炯明斗争取得了胜利后，逐渐稳固了广东。其开始整理管理上的乱麻，他开始意识到如果真的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系，则政务与党务应该分开，便在中执会内设“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在中政会下设“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委员有蒋介石、许崇智、胡汉民、廖仲恺等，苏俄人鲍罗廷等为顾问）。 分工是“中常会”负责国民党党务，执行机构便是前面所说的”中央党部“；中政会负责政务，当时因下设军委会，理论上军事归其管辖。但这个并不代表军政总管的”中政会“有多大权力，盖因中政会初设的设想，只是帮助孙中山处理军政的一个咨询机构（有点前清军机处初设的影子），党内威望全凭个人，而无机构威慑。  “中政会”的地位快速上升，是在孙中山去世后，经过一番勾心斗角，汪精卫成为“中政会”主席后，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决策机构，而国民政府的成立也是经由“中政会”会议通过而产生的。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谭延闿、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整理党务案》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  鲍罗廷 彼时的中共中央和鲍罗廷一样，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内部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意见并不一致，在鲍罗廷的压制下，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要大家接受，使得《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如毛泽东辞去了国民党宣传部部长一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后来在与汪精卫的较量中，依仗军权又取得了上风，成为“中政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  历史的悖论在于，很多国民党在省县的组织架构，恰恰都是由中共帮助创建的，翻开这段历史，可以说，中共为国民党的管理打造了“地基”，可是，在即将建成房屋使用时，却把奠基人企图斩尽杀绝，要独占和享受成果。 国民党执政后，其组织发展呈现出一个畸形的走势，即军人党员迅速膨胀，而普通党员缓慢增长。1929年10月至1937年1月，国民党军人党员由30万增至101万。北伐初期(1926年10月)，军人党员仅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4%，至1937年1月，这一比例上升到61%。也就是说，在抗战前夕几乎每3名国民党党员中，就有2名是军人。 军人党员的膨胀，显示出战前国民党组织的军事化倾向。这种军人主党主政的态势完成了蒋介石“以军治党”和“以军代党”的目标。而作为政治团体，国民党却几乎没有形成过对普通党员的理论教育和政治要求，于是乎，泥沙俱下，龙蛇混杂。  本来，建立一支革命政党控制的武力是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一个重要考量，大革命时期，“党军”的建立，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让军官接受党的意识形态教育；二是派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军队之中。 尤其是党代表和政工人员的派遣，使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大为增强。尤其是中共在担任“党军”各级部队的党代表之时，其卓越的表现，让人为之赞叹，同样也引起了如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党魁们的嫉妒与担心，生怕大权旁落。于是，这一良好制度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在国民党右派及反动者的屠刀下而崩坏。其后，国民党的军队政工和党工制度时废时存，有名无实。而另一方面，蒋介石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党员，使军人党员人数激增，蒋的出发点也许是想通过增大军人党员在国民党党员中的比例，以军人组织来改造国民党的松散组织。 而即便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首脑名称也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表现，从开始设主席，又变为“书记长”，而这个书记长全称又是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中央党部的实权位置又变成了中央党部秘书长，如陈立夫。这些并不是行政需要，这都是内部派系较量无法统一的妥协产物，而担任这一职务的往往也就是个摆设，譬如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国民党早期大佬梁寒操，其1927年担任中央党部书记长。而蒋介石著名的文胆早年也是从浙江省府秘书长的位置上一步登上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位置。  细观国民党许多机构的产生，叠床架屋，许多职能重合，其实并不是行政需要。而是国民党自东北易帜后，只是形成了理论上的中央政府，但中国的政治核心在1949年以前从未统一过。都是军阀派系与国民党中央每每发生矛盾的妥协产物。 如“中政会”在地方设立分属独立机构，即政务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承认军阀一定的自治性和独立性，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北政务委员会、北京政务委员会、太原政务委员会、桂林政务委员会、广州政务委员会，这代表了西北军、东北军、晋军、桂军、粤军几个军权中心。 而国民政府机构与国民党机构的变迁亦受到军阀、派系的影响。参照国民政府主席、中政会、军委会的变迁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点。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孙科主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时国民政府主席就一花瓶，桂系主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中政会、军委会就没有什么实权。当然，蒋介石很客气地让林森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国民政府主席，也就是个好听的名称。李宗仁好容易上位，活活的空手掌柜，这个历史就不细说了。  可以说，在蒋介石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其最大的对手是中共，但其一生为之博弈的还是地方各个军阀和派系势力。直到逃亡台湾后，经过十数年的整理，以及大搞残酷的“白色恐怖”（台湾称为“戒严时期”），在弹丸之地，终于有了相对实际上的统一。其实，民间的笑论并不无道理，也许，蒋介石的管理和统治水平，也就局限于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的位置上。 国民党所谓的“中常会、中政会”的委员如果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有实职，几乎就是个“恩衔”而已。国民军委会因蒋介石长期任委员长，独裁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中常会、中政会”很多时候就是个摆设，听命于军权，这就是实质上国民党军权控制了党。而实际上，军委会从国民党所谓组织形式来说，只是国民党“中执会”下设机构，并不是平行于最高权力机构的组织。当然，军权也没有掌控党权，国民政府行政院又是派系斗争的主战场，权力也很大，应该说党权让位于军权和政府行政权。 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组织架构相对稳定一直要到在1931年底，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再复职。蒋介石真正成为国民党中无可撼动的力量，各机构才逐渐调整稳定。但实事求是地说，地方派系的尾大不掉，体制上依旧混乱，所谓在大陆时期民国阶段，其党务和政府机构和职务变迁之频繁，职务之繁琐（与之比拼的是过国民党军队的职、衔混乱），很难厘清。 而国民党地方上的省党部，县党部也是沿袭了自上而下的混乱。特别要注意的是，国民党自从背叛了中共，其地方党务机构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特务功能，有不少就是特务机关的掩护。省党部，县党部的主任，书记往往就是该地区政治特务的头目。  李光洁在影视剧中扮演的国民党形象 另外，我们经常能在影视剧里看见的所谓党部专员，“特派员”什么的，似乎表现得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地方专门处理某事件的人员，但由于累年的战争，军人主权的地位，加之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地方行政上长期实行的特务统治，这些“员”们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靠山（如今天我们知道的“四大家族”），没有特务机构背景。在地方上一样寸步难行，只能同流合污。 极其重要的是，虽然说国民党从理论上说是一个庞大的政治团体，虽然说孙中山在创党之时，提出了奋斗目标，政治纲领，留下了著名的“政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些对于国民党而言，都是挂在口头上的形而上学的理论而已。其向心力和凝聚力从未有完成，从推翻前清后至溃逃台湾，几乎是所有的国民党巨头，其终极目标就是攫取最多的财富，夺取最高的权力，并不惜以此撕破脸皮，兵戎相见。 信仰？不存在的。当国民党两代强人（蒋家父子）都辞世之后，国民党的四分五裂和衰败更是肉眼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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