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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命运 ——略论新HPS的研究纲领   朗基诺在《知识的命运》中提出的“非个人主义的个人”，与基切尔的“个人主义的理性观”，成为当代科学哲学中关注科学的社会维度的两大重要立场。基切尔的个人主义可以看作是本体论的，而朗基诺“非个人主义的个人”所批评的对象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如果我们同时坚持方法论的多元性和本体论的统一性，既可以将朗基诺的观点发展为“批判的逻辑经验主义”，也形成了关于科学技术的哲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新视域。批判的逻辑经验主义既强调用逻辑与经验的方法做哲学研究，尊重科学理性；也主张对科学的社会维度进行批判的、经验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比较均衡的新HPS研究纲领。 关键词：朗基诺；基切尔；批判的语境经验论；批判的逻辑经验主义 作者：王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教授；郑金连，全球化智库（CCG）研究总监。  一、历史背景 二、基切尔的最小社会认识论 三、朗基诺的批判语境经验论 四、本体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多元主义 五、统一科学与多元主义 六、新HPS的研究纲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的社会维度日益受到关注。一方面是“大科学”（Big Science）概念的兴起。例如，20世纪40年代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雇佣了十多万人，上千名科学家；90年代开始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旨在测定人类染色体的六十亿对核苷酸序列，也是一项规模极大的跨国跨学科的科学探索。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法文名Conseil Européenn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简称CERN）成立于1954年，有23个成员国单位，上百个国家的几千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这里工作或合作科研，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简称LHC）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装置。在大科学时代，如何实现科学的信任（Trust）与权威（Authority）？例如万一有个别科学家图片误用，可能导致整个科研结果的重大错误！ 另一方面，科学哲学中也有关注社会维度的传统。例如，维也纳学派坚信：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维也纳学派的左翼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等人更是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此外，据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追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 S. Mill， 1806—1873）在19世纪时就提出：只有批评性的讨论才能防止偏见，保障信念的正确性。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 S. Peirce，1839—1914）也主张，我们所说的真理就是那些注定要被所有调查者最终同意的观点。即使是批判理性主义者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也区分逻辑证伪（假说证伪法）与实践证伪（科学家通过表明观察缺陷或概念不一致来表明理论的不足）。 但总体而言，科学哲学界对科学社会维度的关注相对不足。据我们2020年11月统计，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组在世的229位院士中，仅有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与朗基诺两位科学哲学家重点关注科学知识社会维度。2021年增选之后，在世的“哲学与宗教研究”组的院士达到252位，但情况没有发生变化。基切尔与朗基诺之间还有过激烈的学术争论。本文希望揭示基切尔与朗基诺之争的主要论证，寻找理解科学的社会维度的哲学方案。 与此同时，中文简称为“科史哲”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英文简称HPS）在国际学界虽然是与“哲学”（Philosophy）并列的一级学科，但唯一先后担任过科学史协会（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简称HSS）主席（任期1969—1970）与科学哲学协会（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简称PSA）主席（任期1989—1990）的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感叹：“二者之间尽管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对话，但仍然是两种学科之间的对话，不是同一学科内部的对话。”虽然从2006年开始成立了“整合科史哲委员会”（Committee for Integrated HPS），但科史哲始终未能真正形成统一的研究纲领。本文也希望为此做些努力。
基切尔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2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其代表作包括：《科学的进步》 （1993） 《科学、真理与民主》 （2001） 《民主社会中的科学》 （2011）。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了《基切尔的哲学》。国内已有《科学、真理与民主》与《民主社会中的科学》的中译本。 基切尔区分个人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与集体或共同体理性（collective or community rationality），提倡最小社会认识论（minimal social epistemology）。 基切尔区分“纯粹认识行动者”（epistemically pure agent））与受到优先权、信誉等其他目标驱动的“认识被玷污的行动者”（epistemically sullied agent）。前者是大公无私、一心求知的科学家，后者是有私利考虑的科学家。但是基切尔以一个假想的“非常重要分子”（very important molecule，VIM）为案例，论证有私利考虑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反而比纯粹科学家共同体，更有可能发现真理。 正因为这个VIM分子结构非常复杂，方法I有最高的成功概率（如60%）；但其他方法也有可能成功，例如方法II的成功率为20%，方法III的成功率为10%；还有一些更小众的方法虽然概率更低，但也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科学共同体完全由纯粹认识行动者组成，并且科研资源有限，那么他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成功概率最高的方法I。但其他方法就可能没有人去尝试了，除非有更高层的科研规划者来分配任务。然而，如果科学家是“认识被玷污的行动者”，有科研基础或资源丰富的科学家仍会选择方法I，但是其他科学家考虑到既然优势方法已有人选取，自己要成名成家就要另辟蹊径，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方法II、方法III甚至更小众的方法。这样一来，有私利考虑的科学共同体通过市场调节形成有效分工，反而更有助于科学发展。 基切尔主张“良序科学”（Well-ordered Science）。良序科学既不是粗俗民主，即科学事项都要由全民公决来决定；也不是精英主义，即科学事项只能由科学精英来决定。基切尔也提出了理想协商（ideal deliberation）的民主模式。他把科学研究分三个阶段：（1）针对具体项目决定需要投入多少人力和财力资源；（2）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来研究某个项目，并且在研究中排除掉某些可能的非道德的选项；（3）决定各种研究成果如何应用。他认为，第一和第三阶段应采取民主的决策方式，但这里的民主不是粗俗民主，而是接受指导获得足够信息的协商者参与决策。但第二阶段就不能通过民主来决策，例如，研究不同种族的智力差异，既在学术上毫无必要，也在伦理上不道德，因此应予禁止。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与斯坦福大学双聘教授布赖恩·斯科姆斯（Brian Skyrms）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双院院士。他提出用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契约与人类道德。其代表作包括《社会契约的进化》（1996）、《猎鹿与社会结构的进化》（2004）、《信号》（2013）、《社会动力学》（2014）。 斯科姆斯的博士凯文·佐尔曼（Kevin J. S. Zollman）现任于卡耐基梅隆大学哲学系。他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论证了在无监督的情况下，作弊（cheating）确实会导致整个科研团体都走向欺骗；但只要监督（policing）有利可图，在科学研究中会自发形成作弊与监督的动态平衡，不会导致整个科研团体都走向欺骗，如图1。例如，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博士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做科研，后来因为在网络上揭发大量的学术不端事件而闻名于世，现已专职从事学术打假工作。中国的方舟子也是以学术打假出名。佐尔曼还证明，如果要减少作弊，我们应该增加监督的收益，降低寻找的成本。
图1 佐尔曼的监督与作弊平衡模型 注：H即Honest，P即Police，C即Cheat。左图为无监督的情况，最后都走向欺骗；右图为部分监督的情况，达到作弊与监督的平衡。  朗基诺1973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密尔斯学院、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2016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现已从斯坦福大学荣休。朗基诺在其成名作《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科学探究中的价值与客观性》中，提出了语境经验主义（contextual empiricism）。她论证，除了精确性、简单性、可预测性等本质价值（constitutive values），个人、社会、文化等的语境价值（contextual values），如性别、种族等，在科学研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在《知识的命运》一书中，朗基诺进一步提出了批判语境经验主义（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她认为科学还需要适用于共同体的规范：（1）拥有可以进行批判互动的场所（venues）；（2）相互交流和批判的各方共享一套评估理论的标准（shared standards）；（3）共同体内部对批评意见予以吸收和回应（uptake），从长远来看，批评必须能够改变科学实践；（4）相互交流与批判的各方拥有适当平等的（tempered equality）认知权威。在该书中她也力图消解“理性—社会”的二分。在传统科学哲学中，“理性”通常被理解为是逻辑的、可机械判定的，即使是不同社会仍可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社会”中包括了历史、政治等太多非理性的偶然因素，总体而言是非理性的。 朗基诺首先区分三种知识：作为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的知识；作为知道（knowing）的知识；作为内容（content）的知识。第一种知识强调的是生产实践过程；第二种是认知者与知识内容的关系；第三种是知识生产实践的成果。这三种知识的经验性与规范性可列表如下（其中小写的e表示经验的；小写的n表示规范的；大写的PP表示生产实践；大写的S表示主体；小写的p表示命题；大写的C表示共同体）： 表1 知识作为知识生产、知道、内容
朗基诺进一步消解理性—社会的二分：根据语境经验主义，科学理性也需要关注社会价值；很多社会体制是合理的，当然也有不合理的社会体制。根据以上知识的三分，她认为个人主义与非个人主义之争对应于知识的主体或行动者；一元论与非一元论对应于已知或可知的形而上学；非相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对应于认知根据或可接受性。而消解理性—社会的二分，有助于我们跳出传统的二元对立。 表2 消解理性—社会的二分
朗基诺承认科学家作为个人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她反对基切尔的个人主义。她认为科学研究的主体应该是科学群体，而非个人。她在《知识的命运》中译版序言中写道： 科学探索是一项集体的活动。它是一项需要互动与批评的活动，而且，这些天里，它的特点越来越是，认知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不同专长领域专家都来审查科学问题。……一旦摘除个人主义的眼罩，核心的科学认知活动——观察与推理——最好被理解为是社会活动，而不是社会因素干扰的抽象地想象的认知活动。 朗基诺的这一立场也非常符合库恩的观点：科学共同体才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和验证者”。 朗基诺最终主张知识的多元性与暂时性：（1）恰当的谦逊，需要一种温和的认识论。认识论作为人类知识的理论，不应该承诺完备的知识（或替换为其他的绝对性，如确定性），而应该对作为认识话语一部分的区分与规范判断赋予意义。（2）令人满意的认识论应该向理论多元性或作为最终探究结果的理论统一性开放。（3）理论多元主义的议题，不应该由认识论的选择来决定。（4）在生物学（或其他科学）中的表征多元性，可能来自世界是怎么样，或人类理解世界的理智能力或旨趣。我们的认识论不能强行规定是哪种可能。
基切尔与朗基诺二人纷争，莫衷一是。但笔者援引社会科学哲学中本体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多元主义，试图统合二人的观点。在社会科学哲学领域，通常区分本体论个人主义（ontological individualism，individualism也有译作“个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本体论个人主义主张，所有社会实体（如大学）最终都是由个人组成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主张，最终可以由研究个人来实现对社会实体的完全理解。很多社会科学家与哲学家支持前者，但反对后者。例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R·基思·索耶（R. Keith Sawyer）提出“非还原个人主义”（nonreductive individualism，简称NRI），就是主张本体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多元主义（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笔者赞同本体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多元主义。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用小船模型（boat model）来说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宏观层面的新教伦理如何影响微观个人的价值观，从而导致这些个人的行为，最终引发资本主义的产生。我们从表面上看，似乎新教伦理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但实际的因果过程是1.新教伦理影响个人价值、2.个人价值影响经济行为、3.某些经济行为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见图2。
图2 科尔曼的小船模型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提供了类似的历史案例：路易十六放松了管制，按理说社会应该更稳定，但法国人民渴望更多的变革，对实际的缓慢变革愈加不满，因此法国大革命最终发生于开明的路易十六时期，而非专制的路易十四时期。 因此笔者建议：（1）基切尔的个人主义可以被看作是本体论的；（2）朗基诺“非个人主义的个人”所批评的对象是方法论个人主义；（3）基切尔与朗基诺的观点并不冲突；（4）基切尔的个人主义甚至可以为朗基诺的“非个人主义的个人”提供微观基础。 基切尔与朗基诺的立场有所区别，但不矛盾。我们可以以反腐来类比：朗基诺的立场倾向于仅凭官员自律，还很难实现廉政；必须通过“制度反腐”的社会保障，才能真正成功。而基切尔关注的是如何让官员个人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那么“高薪养廉”、保证公务员的必要待遇与福利，是有利于推进反腐工作的。二者只是关注角度不同，可以形成有效互补。
仍以科学为例，佐尔曼既表明监督与作弊可以形成动态平衡，也通过演化博弈论证明：对于圆周（cycle，个人联系比较松散，每个人只与相邻的人联系）、轮轴（wheel，有中心人物，其他人除了与相邻的人联系，也与中心人物联系）、完全（complete，个人联系非常紧密，每个人都彼此认识）这三种社会结构，圆周结构得到正确结论的概率最高，完全结构得到错误结论的概率最高！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古代名言：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图3 佐尔曼的圆周、轮轴、完全三种社会结构示意图 本文提出本体论个人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并非是一味调和基切尔与朗基诺的观点。这一立场也试图为维也纳学派的统一科学运动（Unity of Science movement）辩护，对斯坦福科学哲学学派（Stanford School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科学不统一（Disunity of Science）提出修正。 维也纳学派在1929年发表著名宣言《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提出了“统一科学运动”。他们建议生物学、心理学等所有科学的语言都可以还原为物理学语言，因此也被称为“物理主义”（Physicalism）。但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荟聚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立场与研究风格。他们强调科学不统一，具有多元性。斯坦福科学哲学学派的核心成员包括：南希·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约翰·杜普雷（John Dupré）、彼得·伽里森（Peter Galison）、彼得·戈弗雷—史密斯（Peter Godfrey-smith）、帕特里克·苏佩斯（Patrick Suppes）、伊恩·哈金（Ian Hacking）等。他们还培养了下一代成员：乔迪·卡特（Jordi Cat）、张夏硕（Hasok Chang）、乔纳森·卡普兰（Jonathan Kaplan）、娜奥米·奥雷斯凯斯（Naomi Oreskes）、珍妮特·斯坦韦德尔（Janet Stemwedel）、迈克尔·韦斯伯格（Michael Weisberg）、拉斯马斯·温特（Rasmus Grønfeldt Winther）。2013年10月25—26日，他们专门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开会纪念。 因此近年来在科学哲学界，科学多元主义（Scientific Pluralism）成为主流。史蒂文·凯勒特（Steven Kellert）、朗基诺与C·肯尼斯·沃特斯（C. Kenneth Waters）联合主编了《科学多元主义》一书。科学哲学协会（PSA）原主席、著名生物学哲学家桑德拉·米切尔（Sandra Mitchell）也主张，在生物学研究中应该坚持多元主义。 方法论多元主义确有道理。例如在生物学中，理论还原、说明还原等通常认为都不可行，因此方法论还原与知识还原都无法实现，即生物学现象无法由分子生物学（最终由物理学）完全推导出来。因此米切尔建议，我们甚至可以用彼此矛盾的模型处理不同的生命科学问题。
然而笔者认为，虽然在科学研究中应该发扬方法论多元主义，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坚持本体论统一（ontological unity）。例如在现代生物学中，本体论还原主义占据主流，即认为所有的生物学实体最终都是物理实体，没有特别神秘之处。生物学家使用不同的模型与假说来解决特定的科学问题，但是他们很难再接受20世纪初曾经流行过的活力论（vitalism）之类的模型或假说。本体论统一也是一种“最小的统一”（minimal unity）。如果说方法论多元可以确保科学的开放性，本体论统一则可以保持科学的收敛性，使科学研究更有效率。借用库恩的说法，让科学的开放性与收敛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台湾中正大学的陈瑞麟教授在《认知与评价：科学理论与实验的动力学》一书倡导“后科史哲”（post HPS）。他一方面承认社会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这是他不同于传统“科史哲”之处；另一方面，他坚持认知价值优先于社会利益考量，“科史哲”优先于“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笔者在与陈瑞麟商榷时论证：科学研究应该认知与价值优先，而且在大多数科学案例中，认知与价值确实优先；但是我们不能预设科学研究必然认知与价值优先。在原则上，我们应该对称地对待认知与社会！因此笔者提出科学技术的“新HPS”（new HPS）纲领，即科学技术的“新史哲社”（History，Philosophy，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它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上平等地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侧面去研究、分析、批判科学技术，从而更好地理解与反思当代社会最为核心的驱动与变革力量。 本文对知识命运的分析，也是持新HPS的立场。朗基诺是当代关注科学的社会维度的最知名科学哲学家之一，笔者也基本上赞同她的批判语境经验主义。但是笔者认为，基切尔的观点与朗基诺并不对立，他的“科学家的个人主义”反而可以为朗基诺的“非个人主义的个人”提供微观基础。本体论统一性与方法论多元主义可以同时成为科学的一体两面！ 针对朗基诺的“批判语境经验主义”，笔者更提倡“批判的逻辑经验主义”（critical logical empiricism）。其中“批判”一词借自朗基诺，我们在当代确实要密切关注并深入反思科学的社会维度；“逻辑经验主义”是向20世纪的维也纳学派与柏林学派致敬。本文建议，在鼓励科学的开放性的同时，仍要保持科学的最小统一性，这是在肯定斯坦福学派的前提下，也希望保持维也纳学派的光荣传统。
逻辑经验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迄今已近百年。逻辑经验主义的很多观点（例如分析—综合的二分，认知意义的判断标准，逻辑加经验式的基础主义等）都已被扬弃。因此，在新兴的科学哲学思潮中，逻辑经验主义往往成为被批评的靶子。但是正如在康德去世之后的两百年中，不断有新康德主义的兴起。逻辑经验主义也成为哲学经典，在英美哲学界仍有深远影响。例如，美国的绝大部分科学哲学家是汉斯·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或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的徒子徒孙，英美主流的科学哲学专业延续的也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学术传统与严谨风格。 逻辑经验主义对逻辑与经验的重视，在当代并未过时。例如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无论对科学技术的宏观或微观社会学研究，其实都是“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并不违反逻辑经验主义。科学技术史的史料搜集，也是广义的“经验研究”。反之，广义的“逻辑”在当代也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上半叶，数理逻辑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理统计也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方法。例如，研究归纳问题的形式认识论（formal epistemology）大量使用逻辑学与统计学，朱迪亚·珀尔（Judea Pearl）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因果性，专著《因果性：模型、推理与推论》 2001年获得了拉卡托斯奖，他本人在2012年获得了图灵奖。即使是研究社会认知的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也把演化博弈论作为基础手段。 综上所述，在“批判的逻辑经验主义”中，所谓“批判的”承认逻辑经验主义的部分主张已经扬弃，而继承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态度，以及朗基诺等人对科学的社会维度的关注；所谓“逻辑”强调数理逻辑、统计学等科学工具的大量使用；所谓“经验主义”主张简明直观的风格与审慎怀疑的态度，并在此哲学立场的基础上，包容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与科学技术史的史料搜集等经验研究。“批判的逻辑经验主义”希望能够适用于科技史、科技哲学与科技社会学，既尊重科学理性，也关注社会维度，可能是比较均衡综合的合适提法。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科学方法论前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1BZX007）。 四、本刊联系方式为021-64280039。 《哲学分析》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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