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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潭玉 潭玉姓鲁，是我的爷爷辈分的村民，家住在村子的北头。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之间只有过一次交往。那个时候我应该是9岁，他的年龄恐怕总有50岁左右了。 9岁那年的一天，我作为我们村子里小学二年级的小班长，带领着我们十几个小同学排着队一起走到生产队西场上牲畜圈的地方——村子里的人叫那里“马房”。按照我们张老师的要求，我带领着小同学们去找潭玉老爷子，来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在生产队的马房门口，我们围坐在潭玉老爷子周围，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当年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故事，我现在可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记得那个故事他讲得时间还比较长，其中有两个小同学听得有些不耐烦了，我还提醒、批评了他们。潭玉老爷子对我这个负责任的小班长很是赞赏。 潭玉老爷子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不知道，我想那总是在我离开我们村子去县城读书以后的事。 三十二、老杨家 老杨家是起群叔的父亲，他家住在村子北头的回家大院里。 我现在也不知道村子里的人为什么称他“老杨家”，而不是叫他“老杨”。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老杨家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子。 儿时我就听小伙伴或者大人们私下说老杨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下体肿大如气球。有一次——应该是仅有的一次，我进了一次回家大院，路过老杨家的窑洞时，我好奇地探头看了一眼：一个枯槁模糊的老头躺在土炕上或者是一张木板上。 老杨家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不知道。但是在以后很多年里，每当我沿着村子西场上的小路去张店街路过回家大院时，总要想起那个大院的那孔窑洞里的那个曾经的孤单痛苦的老头。 三十三、老发财夫妇 “老发财”是记学叔的父亲。他家的院子就在我们老家院子南边的隔壁。 我不知道村子里的人为什么把这个老头叫做“老发财”，他实在是个穷得叮当响的老头；或许，应该叫做“老想发财”才妥吧。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老发财夫妇都是年迈的老人了。发财爷爷仿佛有一张黑瘦憔悴的长条形脸，留着一撮山羊胡。发财奶奶个子低矮，圆脸，豁牙，头发蓬乱，满脸沟壑纵横。 我不记得自己和发财爷爷和发财奶奶有过什么交往。但是我们家里许久传说着这老两口的故事。 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发财爷爷的。有一个晚上，发财爷爷在窑洞的土炕上哄他的孙女伟串睡觉。窑洞里黑漆漆的，因为舍不得点小油灯。发财爷爷的手忽然在炕上摸到了一小块硬硬的东西，他以为是伟串姐落在炕上的一小疙瘩馒头，就捡起来塞进了嘴里，不料，那却是一小疙瘩屎撅子。 另一个故事是发财奶奶的。有一次发财奶奶的脚有了毛病，不得不请一个修脚师傅给她修脚。当她把又长又臭的裹脚布解下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把修脚师傅熏晕过去。修脚师傅忍不住问她多长时间没有洗过脚了，发财奶奶说只记得出嫁的那一天是洗过一次脚的。 什么是穷苦的农民？我儿时身边的这两位老人就是的。 三十四、铁项叔 铁项叔姓张，在我儿时，他们家住在村子最东边的深沟边上。 铁项叔的家是我儿时去的最多的院子之一，因为他们家有一条下沟的坡道，那条坡道比较好走，可以直通到东沟底。东沟又深又阔，沟坡上长满了野草，是我儿时孩子们和村民们经常割野草的地方。要下东沟的坡路没有几条，最好走、最便捷的就是他们家这一条。 虽然铁项叔的儿子张榜照和我是同班同学，但我和小伙伴们通过他们家的坡道下沟的时候总还是很紧张。因为走他们家坡道的人比较多，所以无论是铁项叔、铁项婶，还是铁项叔的女儿莱曼，就觉得这挺厌烦，也就常常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呵斥。 后来，我们家在村子西边的田野里下了新的地坑院。我年龄很小就参加了下院的沉重的劳动，这时总不免羡慕铁项叔的地坑院，因为他们的院子当年出土要方便得多，可以直接把下院所有的土通过那个下沟的坡道倒进深沟里。 有一年，大约是我11岁那一年吧，铁项叔的大儿子榜群结婚了。铁项叔杀了一头大肥猪来款待村民。这对当时才能吃饱肚子的农村来说，是一件让全村人都欢欣鼓舞的事情。我跟着母亲到铁项叔的院子里吃席。我们大约10个小孩子围着一张大方桌，每上来一盘菜，大家都是风卷残云。印象最深的是上了一碗肉，听说名字叫“酥肉”。不待动筷子，那肉香味已经让我心醉了。莱曼姐和我们坐在同一桌，根本不用她下命令，10双筷子唰地就指向了那碗酥肉。然而，我第一次什么也没有夹到，眼看碗里的酥肉所剩无几，只听得莱曼姐在大声阻止大家不要抢，但我还是不由地直接就把手伸进了碗里，终于抓了一块酥肉，也顾不得烫嘴就塞进了嘴里。我想再抓一次，哪里还可能，一堆小手一起伸向桌子中央，差点把碗也给分吃了。记忆中，那是我吃相最惨烈的一次。 后来，铁项叔一家也不在东沟边上住了，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老地坑院，在我们家新房的西边临近209国道交通便利的地方也建了新房子。这样，我们两家就成了很近的邻居。 铁项叔年轻时身材高大结实，在我的记忆里，他和铁项婶都是很有脾气的人。当我们两家成为邻居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开始步入老年，性格变得温和了许多。 有一年，铁项叔找到我想让我这个高中语文老师帮他写一篇文章。原来他是想让我帮他写一份诉状。如果是写记叙文、议论文的话我也许还行，这种文章我却完全写不了。 又后来，七八年前，身体一向硬朗的铁项叔突然患了病，头晕气短，身体乏力，我的大哥曾带着礼物到铁项叔家里看望他。铁项叔到了这样的年龄，作为多年的老邻居，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已经真正成为我们敬重和关爱的长者了。 2016年，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失去了慈祥的老妈，铁项叔夫妇失去了他们敬爱的“老大嫂”。又过了三四年，铁项叔也因病去世了。 三十五、新田哥 新田姓鲁，大概比我大三四岁。他是前滩村二队人。 大约是我上小学幼儿班的那一年，有一天，在我们前滩村的小学校里，新田欺负了我，是那种典型的没来由的欺负。那时他大约是小学三年级或四年级，个子比我长得高许多。我当时应该是哭着找到了我的二哥，二哥应该是小学五年级。课间时间，二哥找到新田，打了他一巴掌，替我出了气。 离开小学后，我和新田总有20来年没有怎么见过面。人到中年的他，早已成为一个高大壮实的汉子。有一次，我听父亲说他很赞赏新田的踏实善良，很愿意支持新田竞争村支书。但是，老实正直的新田并没有竞争成功。不久，新田就离开村子到县城某处办了一家加油站。 办了加油站后不久，大约就是之后的一两年吧，他突然发病去世了。他的身体那么强壮，我疑心他是心脑方面的疾病突发。这么一个朴实、勤劳、善良的中年汉子的去世，是村民们的悲哀。 三十六、王胜利 胜利比我大一岁，是前滩村二队人。他有一个哥哥叫王胜林，他们的父亲叫王国平。 在我们前滩村小学里，我和胜利同校过几年。他和我的身材差不多，他有一张让人喜欢的圆圆的脸。 忽然我们就都长大了，胜利在县城工作。我并不清楚他做什么工作，我们也几乎没有任何来往。 有一年，大约是在夏天，胜利骑着摩托车带着他的媳妇从县城骑往前滩村。他骑车的速度很快，在摩托车即将进入二队村口的地方，他撞上了前面的一辆大车。他的媳妇受了点伤，没有大碍，他却因此不幸身亡。按照村子里的习俗，年轻人暴亡是不得进村、不得进家的，因此他的尸体就停放在村边209国道北头路西侧野外的一个小房子里。 埋葬胜利的那一天，我也从家里扛着铁锹参加了。胜利的媳妇在坟头前哭得死去活来，一遍遍地哭喊着：“胜利，你留下我可咋办呢？！” 埋葬完了，平地里起了一座高高的坟头。同样常年在外工作的胜林对前来帮忙的村民心怀感激，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对村民们说：“我给咱村人磕头了！” 三十七、国平叔 国平叔是王胜利的父亲。他住在村子南头路东的地坑院里。国平叔中等身材，偏胖，习惯戴一顶帽子。 记忆中，国平叔一直在张店公社政府里工作，具体做什么工作我不清楚。我自己和国平叔没有什么交往，但是因为我的大哥曾经在张店公社做过几年广播站里的负责人，他和国平叔的关系很亲近，因此从我大哥的口里我也知道国平叔的一些事。 而今，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有一件事。我听大哥说，国平叔非常爱吃肉，而那时大家都非常得穷，一年四季难得吃上一两次肉。有一次，公社里杀了一头猪，猪肉卖完了，猪大肠被作为垃圾扔进了猪圈里。国平叔知道后，连夜打着手电筒跳进猪圈里，从猪粪中把猪大肠捡了回来。他把猪大肠洗干净，做成了切肥肠的美味，他让大哥尝，大哥吃不下去，国平叔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国平叔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却不知道。 三十八、小运叔 小运叔姓鲁，他是前滩村二队人，他家住在村南头西壕路北。 小运叔的个子不高，中年以后开始有些驼背。在我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小运叔的那双眼睛。他的眼睛大，眼珠突起，又黑又亮，似乎总在散发着光芒，给人一种精明而有活力的感觉。 小运叔也确实能干，他开过电磨，我和母亲曾在他的磨坊里磨过面；他开过代销点，我曾在他的代销店里买过东西；晚年，他似乎还在张店街上做过一段补鞋子的生意。 小运叔什么时候去世的，我完全不清楚。 三十九、莱曼姐 莱曼姐姓张，是铁项叔的一个女儿。她比我大三四岁。 在我们小的时候，我家住在村子中央的地坑院里，莱曼姐的家住在东沟边的地坑院里。她应该是在那里出嫁离开了前滩村的。 莱曼姐天生就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孩子，能说，能跑，能吵，能干。 有一年，在生产队的西大场上，村民们都在场上劳动。不知道什么缘故，在劳动结束时，莱曼姐和根乐叔发生了争吵。那时我也在场上，目睹、聆听了他们争吵的精彩过程。那时候莱曼姐虽然只有10多岁，但是精力充沛，体力过人，她一口气飞速不间断地骂出了几十个我们乡村口语中标准的村骂。根乐叔的嘴笨，根本不是莱曼姐的对手，一着急更是回骂不得。不过根乐叔倒是气愤的大声质问了莱曼姐一句话：“你一个小女娃，拿什么……？！”场上看热闹的村民一时静了下来，因为根乐叔的质问实在有些正中莱曼姐的短处，大家实在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然而，莱曼姐不愧是莱曼姐，她不过是稍一语塞，继而急中生智地回击道：“我拿棒槌……”对莱曼姐的神来之骂，满场上的村民们轰然爆笑。于是这一场来势汹汹的斗嘴，就在双方的满脸通红中、在村民们开心的大笑和交头接耳的议论中结束了。我相信经过那一次吵架，莱曼姐和根乐叔应该会成为很好的忘年交的。 莱曼姐嫁到外村去了，但是她在前滩村的土地并没有退出。后来，农村的土地政策又做了一些调整，要求凡是出家的女子在村子里的土地一律退还给生产队，不管出嫁的女子在婆家是否分到土地，以后几十年都不再调整土地了。莱曼姐和我妹妹的情况一样，都嫁到了外村，但是在婆家并没有分到土地，而如果把本村的土地退出的话，那将永远失去了土地，想做农民而不得了。我和父母找村干部苦苦哀求没有效果，我找时任的县委书记求助，也不了了之。最终我的妹妹在婆家和娘家都没有了土地，没有任何说理的地方。这一场风波，几乎把我的母亲气出一场大病来。莱曼姐却不同，她和铁项叔一起不断上诉，最终打赢了这个官司。在上级领导的施压下，村干部不得不在村子北头给莱曼姐又找了一块地分给了她。莱曼姐的泼辣和执着实在让我佩服。 后来莱曼姐一家搬到了县城居住，他们在县城老街街口曾经开了几年小饭店。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县城老街附近的“城关中学”。我们曾经碰过几次面，但也没有更多交往。 我还有几次在老家前滩村碰见从县城骑摩托车上来的莱曼姐。她骑着一辆最大型号的250摩托车。这种大马力的大型摩托车，即便在我们山村也不是很多，主要是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爱骑的。我觉得身体壮实、很能吃苦的莱曼姐倒是与250摩托车也相配。 没想到，两年前，女汉子般的莱曼姐却突然病逝了，似乎也是因为心脑方面的疾病突发。 四十、小宝妈 今天，2022年6月24日，就在我凭着记忆抽空写着《远去的村民》这一组文章的时候，忽然看到二哥在我们家庭群里发的一条短信：“小宝妈去世了。” 小宝妈也就是我的同学牛跟党的妈妈，牛小宝是牛跟党的哥哥。这个老妇人今年应该有九十六七岁了吧，是前滩村年龄最大的老人。 在我的印象中，我没有和小宝妈说过任何话。小宝妈没有文化，是一个老实巴交又非常木讷的农村妇女。她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说起话来哼哼唧唧，走起路来不紧不慢，遇到事情不急不怒，天生的心宽体胖之人。当年我的同学——她的小儿子牛根党——触电身亡，她的老头子想不开而抑郁自尽，但她很快就坦然面对这一不幸了。 这两年我曾在村子里碰见过这位老人家，她满头银发，红光满面，照例过着与世无争的从容恬淡的生活。 我想这位老人家应该是寿终正寝、无病而终的吧。 2022.6.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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