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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运动产生的背景,如何看待白话文运动

 沧海一粟1951 2022-06-28 发布于江苏
白话文运动产生的背景,如何看待白话文运动

        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⑵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⑶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⑷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⑸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⑹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等等。
   “白话文”作为一个“口号”与“术语”的出现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紧密联系。“新诗派”的先行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力主“诗界革命”;南社主将柳亚子主持《自治白话报》,文章以白话文为主。这期间“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白话文”。⑺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的副刊。“根据现今能找到的资料,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140份白话报和杂志。”⑻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晚清的白话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⑼“现在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⑽
   “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⑾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⑿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⒀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⒁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⒂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体”小说无不具有开创或奠基的意义。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白话书面语创作在各种体裁一一展开,并在实践中接受了检验。其中争论最大的是白话诗歌(新诗)。胡适的创作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却带来了“非诗化”的倾向;郭沫若《女神》则能较重视诗歌本身的规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创作是前二者的反拨,使诗歌走向“规范化”,并在“新”、“旧”的联系中,确立了白话诗的现代美学原则。
   综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这场运动不只是“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
   “白话文”与大众口语有紧密关系,“大众语不是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大众化’,即是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懂得的本领。”⒃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就是要做'更浅显的白话文’”⒄一些论者认为白话文运动是大众化运动的前奏;其实这二者的概念内涵是有区别的,不能盲目地把“白话文运动”等同于“大众化”。此外,白话文运动也是30年代左联时期“大众文艺”,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理论起点,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与凸现,同时随之即来的是概念内涵的窄化。“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范畴确立之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争论与阐释,主要集中在“反思”层面,如钱谷融《反思白话文》等等。
综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知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这场运动不只是“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
  “白话文”与大众口语有紧密关系,“大众语不是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大众化’,即是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懂得的本领。”⒃鲁迅认为“提道倡大众语,就是要做'更浅显的白话文’”⒄一些论者认为白话文运动是大众化运动的前奏;其实这二者的概念内涵是有区别的,不能盲目地把“白话文运动”等同于内“大众化”。此外,白话文运动也是30年代左联时期“大众文艺”,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理论起点,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与凸现,同时随之即来的是概念内涵的窄化。“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范畴确立之后,时至今日,仍容有一些争论与阐释,主要集中在“反思”层面,如钱谷融《反思白话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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