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祖父张难先
2014-09-15 21:48:08
张铭歌
一百年前，以武昌起义为胜利标志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它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它在世界上也是举世瞩目的奇迹。在辛亥百年庆典之际，我撰文缅怀曾亲身参与这场伟大革命斗争的祖父张难先，通过歌颂先辈为国为民的英雄业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后辈为振兴中华继续奋斗。
鄙弃科举寻求救国之路
1874年5月15日，祖父张难先（1874—1968）出生在湖北省沔阳州（今仙桃市）东乡接阳（今白庙乡先锋村）一个小商人家庭。祖父从小张难先1954年照聪慧，曾祖父期望他将来能学优而仕光耀门庭，3岁时就将他送入私塾读书。他8岁开讲，9岁作文，10岁作诗。在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时，祖父极其厌恶死记硬背的读书方法。16岁起，他就抵制习八股文而偏爱研读经史子集，每当读到历史上的忠臣、良将的感人事迹时不禁热泪盈眶，欲以他们为楷模。18岁时承兄命参加州试，因平时厌科举、不习八股文，竟携白卷出，并撰一联明志：“欲乘长风破万里浪，懒与俗士论八股文。” 抛弃求取功名后，他独居祖祠闭门自学，想从书中寻求救国之道。这时父兄已相继去世，家道衰落，但他仍日夜苦读。24岁时受康、梁维新变法的鼓动，竟然每日持康、梁书到处宣传。 不久变法失败，他从此由忧家转而忧国。26岁时，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他深感民族危机，更加关注时政，常与朋友谈论国事，研讨救国之道。1902年，从就读两湖经心书院的同乡好友处看到孙中山发动起义的各种报道与宣传革命的新书、新报，日夜读之，由崇拜康有为转而崇拜孙中山。1903年受到太平天国革命志士的鼓动和教诲，自此不再闭门读书，立定投身革命志向。
运动军队创建革命机关
1904年春，祖父毅然抛妻别子奔赴省城武昌开始了推翻清廷的革命历程。他与胡瑛等革命同志在研究历次起义的失败中，认识到革命必须运动军队。祖父曾激昂地说：“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 正好这时张之洞扩编湖北新军，已30周岁的祖父与年仅18岁的胡瑛一起投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在兵营里他们利用饭后休息时间，常以讲故事的办法来启发士兵，同时在士兵中散发《猛回头》、《孙逸仙》、《黄帝魂》、《革命军》等书。除了运动军队外，祖父还通过在文普通学堂读书的同乡欧阳瑞骅发动各学堂的学生。在发动军队、学生的基础上，提议组建革命机关，为掩官厅耳目定名为“科学补习所”。当年6月在武昌斗级营同庆酒楼开筹备会，与会的除祖父、胡瑛外，还有吕大森、欧阳瑞骅等共12人，其中工程营士兵就有8人，所以祖父又把“科学补习所”叫做“工程营士兵所发起组织之革命机关”。7月3日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会章，选举了所长、干事，祖父被推为工程营干事，负责发动军队。湖北近代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标志着湖北革命已由思想发动进入到组织发动阶段，祖父是科学补习所的主要创始人与组织者。祖父在工程营播下了革命的火种，7年以后，武昌起义第一枪就是从这里打响。祖父与其战友为推翻帝制、开创共和所建立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科学补习所成立后，马上就与先成立的湖南华兴会进行联络，8月，华兴会的领导人黄兴亲自来汉告知湖南准备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在长沙发动起义，约定湖南一旦发动湖北立即响应，此后该所全力以赴准备起义。正当工作加紧进行时，湖南起义计划泄露，因提前得知消息，祖父和刘静庵焚毁文件，通知同志分散隐蔽和转移枪支弹药。虽然革命机关被破坏了，但隐蔽下来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停止活动。
奔走革命身陷牢狱
1905年春，科学补习所的重要骨干刘静庵，借美国教堂圣公会附属的一个书报阅览室创建日知会，举办演讲会鼓吹反清革命。一时间，军界、学界参加者数以千计。5月，为抗议美国虐待华工事，祖父来到武汉，约同志四处演讲揭露美国罪恶、抵制美国货。当祖父得知刘静庵在日知会活动时，他热心支持、积极参加日知会的工作。因科学补习所案，祖父已被官厅注意，不便久居省城，不得已返乡。又因妻子儿女贫病交加，乡中耆宿得知其穷，聘请他在仙桃镇办理集成学校。
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孙中山派朱元成、胡瑛、梁钟汉回鄂协同日知会组织响应。由于叛徒郭尧阶的出卖，湖北起义还没有发动就遭破坏，日知会被查封，祖父与朱元成、胡瑛、梁钟汉、刘静庵等九人相继被捕入狱。祖父在被捕前，已得知消息的同志曾劝他赶快到日本去，并为他筹备了二百元路费。但祖父却说：“人心如此，什么地方我也不去。我明天就乘轮回仙桃镇把学校的事处理了，就专找郭贼与他搏斗以死。望你们不要为我担忧。”说罢就告辞而去。数日后，军警追至沔阳将他逮捕。当他被押到巡警道时，忽见郭尧阶从门前经过，祖父趁看守不注意突然飞跑出来，痛殴叛徒一顿。后听说郭尧阶被打以后吐血，得了神经病，不久就死了。祖父感到这是平生一件最痛快的事。在狱中为保护同志，祖父自承革命责任，在供词中写到：“现在我国大势，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外人虎视眈眈，时有鲸吞中国之欲，非革命无以救中国。我是坚持革命主义，有泰山可移此志不可移之概。现在我是一刻都活不下去了，请你呈请宫保从速赐我的死刑，我即感激万分，我谨延颈以待。”湖广总督张之洞看了供词后，为其正气所感动，叹曰：“此与文信公、史阁部何异！”祖父在狱中大病，后经友人保释出狱。出狱后继续在仙桃镇办理集成学校并掩护革命。祖父常与胡瑛、詹大悲等研究形势，为排满革命奔走。
武昌起义西征北伐
武昌起义爆发时，祖父正在汉川与关押在狱的梁钟汉研究党务。当闻武汉已起事，并拥黎元洪为都督，祖父即刻赶赴武昌，到都督府遇蒋翊武得知黎元洪还未表态，祖父就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今夜汝等急切晓之，我明晨八时来。共决之耳。”辞别蒋翊武后，祖父又找数同志商议，决议今夜黎元洪再不答应，明早即处决，另定都督人选。第二天早晨祖父再到都督府时，得知黎元洪已同意就职，甚喜。祖父即往汉阳视察，他认为汉阳为武昌之屏障，是革命大本营的前沿阵地，若汉阳失则武昌不可保，于是主动要求前去协助李亚东李亚东，时为汉阳知府。工作。为了保卫汉阳，他劝军务部长孙武派兵全力帮助李亚东处理政务，规划军事视察前线。他对保卫龟山炮兵阵地的士兵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激励大家“同心死守”，誓与阵地共存亡。正当汉口战役激烈进行时，军政府筹组招讨军，任命季雨霖为招讨史，张难先为顾问，实行西征北伐以解武汉之危。军政府先准备调刘佐龙一标充招讨军，后因汉阳战事紧急，刘部就留驻省垣，得随招讨使的只有李荣升一营，季雨霖等于无兵司令。当时刘英在京山起义集队伍数千，称副都督。梁钟汉在汉川起义，称总司令。祖父说服刘英、梁钟汉、李亚东受季雨霖领导，使招讨军军力雄厚军威大震。招讨军西征荆沙，北定襄阳，大小战役数十起，挫败了清廷的援鄂计划，武汉因此得以转危为安。时祖父为招讨军上下所推重，由于他的苦心策划，使招讨军取得卓有成效的发展与巩固。
功成身退归田求学
1912年3月，祖父看到袁世凯的篡权窃国和革命党人的浮躁浅陋而深怀忧虑。看到一些同志以为满清一倒革命就此成功，准备做官享受；看到有的同志以革命元勋自居，言功邀赏，沽名争利，他感到隐患实深。祖父自惭才德不足，无法说服同志，于是决心归田求学。他谢绝了黎元洪的秘书委任和季雨霖的顾问聘请，退隐家乡。家里一贫如洗，他就日以种菜为生，夜则发愤读书；遇水灾，则设塾馆教书。生活虽然极其窘迫，但绝不肯到北洋政府做官。袁世凯称帝，祖父赴省与同志共谋讨袁，事败仍回乡隐居，这样过了8年。祖父说他的收获是得了“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两个宝贝。
孙中山思想的忠实执行者
1923年夏，祖父接到好友李济深函约赴粤。这时正值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李济深受孙中山之命，正在讨伐盘踞两广西江流域的叛军沈鸿英部，并兼西江善后公署督办。祖父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新希望，毅然应邀南下，任西江善后公署参议，协助李济深主持公署一切事务。祖父在粤期间还认识了邓演达、严立三两先生，并与邓演达交往密切，经常交谈到深夜。在祖父的一本照相本中，我们看到祖父在贴有李济深的照片旁写道“政治上支持我者”，在邓演达的照片旁写道“思想上帮助我者”。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改组国民党，实行联共政策并将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祖父兴奋不已，率先重新登记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同年秋，西江善后公署改组为广西梧州善后处。祖父到梧州任善后处参议（李济深为处长），负责善后处一切工作。
1925年4月，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成立，祖父当选为执行委员。祖父从市党部拿出经费恢复出版《民国日报》，同时创办“新学生社”和劳工夜校，提高工人和社会青年觉悟，帮助组织行业工会。祖父又组织力量在《农工日报》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10月，国民政府任命祖父为广西榷运局局长。在此期间，祖父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帮助成立盐业工会，安置失业工人。祖父忠实执行孙中山的联共及扶助农工政策。1926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祖父为琼崖琼崖，今海南省。行政专员兼国民党琼崖特别党部主任委员。祖父到任后，经明察暗访，惩办土豪、改革陋规，使当地的面貌焕然一新，民众呼之曰“张青天”。祖父后来回忆说：“琼崖中共同志多，因彼此做事积极，相处甚欢。宰琼一年，得力不少。”
1927年1月至4月，祖父任广东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在职期间，整顿吏治，惩治贪官，平反冤狱，贪暴震慑。邓演达先生曾来函这样评价祖父：“先生年虽较长，而心雄万丈，足令今日沉溺于醉生梦死潮流中之少年愧死，达亦为之振奋自强。”
弘扬首义精神激励抗日救亡
1937年全民抗战开始，祖父为唤起民众奔走呼号：“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为赴国难，祖父结束了将近五年不愿为官的隐居生活，复出就任湖北省政府委员。为了体察民情、筹划备战，祖父在三个月中巡视了十几个县。已六十多岁的祖父，在巡视中一不住衙门，二不受招待。除夕时，独自一人在冰冷的旅店度岁。省府迁往恩施后，祖父兼民政厅长，又巡视恩施地区各县，发现该地农民租税奇重，生活极其贫困，很感伤心。后报请上级实行减租。由于省府之权被蒋之嫡系爪牙操纵把持，工作内外受阻，祖父甚感痛苦，无奈之下，于1940年8月与严立三一起辞职。1941年4月到1942年4月，祖父到宣恩长潭河隐居，创办“耻庐成人识字班”，亲自教当地贫苦农民识字，宣传爱国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激励人民团结一心，拯救国家危亡，祖父发起纪念缅怀辛亥革命先烈，弘扬辛亥革命精神的活动。 1938年3月，祖父在巡视江陵时，特意拜谒日知会死难烈士朱子龙墓并探望家属，还为之建碑撰文，碑文中写道：“公谢世已三十二年，国难益亟，感时念旧，心怆以摧。”1938年5月，祖父为缅怀烈士刘静庵，特请著名画家王霞宙、张善子绘制了刘静庵石刻画像，并请当时在武汉的三十位有名望的辛亥革命人士在上面题写了像赞，有孙科题的“正气长存”、于右任题的“英威不朽”、邹鲁题的“浩气与山河并永”、张知本题的“藏洪壮烈，温序忠纯，飒爽英姿，万古常青”等。这幅画像一直由祖父珍藏，祖父去世后，由父亲捐赠给国家。现在它挂在辛亥革命博物馆里，将永远教育激励后人。
作为亲身参加辛亥革命的祖父，发现国民党的党史对武昌首义极不重视，史料很少。为保存史料表彰先烈、总结经验激励后人，祖父在辞官以后全力征集、整理辛亥武昌首义史料，潜心撰写《湖北革命知之录》，历时两个冬夏，四易其稿，于1945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1946年又在上海再版。这本著作是很多学者研究辛亥革命的教科书之一，有专家专门著文评价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湖北辛亥志士称得上有分量的首义史学著作”，侧重于褒扬辛亥革命精神之优长；又有史学专家评价作者“叙事平实严谨，长于考证，不作夸大之词，对武昌起义诸多重要问题作出释解”。祖父在《后序》中说：“武昌首义，实系国魂，不有表示，将何以扬国威而销隐患哉？”
迎 接 解 放
抗战胜利后，祖父回到武汉。他满怀希望国家能劫后复兴，团结建国，对蒋介石反共的内战政策深感不满。1947年5月，祖父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要以调解中共问题为中心”，制定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方案。结果被当权者讽刺为“秦桧”，视为1949年5月初，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成员留影，前排左三为张难先替共产党张目。他自此看透了蒋介石政权反人民的本质，以后再也不肯参加任何会议。1948年7月，他断然拒绝蒋介石国策顾问的聘请，与蒋政权彻底决裂。他积极参加武汉人民反内战的和平运动，约李书城等社会名流与白崇禧进行公开斗争，配合中共地下组织，阻止了白崇禧逃跑前夕炸毁电厂及其他重要设施的行动。武汉解放前夕，为维护武汉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祖父出面组织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并主持全面工作。祖父亲任武昌、汉阳分会主任。救济会的工作在祖父安排与亲自督促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祖父为武汉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躬逢盛世青春再发
1949年9月，祖父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0月1日，祖父随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出席了开国大典。祖父在自述中写道：“大革命我未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未受过，今人民政府成立，我受优待，实愧汗无1952年，祖父（右一）赴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民工地，只有不辞衰朽，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尽心为人民服务而已。”祖父回顾辛亥革命以来曲折的历史过程深深认识到：“只有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在致友人林宰平、周孝怀的信中说：“过去走了弯路，今天才看到光明。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治世大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救中国的唯一政党。”从此，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十分认真，常常研读到深夜。新中国成立初期，祖父已年逾八秩，但他老骥伏枥，青春再发。他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禁烟委员会主任等职，风尘仆仆往返京汉之间为新生政权献计献策。他多次参与筹划江汉平原防洪抗涝工程，曾亲赴荆江分洪工地视察。他倡议在武昌东湖修建纪念屈原的行吟阁和纪念馆，并慷慨捐赠很多珍贵文物。他关心家乡建设，多次给沔阳县赠送珍贵史料。他热情讴歌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真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九十高龄时，他还在辛勤撰写辛亥革命的有关史料，还在为家乡先贤、志士们立传。祖父的一生，从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深 切 缅 怀
1968年9月11日，祖父在北京仙逝。虽正值“文革”时期，但承蒙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照，9月13日人民日报登载《张难先先生逝世》的讣告，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后，骨灰盒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祖父为振兴中华奋斗了一生。他为1965年2月，作者（后排右一）与祖父（前排中）、父亲（前排右一）在京合影祖国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从准备酝酿推翻清廷帝制，到直接参加武昌起义建立共和；从参加反袁称帝反复辟，到反对军阀混战；从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内战，到同人民一道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一生是爱国革命、爱民如子、清正廉洁、不断进步、追求真理的一生。祖父的心中只有国家和人民，他没有给后代留下任何物质财富，留给后代的只有“各求自立”、“努力向上”的家训，他告诫子孙始终不要忘记贫寒人家的本色。在这种家庭教育熏陶下，我们的父辈及我们孙辈都是遵循祖父教诲，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学习和工作。 （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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