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 “五四前后以‘革命’姿态出现的白话文为什么不久就堕落了？”——陈望道的世纪之问

中文系18级小王同学来信：

 

老师在上课时提到文与白的差别本应是时间性的，但又因为白话文是经过欧化的汉语，这种差别变成了空间性。这和我高中时学习到的知识略有不同。高中老师说，白话文是以口语为基础的书面体，之所以推广白话文是为了更好普及教育。从这一角度看，文与白的差异更像是书面与口语的差别。想请教一下老师，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解读？白话文究竟该被理解为口语化的文体还是欧化的文体？

 

为了帮助同学们理清这个问题，我们一步一步说——

 

1.白话文的伪口语化——欧化

 

简单地说，白话文既是口语化的，又是欧化的。但二者其实是统一的。

 

在白话文运动前，文言文是汉语书面语的主要形式，话本是汉语书面语的又一种形式。在汉语历史上，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书面语作品一直都有，远的有《世说新语》，后来有《敦煌变文》，宋元话本小说兴起，以后越来越多，《水浒传》《儿女英雄传》《金瓶梅》《红楼梦》等都是。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写过一本《白话文学史》，认定的“白话”标准“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由此，“《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显然，汉语的历史发展中，很早就有白话的传统。

 

汉语书面语的文与白两个系统，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白话文运动要建立以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它的初衷是好的。但它不是去扶正明清以来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文学语言，而是从翻译西方著作开始大量欧化。

 

白话文运动自觉地把打倒文言文作为己任，要用白话代替文言，其目的是为了普及教育。问题是它建立的白话文，没有自觉继承中国传统白话文学语言的优点，而是为欧化打开大门，欧化文长驱直入。

   

我们从《新文学大系》中摘几个例子，以窥当时白话文之一斑：

 

我在这东西旁边盘旋玩耍，直到“赫儿赫儿”地呼唤着的即在今日还能引我潸然下泪的母亲的声音，可爱地送到我的小耳朵里。

 

这并非是十四年以前的时间的海洋里，竟看不见一点飘荡的清藻足以系住他的莹思，其实望见的只是茫茫的白水，须得象海鸟般在波间低徊，待到落下倦飞的双翼，如浮鸥似的贴身在一个清波上面，然后那仿佛正歌咏着什么在这暂时有了着落的叹息，才知道这个小小的周围是很值得眷恋的。

 

2.白话文堕落的根源——答陈望道的世纪之问

 

针对白话文运动这样的流弊，上世纪三十年代陈望道、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人在上海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他们尖锐地批评这时期的白话文是“新文言”，即对汉语的新的束缚，其实质是“欧化文”。

 

陈望道说：文言文是反大众的，通俗的白话文是混大众的。二者都站在大众之外，对于大众是外头人。

 

陈望道由此发出了一个世纪之问：“五四前后以'革命’姿态出现的白话文为什么不久就堕落了？”

 

为什么呢？

 

其实五四时期白话文先行者们的白话纲领，是一种以中文传统为主，兼收并蓄、旁搜博取的大拼盘主义。

 

他们主张尽量采取《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中的白话。

 

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白话来补助；

 

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

 

有不得不用方言的，便用方言来补助；

 

有中国话不够用的，便用外国话来补助。

 

这种以传统白话为主，古今中外皆可圆融无碍为我所用的主张，其背后是一种力图于推陈之中出新的从容的创造心态。

 

然而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这种平稳的心态被扰乱了。

 

人们把中国语文与封建礼教绑在一起弃之如敝屣，大声呼唤西方的新思想、新科学、新文化。此时欧化文就以中国传统语文对立面的身份，披着“新词汇”“新表达方式”的洋服，堂而皇之进入了汉语。

 

3. 白话文堕落的深远影响

 

俞敏先生在谈到白话文运动时，调侃了三个辞句：

 

1.“当××时”

 

“五四”时的作家多半通些外语。他们写“当××时”，虽然用了文言，还不违反我们的句法。什么时候他们连“时”都去了，就是用了英语里带关联副词when的句法了。

 

2. “豆腐西施的杨二嫂”

 

汉语的同位语中原不加什么，有人写“豆腐西施的杨二嫂”，他就是用日本语法来打乱汉语口语语法了。

 

3.“他有一个大鼻子”

 

“他有一个大鼻子”看似汉语，却非汉语。汉语只说“他大鼻子”。而说“一个人有鼻子”是废话，说“有一个”是更没用的废话。

 

今天，还有人知道“他有一个大鼻子”看似汉语，却非汉语，是没用的废话吗？

 

所以，陈望道在大众语运动中的诘问，至今依然振聋发聩，是一个世纪之问。

 

白话文运动，不仅在当时很快“堕落”，而且直到今天，现代汉语依然被“堕落”羁绊。

 

我们这样说，并不否认自晚清语文改革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为维新之本的正面、积极的意义。

 

相反，我们这样说，正是寄望于中国现代语文呼应时代变革的健康发展。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复旦大学读“上古汉语语法”博士学位期间（1985-1987），写了我的第一本书《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