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暴躁脾气与军事天赋，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在我军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位红军将领：他作战刚猛，性如烈火，酒量惊人。即便是喝酒海量、天不怕地不怕的许世友，无论在脾气还是在酒量上，都要畏惧他三分。

他曾被张国焘称为“游击天才”，却又被刘伯承称作“山大王”；他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骨干，曾被众多将领称道不已，后来却被作为反面典型。

而他的死，更是充满了意外与悲剧色彩。

他就是曾任红四方面军30军、31军军长的余天云。

余天云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这里是著名的“将军县”，两任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以及陈锡联、韩先楚、王近山、秦基伟等许多共和国将帅，都在这里出生。

毫无疑问，假若余天云不死，他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将军名单中。

余天云贫苦出身，早年以裁缝为生，后参加“黄麻起义”，很快就由一名普通战士升为营长。

1932年3月，21岁的余天云接替负伤的徐海东，担任红四方面军12师36团团长。而此时12师34团的团长也很有名，那就是少林和尚出身的许世友。

红军两大“刺头将军”齐聚12师，作为师长的陈赓是又忧又喜。忧的是这两人都是出了名的打仗不听指挥，敢顶撞上级。而喜的是有了这两员虎将，就没有拿不下来的硬仗与恶仗。

此后，随着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余天云率部横冲直撞，在枣阳、新集、漫川关连破强敌，为全军开辟通道。

后来对抗川军的“三路围攻”，余天云又创造了以一个团挡住一个师围攻的军事奇迹。

在杀牛坪阵地，他亲率两个连与川军一个半旅鏖战三天三夜，歼敌1500余人，更是名震川陕。

而最传奇的一仗是柳林河战役。当时四方面军被卫立煌几乎逼入绝境，总指挥部被敌军包围，张国焘和徐向前都亲自拿起枪上了前线。

危急关头，在外线作战的余天云发现敌情有变，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率部火速回援，全歼入侵之敌，使得红四方面军的首脑们免于危难。

由此可以想见，彼时的余天云有着怎样的光环。曾有人言，那是余天云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幕，也是他的巅峰时刻。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将所部4个师扩编为4个军。战功卓著的余天云从团长岗位上被越级提拔为红30军军长，后调任红31军军长，时年仅22岁。

如果他不出事呢？看看当年的战友吧：30军政委，就是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同为红四方面军的军长，则有上将许世友、王宏坤、陈再道等；甚至当年他的部属中也有上将王建安（原88师政委），中将杜义德（原89师政委）、程世才（原90师政委）等。

能攻善守的余天云成了红军之中较为耀眼的一颗将星，而他麾下的30军，则成为了四方面军中战斗力最为强劲的一支绝对主力。

说完余天云的优点和功劳，就不能不提他的缺点和错误了。他非但没有许世友那般聪慧，他的性格中有先天的缺陷，在作风上极为霸道，动辄骂人、打人，甚至以枪毙唬人。

跟余天云一起的警卫员、通讯员百十来号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

在张国焘率军南下后，团长周时源在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出于对朱德总司令的热爱，将自己缴获的一头骡子送给了朱老总。余天云听说此事后，竟大骂周时源，还派人将其揍个半死。

比他低半级的红30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一次与之发生意见分歧，余竟然抬手就给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后来张成台因此要求调出30军。

又有一次，部队行军在羊肠山路上，在拐弯时马脚打滑，余从马上摔了下来，他不问情由，照着马夫连开三枪，把马夫打成重伤。

麾下89师政委杜义德调任31军，临行前来道别，余天云蛮横不让带走配枪，竟然动手强抢，杜不从，结果连人带枪一起被扣下。

余还跑到张国焘那里告状，杜义德最后被撤了职，他心爱的手枪也变成了一枝长枪。

余对政工人员特别藐视，主张“枪杆子第一”。在他看来，只有打仗才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于是动辄把部队中的政工干部骂得狗血淋头，而他的口头禅则是：“军事能打仗，能消灭敌人，你政治工作能消灭敌人吗？”

据说有一次红30军在战斗中受阻，时为30军政委的李先念和一些师团干部很着急，这时余军长却慢悠悠地对李先念说：“政委，你去给他们上上政治课，这个山头就能攻下来！”李先念当时被气得火冒三丈。

对于脾气暴烈、强悍的余天云，就是张国焘也不免发怵。在重用他的同时，张国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防范和限制他。

至于红四方面军的其他领导，对他也是爱恨交集。然而，这样的局面，更激发了余天云的不满。

1935年9月，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大会上，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特意表扬了与余天云有意见的红九军军长何畏，这让余非常不爽，不禁牢骚满腹，情不能已，直至破口大骂。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立即叫人一把摁住余天云，批评他不尊重战友，又有随意打骂士兵的不良习惯。

在座的张国焘也本能地警觉起来，以为这是余天云反对自己南下，于是新账旧账一起算，当场宣布撤销余天云军长一职，将他调赴红军大学学习，好好磨砺一下脾气秉性。

这对余天云来说，可谓重大的人生挫折。如果他能静下心来反思，好好改掉自己身上那些缺点和错误，仍然前途无量，毕竟革命需要他这种有能力的军事人才。

而且进入红军大学深造，接受更加系统的军事培训，对于草莽出身的余天云来说，其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但是这位红军中的虎将，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我行我素，恶习不改。

入校学习后，余天云看到自己的同学都是营团级军官，只有自己是军级干部，便大为不满，觉得掉了身份。

而更为难堪的是，余天云看到自己的老对头何畏在红大担任校长，又高出了自己一头，气不打一处来，抵触情绪极大，经常借故不去上课。

有一次，余天云受了何畏的批评，气愤之余，当晚就把自己手下的几个亲信（师长、团长）叫来喝酒发泄，几个人凑在一起，越说越气。余仗着酒劲，嚷着要打何畏，何畏竟吓得四处躲藏，狼狈至极。

这倒罢了，余天云还在学校不寻常地摆谱，除了带着军长原来配备的人马外，还随身带着一个机枪排作为卫队。

结果，余天云此时在“红大”的高级指挥科，说起来只有30来个学员，实际人数却多达100多人，宿营时往往要一个村子才能安顿下来。

而且，余天云一直轻视知识分子，在30军时就和政委李先念合不来，到了军校更是如此，特别对来自一方面军的教员很是不客气。 

郭天民来上防空课，余天云大放厥词：

“这没有什么可学的，我们都认识飞机，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四方面军又不像一方面军一样怕死。”

赖光勋有次给学员上测绘课，刚上了一会儿，余不耐烦地喊道：“上课的内容不少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大家去休息吧。”说完，带头扬长而去。

后来彭绍辉作为讲师上课，此时作为学员的余天云借故发难，竟在课堂上冷嘲热讽说：“一个被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劳什子的军事理论，打胜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

别人畏惧他三分，不做声，他却更加横了起来，让一帮子警卫人员呼啦啦地冲进课堂。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因反对张国焘而被贬到红军大学当校长的刘伯承，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

他冲进教室，怒斥余天云。结果余天云非但没有半分收敛，不仅说了许多夹枪带棒的话，还居然骄横地将枪口顶在了刘伯承脑袋上。

在他看来，自己是张主席的心腹，而刘伯承不过是“不可靠”的、被贬到红军大学来坐冷板凳的人，还敢来管自己？

这下一向温文尔雅的刘伯承是真的生气了，他大喝一声，当场让人下了余天云及其警卫员的枪。

在这件事情上，余天云可谓犯了众怒，就连张国焘的心腹，时任红军大学政委的何畏，也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刘伯承这一边。

张国焘闻讯后，也是特意赶到红大，将这位爱将严厉训斥了一番，让他向刘伯承道歉，并将他关了短期禁闭。

一夜之间，余天云从一个横着走路、在红四方面军内无人敢惹、除了张国焘谁都瞧不上眼的“天王老子”，变成了反面典型。

这个落差，让余天云接受不了，从此便从骄横跋扈的极端走向了偏执消沉的另一个极端。

屋漏偏遭连阴雨。红四方面军被迫三过草地时，余天云的爱人、时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2团团长刘伯新，因为抢救快被饿死的指战员，违纪擅杀了藏民的牦牛而被张国焘枪决，让消沉中的余天云情绪雪上加霜。

他固执地认为，这是张主席要“卸磨杀驴”的节奏，自己也从此没法再追随与之有杀妻之仇的人了。

在禁闭结束后，何畏严格依校规规定不许余天云再享受特权，让他和其他红大学员一样自背干粮行军，此举竟被余天云认定为“挟私报复”。

“虎威依旧不倒”的余天云，用激烈的对抗行为作回应。无奈之下，红军大学的警卫战士们只好用担架强行抬着余天云长征。

1936年4月，红军大学队伍行至大金川一座桥上时，余天云突然从担架上翻身而起，骂骂咧咧地纵然投河自尽，时年25岁。 

余天云投河自尽的消息震动全军，这位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与战功赫赫的战将，居然选择了这样一种极端的结局，谁也没有料到。

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余天云的牺牲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最为公正和公开的解释，很多红军指战员对这一事件了解得也并不全面。

1958年，在彭德怀主持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就不无可惜的说：

“刘伯承在红军时期也有过教条主义，伤害了自己的同志。”

因为长征时期一直跟随中央红军转战，彭德怀对于四方面军了解得并不多，才会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20多年来，彭德怀一直误会是刘伯承的那一次批评让余天云寻了短见。

到了最后，还是毛主席为刘伯承说了话：

“余天云还是个娃娃，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多年之后，曾受过余天云恩惠的人，忆及余天云时不吝赞美。而其他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出于种种原因大都在回忆录里闭口不谈他。

张国焘晚年寓居加拿大写《我的回忆》时，认为余天云之死乃是他个人性格偏激使然，与旁人无关。

余天云的悲剧，很大源自于自身性格的缺陷，再加上少年从军便一帆风顺，争强好胜的性格让他在战场上无所畏惧，也让他在战争之外过于霸道独行。

余天云曾说自己是“天之骄子”，这样的比喻并不过分，他过人军事天赋，累累的战功，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对于锋芒毕露的英雄却过早的陨落，人们除了痛惜之外，还有太多值得去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