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首都的英勇保卫者——闽赣边红军游击队

1935年2月，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遵照中央“万万火急”电报的指示，兵分九路，突出敌人重兵包围。虽然九路部队在突围过程中大部损失，但也保存了部分革命火种，在项英、陈毅、张鼎丞、谭震林、粟裕、刘英、高敬亭、叶飞、黄道、关英、傅秋涛、冯白驹等人领导下，高举革命红旗，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保存了大量革命骨干，为保卫南方革命战略支点和新四军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而在这一艰苦卓绝的时期，在原中央苏区的红色首都瑞金和临近的长汀地区，有一支英勇的红军队伍，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始终没有离开。他们抱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不断遭受挫折的严峻形势下，始终坚韧不屈。经过同国民党反动派反复较量，终于迎来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时期，为后来的新四军输送一支300余人的队伍，完成了保卫红色革命支点的历史任务。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红色保卫者——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战斗历史。

红军长征后闽赣边地区的形势

闽赣边地区，位于江西省瑞金县和福建省长汀县边界，故又名汀瑞边游击区。其范围包括瑞金县的大部、长汀县的古城和四都地区，以及江西省的会昌县、石城县一部。中心区域在瑞金大柏地的罗汉岩、观音、武阳、白竹寨和长汀县的猪仔、丝茅坪、上下温地一带地区。武夷山脉横亘其间，山高路险。虽然有利开展游击战争，但也易遭敌人分割封锁。

这一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建立了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为土地革命准备了群众基础。1929 年春，毛泽东、朱德牵红四军从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瑞金成为红色中华的首都。毗连瑞金的长汀则是闽西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又是中央苏区的一个经济中心，商贸繁荣，素有“小上海”之称。在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闽赣边地区的工农大众进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这个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给全国受苦受难的人们以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但同时也引起了整个统治阶级深深的恐惧和仇恨。他们同共产党及苏区人民不共戴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作远距离的战略转移，蒋介石得悉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消息后，即令其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指挥 20 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最后攻击。1934 年 10 月 20 日，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题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 ，号召苏区人民“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来扰敌和牵制敌人，以阻止敌人侵入到我们中心地区，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0 月底，中央分局从西江、瑞金、雩都 3 个县划出 8 个区，以雩都宽田为中心，设立瑞西县。原西江县委书记马德明为瑞西县委书记，并调拨 100 多支枪，建立瑞西独立营。12 月中央分局又决定成立中共瑞西特委，以加强瑞金、瑞西、西江等县的领导，调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任特委书记，原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钟天禧和刘连标、杨世珠、钟德胜等为委员。同时组建瑞西军分区，以刘连标为司令员、杨世珠为政治委员，统辖瑞金、瑞西、西江等县独立营。除县独立营外，许多区、乡还成立了区游击大队和乡游击队。11 月，桃古区奉命与毗连的福建省兆征县古城区合并为桃古区，原两区游击队合并为桃古区游击大队，共 300 余人。彭胜标任中共区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胡荣佳任区委副书记兼区游击大队司令员，统辖区游击大队和各乡游击队。中央军区于 11 月间在宽田举办了游击训练班，抽调各县军事骨干分子，集中学习游击战术。在这段时间内，瑞金、瑞西、西江和兆征、瑞金等县独立营和游击队，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主要是集中行动，配合红 24 师正面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这对打击进犯苏区的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作出了贡献。但有生力量消耗过大，特别是贻误了由集中作战转向分散游击战的时机，为尔后坚持游击战争造成了不利的局面。

刘连标（1902—1935）

　　1935 年 2 月上旬，中央苏区斗争形势愈加严峻。国民党军在对苏区分割封锁的基础上，开始对瑞金、瑞西、西江和雩都等县进行分区“清剿”。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被迫率红 24 师等基干红军部队向雩都南部山区转移。瑞西特委和瑞金县委及所属部队留在瑞金西部的铜钵山坚持斗争。此后，瑞西特委与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只好独立自主地领导闽赣边的游击战争。

血腥恐怖

　　国民党军占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后，唯恐留下革命火种。于是同地方复辟的封建势力相勾结，对苏区革命群众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流氓、地痞等封建势力，叫嚣要挖地三尺，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斩尽杀绝，在红色根据地内开始了大规模的烧杀淫掠。其手段之残忍，亘古罕闻。闽赣边革命军民，顿时被推入血雨腥风的苦海之中。

国民党保安团，是最凶恶的地方反动势力，对革命军民特别凶残。瑞金保安团在卷土重来后，一个晚上就杀害了武阳区革命群众 500 多人。接着又伙同地主豪绅恶棍，在瑞金的菱角山将300 多名革命军民活埋。在 80 余天内，瑞金被杀害的群众达 1800 多人。许多共产党员和苏区干部全家被杀绝。整个苏区“不见炊烟，但闻鬼哭”，无人荒村比比皆是，其状惨不忍睹。长汀县楼子坝村43 户人家 143 人，除一位 80 多岁的老妇人幸免于难外，全部被杀光。长汀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刘恩德一家 7 口人，包括怀孕的妻子，全遭反动派活埋，造成惨绝人寰的七尸八命案。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仅原中央苏区的瑞金、长汀及周边地区，被反动派直接杀害或遭国民党迫害、压榨、病饿而死的苏区民众和红军指战员，就多达70余万人。

国民党在与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对苏区军民进行大屠杀的同时，又祭起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破旗，强化基层反动统治。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实行保甲制度，严格控制户口。更有甚者强行移民并村，致使汀瑞边界周围好几十里的农村成了无人区。此外国民党反动派还对村民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粮食，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并对游击队活动区域实行严密的封锁，妄图将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荒山野岭。

血染铜钵山

　　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原苏区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和暗无天日的统治，一方面对有游击队活动的山地、要隘修筑碉堡、篱笆，以重兵把守，层层封锁。同时协同地方反动武装不时上山进行梳篦式的“搜剿”。甚至放火烧山，企图将游击队逼入刀山火海。然而，富于革命传统的闽赣边军民，从不畏死，面对强敌，处变不惊，不屈不挠，奋起抗争。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

1935 年 3 月中旬，国民党集中 3 个师的兵力围攻瑞西特委所在地铜钵山区，瑞西特委和直属队已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条件下，进行正面抵抗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的办法是突出重围，保存有生力量，以待时机。由于敌情紧急，又不了解敌人的整体部署，瑞西特委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为便于行动和分散敌军力量，特委决定将集中在铜钵山的瑞金独立营和政治保卫队、侦察连等直属部队与机关干部共约 1000 余人，混编成 3 个大队，分 3 路突围。突围后，赶到瑞金南部的安治前集中，然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突围战斗开始后，指战员勇猛冲杀，前仆后继，杀出一条条血路，冲出敌人铜钵山防线。但由于敌人设置重围，游击队冲破敌第一道包围圈后，又陷入敌第二道重围。军分区司令员刘连标、政委杨世珠率第 1 大队由铜钵山突围后，转战九堡、黄柏、莲花山、罗汉岩等地，处处遭敌拦击。当穿越瑞金——长汀敌人封锁线时，遭敌猛烈阻击，部队伤亡惨重，刘连标壮烈牺牲，部队只剩下 20 余人，在杨世珠带领下向福建方向转移。途中遇兆征县独立营部分失散人员，两支兄弟部队合在一起，辗转抵达瑞金的观音。特委书记赖昌柞、少共特委书记钟德胜率第 2 大队从铜钵山突围出来后，途经九堡时，复遭敌军堵截，赖昌柞、钟德胜指挥部队奋力拼杀，终于摆脱敌军围追堵截，到达目的地安治前，幸存者仅50余人。原瑞金独立营营长率领的第 3 大队在突围中损失尤为惨重，只有10余人摆脱敌人追堵，到达观音峙与第 1 大队会合，然后一起回到安治前。当赖昌祚率队抵达安治前时，从零南突围出来的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率独立第 7 团一部，也抵达安治前。李才莲按照中央分局的指示，本来是要前往闽赣省委的，因途中遭敌军堵截，而折转安治前与赖昌祚部会合，并随瑞西特委活动。这时瑞西、西江两县领导人也各自带领本县独立营突破敌军包围，相继到达安治前。与瑞西特委会合。几支部队合在一起共约 200 余人。

　　国民党军在血洗铜钵山后，得悉红军游击队汇集于安治前地区，立即调转头来，以两个师的兵力，外加瑞金县的地主武装，围攻安治前。瑞西特委为避敌锋芒，以保存有生力量，决定部队作第二次大转移。瑞西、西江两县独立营返回本县，坚持分散的游击战争。将铜钵山和雩南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两个大队。第 1 大队由赖昌祚、李才莲率领、第 2 大队由钟天禧、钟德胜率领，分途向瑞金东部的观音转移。部队转移至观音后，为了恢复铜钵山区工作，瑞西特委决定由钟天禧、钟德胜率第 2 大队转兵铜钵山。第 1 大队暂留观音地区活动，待第 2 大队打开局面后，再回到铜钵山，建立基本根据地，坚持闽赣边界的游击战争。

钟德胜（1911—1954）

钟天禧、钟德胜率部回到铜钵山时，发现原有的村庄已成了一片废墟。劫后余生的群众，全部被国民党反动派赶出山区，使铜钵山区变成荒凉的无人区。这样的状况，游击队根本无法长期立足。加之国民党军尾追而来，游击队如果不立即转移，可能会遭致全军覆没。于是，钟天禧、钟德胜当机立断，决定带领部队转移至瑞金东部的罗汉岩山区活动。部队在转移途中，遭国民党军两个团的拦截围攻。钟天禧身先士卒，率指战员奋力冲杀，不幸中弹牺牲，部队伤亡惨重，但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钟德胜率余部冲出敌军重围，转至大柏地乌坑，重整旗鼓。赖昌祚、李才莲率第 1 大队在向铜钵山转移途中，也遭到国民党军重兵拦截，李才莲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赖昌祚率部突出重围，折返观音山区。

李才莲（1912—1935）

在此期间，瑞西、西江两县独立营在从安治前返回本县途中与敌军遭遇，部队一度被冲散。后来瑞西县独立营重新聚集，在县委书记马德明率领下摆脱敌人追击，转至白竹寨地区坚持斗争。1935 年 5 月上旬，白竹寨遭敌军包围，马德明率部突围，转至黄柏地时复遭敌军袭击，部队被打散。马德明率余部转移至雩都上堡活动。月底，在一次战斗中马德明不幸被俘，英勇就义。西江县独立营聚集后，复于汀瑞边再度被敌军打散。至此，瑞西、西江两县独立营建制消失，幸存人员或转入地下斗争，或加入兄弟游击队，继续战斗。

马德明（1891—1935）烈士铜像

同特委、县委失去联系的瑞金武阳区游击队，在队长刘国兴领导下，一直在武阳地区坚持斗争。这支游击队是在 1934 年 10 月，由武阳区武装部长刘国兴奉命组建的，共 100 余人，30 多支枪。当国民党反动派进入武阳时，游击队转入山中与敌周旋。反动派抓不到游击队，就使出毒计，向游击队员家属开刀，逼迫家属交出游击队员，家属不从，就惨遭杀害。刘国兴的母亲面对凶残的敌人，大义凛然，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刘的妻子被强迫改嫁。刘的刚满 10 岁的儿子拒绝给敌人带路，竟被惨无人道的反动派用大刀劈成 4 块抛入河中。刘家遭洗劫一空后被付之一炬。刘国兴一家的悲惨遭遇，激起游击队员们的深深同情和对反动派的刻骨仇恨，纷纷要求下山与敌拼命，为队长一家报仇雪恨。刘国兴悲愤交加，复仇之火在胸中燃烧。然而，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用理智克服了感情的冲动。他深知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去同敌人硬拼，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于是他强忍悲痛，力劝游击队员保持冷静，待机而动。为了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刘国兴经与队员商讨后，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经精简后，游击队留下 30 余个精壮队员，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时而分散隐蔽，时而集中袭扰敌人。

刘国兴（1899—1944）

　　百折不挠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在铜钵山区遭到挫折的同时，边界其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退集长汀县四都山的福建军区机关和所属部队，因寡不敌众，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由于敌以重兵“清剿”与残酷镇压，闽赣边区各县、区、乡党组织均遭到严重破坏，红军游击队损失惨重。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至1935 年 5 月，在汀瑞边除分散开展秘密斗争的革命者外，尚有瑞西特委领导人赖昌祚、钟德胜等率领的瑞金游击队，刘国兴率领的武阳区游击队 20 余人，瑞金县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张开荆、参谋长周桂生、独立营政委张志辉率领的瑞金游击队 8 人，张悌率领的兆征县游击队余部 5 人和彭胜标、胡荣佳领导的桃古区游击队 30 多人在顽强坚持斗争。以上几支游击队虽然总共只有 100 余人，而且分散于几个地区，互相失去联系，但都是从炼狱中走过来的革命骨干，犹如经过严冬霜雪无情摧残，生命基因尚存的种子，春天一到，就会在人民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张开荆（1905—1991）开国少将

周桂生（1906—1941）湖南平江人，1928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30年参加红5军，任排长，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40年任新四军第2纵队司令员，1941年1月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牺牲。

丝茅坪会议

在黑色的岁月里，闽赣边区军民，由于事先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在敌人突如其来、势如狂风暴雨的摧残下，受到了严重损失。在敌人“清剿”的第一个冲击波过后，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领导者和幸存下来的几支游击队，痛定思痛，冷静下来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形势，确定新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瑞西特委率直属队转移到观音地区后，赖昌祚于 5 月间在丝茅坪主持召开主要干部会议，对游击队当前的处境和斗争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会议指出：当前游击战争已经到了非常紧要的时刻，在反动派的几十倍于我的兵力，对我穷追不舍的情况下，部队集中行动，是非常危险的，这不仅目标大，易遭敌人围攻，而且难于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会议要求与会者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紧急指示，确定新的行动方针，以摆脱目前的困境。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分散的群众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和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立即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实行“保存力量，分散行动，以待时机”的行动方针。在斗争方式上，要紧紧依靠群众，建立秘密联络点，逐渐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同时选择群众基础好的山区，创造条件，建立游击根据地，以便长期坚持边界游击战争。丝茅坪会议是闽赣边游击区的斗争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是闽赣边游击队斗争由被动逐渐转向主动的起点。

丝茅坪会议后，特委主要领导人即分开活动，各率一支武装，分别在不同地区开展斗争。赖昌祚率一部分武装留守罗汉岩山区。钟德胜率 30 余名指战员，转移到大柏地开展斗争。杨世珠因病留在地方上休养，随后脱离革命队伍。

克服困难，积蓄力量

由于敌人制造白色恐怖和造谣中伤，离间革命军民关系，造成群众思想混乱，致使一段时间内，群众不敢与游击队接触。许多地方的反动势力，为破坏游击队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派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到处“打土豪”（实是打家劫舍）；或找群众“联系”，如果群众表示对游击队的同情和帮助，即被认为“通匪”，而遭杀身之祸。反动派还广造谣言，说什么“红军变成六亲不认，杀人不眨眼”。多数群众虽然不相信反动派的谣言，但真假红军莫辨，为安全计，对游击队只好采取回避态度。起初游击队下山进村，说明自己是红军游击队，群众立刻逃散，弄得游击队员手足无措。由于失去群众支持，游击队的处境就更为艰难。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这种下三滥的伎俩，游击队当务之急，是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恢复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了争取群众，首先必须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钟德胜率部抵达大柏地后，立即设法找到地方党组织。然后在地方党组织和基本群众协助下，对村民开展深细致的思想工作，揭露反动派的离间计，并以实际行动还红军爱民救民的革命本色，恢复和争取群众的信任。对反动派为欺骗群众而使用的破坏红军游击队声誉的卑劣伎俩，则给予有力的打击，让事实教育群众。此外，游击队员还采取“拦路宣传”的办法，即事先隐蔽在群众往来的路旁，当群众路过时，即出来拦住，当面作宣传工作。使群众亲眼见到现在的红军游击队，面目如初，还是当年红军的老样子，和蔼可亲，因而化疑惧为信赖。至于伪装红军作恶者，游击队则伺机将其捉住，当众揭开他的假面具后或羁押或处决。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努力，游击队终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与此同时，游击队对国民党的保甲长、联保主任及地主豪绅，采取刚柔并济政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尽可能争取其中大多数保持中立或为游击队所用。促使国民党乡村白色政权由动摇而逐渐变成“灰色政权”。对少数作恶多端，顽固不化者，则严惩不贷，杀一儆百。给予严厉镇压，以证明游击队言必信，行必果。在游击队赏罚严明的政治攻势下，靠近游击队活动区域的国民党基层政权，逐渐发生分化。随着灰色政权的扩展，游击队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在军事上，游击队实行分散的麻雀战法，以保证有效地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他们平时隐伏山林，或隐蔽在邻近联保办事处的地方，避免暴露目标，静待时机。当环境许可时，即主动出击，集中适当力量歼击小股出扰的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由于得到群众的庇护和密切配合，游击的“藏”与“打”，一般都能如愿以偿。闽赣边党和游击队在重整旗鼓和转变斗争方式后，革命力量得到逐渐恢复。从 1935 年下半年起，游击根据地已初步稳定下来，斗争形势日渐向上，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不过在总体上，敌我力量对比，仍很悬殊，前进道路坎坷不平。然而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又有切合实际的行动方针的指导，闽赣边游击战争已渐成气候。

瑞金游击队相机出击

1935 年 10 月上旬，瑞金游击队根据地下党提供的情报，得悉一小股敌兵乘车沿瑞（金）宁（都）公路开进。钟德胜当机立断，率队设伏于瑞宁边界大柏地麻子凹公路旁。等敌汽车进入伏击圈后，游击队突然发起攻击，敌猝不及防，汽车被击毁，车上敌官兵悉数就歼。随后游击队在群众掩护和帮助下，从大柏地安全转移到了罗汉岩后，乘敌不备，迅速消灭了当地的地主武装，镇压了一批与游击队作对的土豪恶霸，巩固和扩大了罗汉岩根据地，并以此为立足点，利用敌人地方部队的区域限制，往返于瑞金——长汀之间，同敌军周旋，时而进击，时而隐蔽。当江西之敌来“清剿”时，游击队就转移福建境内；当福建敌军来“清剿”时，又转回江西一侧。一旦捉住有利战机，就给敌猛然一击。11 月间，瑞金游击队乘敌不备，突袭瑞金合龙乡公所，一举成功，俘乡丁 10 余人，缴长短枪 23 支。接着又于 12 月间，在地下党协助下，在大柏地的隘前伏击国民党的一辆军车，毙伤敌官兵 30 余人，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1936 年 1 月，袭击王田联保办事处，击毙了企图负隅顽抗的联保主任和几名反动武装分子，震慑了一方地主豪绅。游击队连连出击，相继告捷，大长了游击区军民意志，灭了反动派的威风。敌军欲图报复，又找不到游击队行踪，徒叹奈何。分散于四乡的地主武装，又处于广大群众的监视之下，一举一动，都为游击队所了解，慑于游击队的惩治，反动气焰均有所收敛。这样一来，游击队的斗争环境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武阳游击队东山再起

武阳游击队在头一阶段损失惨重。由于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饥寒疾病，雪上加霜，致使游击队战斗与非战斗减员时有发生，到 1935 年 6 月，100 多人的游击队，只剩下区武装部长刘国兴等 2 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悲观绝望，而是抱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自强不息。刘国兴接受起初阶段过于暴露的教训，改变斗争策略，由公开转入隐蔽，深入群众，扎根串连，秘密发展党员，由点到面，帮助地下党员恢复和建立党支部，并通过地方党组织寻找和联络失散的游击队员，重建游击队。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 1935 年冬，在地方上相继恢复和建立了松山、安富、石水、麻田、螺石、下洲等8 个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恢复了武阳区委。游击队又以新的面貌活跃于武阳地区，斗争局面大为改观。

　　武阳游击队和中共地下组织重新恢复并积极开展活动，使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并严加防患，不断派兵四出“清剿”。武阳游击队密切注视敌人动向和活动规律。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敌军出扰，一般都是早出晚归。游击队抓住敌军这个活动特点，白天上山隐蔽，避敌锋芒，晚上下山，深入村庄，开展群众工作。基本群众则为深入村中的游击队站岗放哨，以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由于群众冒险庇护，游击队员常常化险为夷。有的群众还为帮助游击队购买药品和生活必需品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武阳地区基本群众钟文芳、卢衍宾到瑞金县城替游击队购买药品时，突然被捕。敌人对二人施加酷刑，逼他们交待游击队下落。他们坚贞不屈，宁死而不吐露真情，最后壮烈牺牲。

　　在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和支持下，武阳游击队不仅生存下来，而且逐渐发展壮大。他们由隐蔽斗争走向公开斗争，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镇压恶霸，打击地主武装。1936 年冬，他们成功地袭击了小布脑联保办事处，歼敌多人。当地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顿时收敛。群众受到很大鼓舞，游击队斗志更加昂扬。

桃古游击队发展壮大

桃谷游击队是闽赣边三支基本游击队之一。原先他们实行流动游击或分散隐蔽方针，忽视了建立相对稳定的游击根据地。由于部队没有依托，常常陷入困境。1935 年 10 月，桃古游击队领导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将注意力放在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上。在斗争实践中，游击队领导人深切体会到，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须臾离不开群众的支持。而要使群众斗争得以持久深入的发展，必须有共产党组织在群众中起核心领导作用。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发展地方党组织。先后在陶朱、黄鳝口、领背山、兰田、安治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于 1936年 7月恢复了桃古区委，由刘辉山任区委书记。为了保持游击队与地方党的联系，在通往游击根据地的要道上设立若干交通站。从此，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与地方党领导群众斗争紧密配合。桃古游击队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并逐渐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1936 年秋，桃古游击队，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协助下，接连取得了袭击苦竹、兰田和黄鳝联保办事处的胜利，镇压了“模范保”（兰田）第一任反动保长曾昭波等几个恶贯满盈的联保主任，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粮食、衣物等急需物资，大大改善了游击队的装备和生活。此后，在游击队恩威并施的政策震慑下，邻近游击区的国民党保甲长为保全身家性命，不得不收敛嚣张气焰，或保持中立，或暗中靠拢游击队，成了两面政权。这样，游击队就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斗争形势大为改观。

从 1936 年春夏起，由于国民党的正规军陆续撤离闽赣边地区，留下的地方保安团队和民团等武装，虽然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但对红军游击队的威胁已相对减轻了。闽赣边各支游击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活动，由山上走向山下，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协助下，积极寻找战机，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惩治土豪劣绅，逐渐 改变不利于我的敌我态势，化被动力主动。到同年秋，闽赣边 3 支基本游击队——瑞金游击队、武阳游击队和汀瑞（桃古）游击队基本上闯过了难关，走出了低谷，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开创了新局面。红色种子遍地生根开花结果。但不幸的是，1936 年 10 月的一天，闽赣边游击区主要领导人赖昌祚在瑞金的罗汉岩地区，被暗藏在他身边的叛徒，乘其他游击队员外出活动之机将其杀害。赖昌祚的牺牲，使闽赣游击区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他牺牲后，特委委员钟德胜领导和率领瑞金游击队，继续战斗。　　

赖昌祚（1906—1936）

随着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壮大和斗争的胜利发展，桃古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都深切地感到，在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需加强游击根据地的统一领导。为此，中共桃古区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于1936年11月在长汀县的猪仔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汀瑞县委，由胡荣佳任书记，彭胜标任副书记。同时决定将桃古游击队改名为汀瑞游击队，由胡荣佳任队长，彭胜标任政委。

胡荣佳（1905—1968）

彭胜标（1909—2003）开国少将

胜利会师

　　1937 年 1 月，钟德胜率领瑞金游击队转战观音地区时，获悉胡荣佳、彭胜标、张开荆等领导的汀瑞游击队活动信息，立即派人循踪寻找，很快取得了联系。两支兄弟游击队几经辗转，于 4 月间在猪仔胜利会合。历尽劫彼喜相逢，悲欢交集。战友们互庆互贺，士气大振。与此同时，钟德胜又通过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同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从此，闽赣边三支游击队在各自孤军奋战两年后，终于冲破国民党的分割封锁，摆脱了各自为战的局面，使闽赣边的游击区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支游击队的会合和沟通联系，进一步坚定了指战员坚持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士气大振，战斗力也随之增强。为了开拓新的局面，游击队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出击。连战皆捷。瑞金游击队和汀瑞游击队在地方党组织协助下，开始主动出击，对敌人进行打击。

智取青山铺、袭击兰田

青山铺，是长汀通往瑞金公路上的一个军事要地。国民党军在此设立据点，长期驻守，对游击队的活动妨害极大。因此，游击队决定拔掉这个钉子。经侦察获悉，青山铺据点，由国民党保安队的一个分队担任守备，并不时与驻古城的保安队换防。1937年6月9日，游击队挑选了 40 余名游击队员，装扮成古城保安队，以换防名义开进青山铺敌据点。守敌尚未反应过来，就全部当了俘虏。兵不血刃，歼敌数十人，缴枪 30 余支，拔掉了楔人游击队活动区域的钉子，为游击队开展活动，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青山铺战斗后，汀瑞游击队又取得了兰田袭击战的胜利。兰田是瑞金县的“模范保”，兰田地区的联保办事处就设在这里，是个顽固的反动堡垒，敌气焰十分嚣张。为长游击队志气，灭反动派威风，游击队决心与敌较量。此前，游击队曾两次袭击兰田保，捕杀了反动保长。豪绅地主因此惶恐不安，惧恨交加。为报复计，他们挑选了反动分子曾广辉充当保长和联保主任，并派遣民团驻守兰田，与游击队对抗。这时，设在游击区内的反动据点之敌，已由攻势转为守势，游击队在局部地区已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为震慑敌人，汀瑞游击队决定彻底铲除兰田反动据点。6 月19日，胡荣佳、彭胜标等率汀瑞游击队 40 余人，在地下党的策应下，奔袭兰田，全歼守敌，毙反动保长和恶霸 6 人，缴枪 14 支。

武阳战斗

　　1937年8 月14日，闽赣边三支游击队在统一部署下，兵分 3 路。两路化装成老百姓，随赶集的群众进入圩镇，其中一路由刘国兴率领隐蔽在紧挨区公所的游击队员邹日祥家中作为突击队；另一路潜伏在离区公所不远的民房里，接应突击队；钟德胜率领的一路人马埋伏在圩镇外围的一座敌人废弃的炮楼里，策应圩内袭击行动。入夜，按约定时间，潜伏在圩内的突击队向区公所发起冲击。被突然袭击打懵了的敌人，起初试图反抗，但在游击队猛烈攻击下，很快就瓦解了，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全部举手投降。此役共歼敌 3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0 余支，子弹 9000 余发，手榴弹 60 余枚。游击队牺牲 1 人，伤 2 人。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拔掉了敌人一个重要据点，而且使游击队得到了较大的武器弹药的补充。这在物质匮乏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是十分可贵的。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圩内召开了群众大会，钟德胜代表游击队讲话，揭露反动派坚持内战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共御外侮的主张。大会应群众要求，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

山箭脑伏击战

武阳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游击队和群众的斗志，为粉碎敌人的“清剿”创造了有利条件。瑞金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对武阳的惨败，惧恨交加，为报复计，纠集优势兵力开进武阳地区，试图与游击队一决雌雄。闽赣边游击队为保存有生力量，采取避实就虚战术。为避敌锋芒，各大队实行分散转移。1 大队（瑞金游击队）由武阳转向日东、罗汉岩和观音一带活动；2 大队（汀瑞游击队）转到四都、兰田、僵田一带活动；3 大队（武阳游击队）留在武阳地区与敌周旋。8 月下旬，第 1 大队在转移途中，获悉国民党汀州专员秦振夫乘车从瑞金返回长汀。钟德胜当机立断，迅速指挥部队埋伏在汀瑞公路的险要处——山箭脑。这是从瑞金到长汀的必经之路。游击队设伏完毕，以逸待劳。不久从远处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战士们兴奋异常，拭目以待。不多时，一辆大汽车驶入游击队的伏击圈。钟德胜一声令下，步枪手榴弹雨点般地射向敌汽车。敌猝不及防，还未反应过来，就已全部就歼。计毙敌 7 人、生俘1 人，缴枪 10 余支。被俘的是汀州专员秦振夫的老婆，经审问才得知秦振夫已于头一天乘另一辆汽车返回长汀。游击队员们虽然感到有点失望，但闪电般的歼灭战，还是令人兴奋不已。随着游击队的捷报频传，游击区人民精神振奋，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到 1937 年秋，游击队人数发展到 100 多人。游击队的活动地域也由山区推向平原。国民党军队（保安团）进山“清剿”徒劳无功，顾此失彼，加之举国抗战的浪潮已波及穷乡僻壤，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　

沟通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早在 1937 年六七月间，闽西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闽西当局进行合作谈判时，就曾提出派人去同闽赣边游击队取得联系，以使其统一下山改编，但国民党汀瑞当局不承认闽赣边地区有游击队。然而闽赣边游击队夏秋间一系列的胜利，令国民党汀瑞当局深感头痛，又无可奈何。8 月底 9 月初瑞金县长不得不写信给闽西游击区的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人，承认汀瑞地区确实还有游击队，要求派人将游击队接下山来，合作抗日。另外汀州专员也向张鼎丞等告状，说汀瑞游击队袭击了他的汽车，打死了他的卫兵，抓走了他的老婆，要求张等加以约束。张鼎丞、邓子恢从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证实汀瑞边游击队不仅存在而且充满活力，十分高兴，于是立即派遣肖忠全等前往联络。肖忠全于 9 月上旬抵达闽赣边，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他向闽赣边游击队领导人出示了邓子恢的亲笔信，传达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介绍了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使游击队指战员顿开茅塞。钟德胜、胡荣佳、刘国兴等领导人根据新的情况，立即决定派张志辉随同肖忠全到龙岩的雁石村，向新成立的中共闽粤赣省委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汇报情况和请示行动方针。张志辉到龙岩向张鼎丞等汇报和接受指示后，立即返回汀瑞边向游击队的领导人传达张鼎丞对闽赣边游击队的指示：

1.停止游击战争，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及驻军进行合作抗日谈判。

2.保持共产党和游击队的独立性，成立自己的办事机构。

3.迅速扩大武装力量，尽快地发展党组织。

游击队领导人经研究后，一致认为事关重大，对于思想上如何实行转变，怎样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等重大问题，必须继续请示上级组织，求得具体指示，才好采取实际行动。因此决定，一方面向游击队员传达张鼎丞的指示，开展学习，作好战略转变的思想准备。一方面派胡荣佳到闽西向闽粤赣省委汇报和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同时还派遣彭胜标前往赣粤边游击区，寻找中央分局，以求得分局的直接指示。

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9 月中下旬，彭胜标到达大厦县的池江地区，向项英、陈毅汇报了闽赣边游击区的情况。项、陈听了汇报后，对闽赣边游击队的顽强斗争，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时还特别指出，汀瑞边游击区的国民党驻军是叛徒王才梯（黄镇中）指挥的保安团。而叛徒比国民党反动分子更危险，谈判斗争会相当尖锐的，思想上要有所准备。

　　彭胜标深感责任重大，回到游击区后，抓紧有利时机，积极扩大队伍。同时，陈毅派陈丕显以中央分局代表身份前往闽赣边区传达中共中央新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指示。陈丕显受领任务后，即带两个随员同彭胜标一起从池江出发。路经赣州时，陈丕显拿着陈毅的亲笔信去会见国民党专员马葆珩。亲自给瑞金县长打电话，告知陈毅等人到达时间，并要求确保陈毅等人安全后，陈丕显一行起程赶赴瑞金，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沟通谈判。然而，陈丕显在瑞金县谈判过程中，多次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政治压力甚至是武力威胁，陈丕显则厉声回敬之：如果有人想借机吃掉游击队，那是与合作抗日背道而驰的，当然也是办不到的。国民党这才悻悻作罢。这说明闽赣边游击队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斗争，这说明闽赣边游击队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是艰巨复杂的。

陈丕显（1916—1995）

　　随后，陈丕显等随彭胜标一起由瑞金城抵达游击队驻地，会见了游击队领导人钟德胜、胡荣佳、刘国兴、张开荆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陈毅同国民党江西当局谈判的情况，并将有关文件发给大家阅读。同时，陈丕显和钟德胜等领导人教育指战员要保持冷静，不要忘乎所以，要随时准备应付复杂的政治斗争。

　　闽赣边游击队根据陈丕显与钟德胜等领导人商定的安排，派遣张开荆、彭胜标等人为代表，同国民党瑞金当局进行谈判。由于事先陈丕显同瑞金县长作过交涉，条件比较成熟，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很快就达成了初步协议：国民党方面停止“清剿”行动，释放瑞金关押的政治犯，解决游击队改编后的给养问题；游击队方面停止打土豪，集中改编为抗日武装，在瑞金城设立游击队办事处。至此，闽赣边国共合作局面宣告初步完成。

　　这时，胡荣佳也从龙岩返回闽赣边，带回中共闽粤赣省委对闽赣边游击区工作的意见。为了加强闽赣边人民抗日武装和群众工作的领导，闽赣边党组织根据中共闽粤赣省委的指示精神，于 10 月间成立了汀瑞中心县委，由张悌任书记，钟德胜任副书记。闽赣边游击队于 11 月上旬，分别从上下温、冷背山、天门等地，向瑞金武阳区的桃树排和安治（今泽覃）的兰田两地集中整编。游击队下山集结后，瑞金县长代表国民党当局前来武阳游击队驻地，进行点验。当时游击队虽然只有100余人，但由于地方党组织事先做了动员工作，发动部队驻地农村数百名青壮年前来参加“点验”。军民站在一起，穿的都是便服，国民党县长根本闹不清哪些人是游击队，哪些人是老百姓，只好例行公事。点验后，游击队正式定番号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钟德胜任支队长，胡荣佳任党代表（政委），彭胜标任副支队长，周桂生任参谋长。支队下设3 个大队：第 1 大队（原瑞金游击队）由杨洪才任大队长，温华桂任政委，驻兰田的石水湾；第 2 大队（原桃古游击队），林大福任大队长，黄存安任政委，驻兰田的桃治坑；第 3 大队（原武阳游击队）由刘国兴任大队长，张志辉任政委，驻武阳的桃树排。部队整编完毕后，即大力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同时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入伍。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很快就发展到 300 多人。

　　在部队整编期间，中共汀瑞中心县委派彭胜标到大质他江、张开荆到龙岩，分别向中央分局和闽粤赣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人，对闽赣边党和游击队在谈判改编和发展革命力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并对闽赣边今后的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这对闽赣边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保证作用。　

瑞金事件

　　闽赣边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闽赣边游击队顽强斗争的成果。然而前景尚不容乐观，国民党地方当局尤其是当地驻军独立第 33 旅旅长黄镇中，并没有捐弃前嫌，还在处心积虑地设法消灭红军游击队。他们借“抗日”之名，行反共反人民之实，或明或暗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党独立第 33 旅旅长黄镇中，曾是红军的一名连级干部，后来叛变投敌。国民党占领中央苏区后，他带着保安团四处“清剿”红军游击队，疯狂迫害革命群众。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又到处收买民团，扩大实力。11 月中旬，黄镇中指使其部属装扮成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游击支队驻地一带，拦截商旅，抢劫财物，危害社会，然后嫁祸于红军游击队。企图以此破坏游击队声誉，进而借口消灭抗日游击支队。

为了揭破黄镇中的阴谋，粉碎其企图，抗日游击支队派出侦察组，抓获了 6 名化装抢劫犯，其中为首者正是黄镇中的特务大队长。游击队把人赃一起押到瑞金城游街示众，给国民党反动当局当头一棒。黄镇中阴谋败露，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谴责，因而对游击队更加怀恨在心，时刻伺机报复。1938 年 1 月 11 日，中共闽粤赣省委领导人谭震林及随员一行 7 人，从闽西前往赣南向中共东南分局汇报请示工作。途经瑞金时，谭震林在闽赣边抗日游击支队办事处召集汀瑞中心县委和游击支队负责人会议。游击支队除留下刘国兴、杨洪才等少数干部在驻地掌握部队外，张悌、钟德胜、胡荣佳、张开荆等多数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由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汇报游击队情况，研究部队整训、转移和党组织的恢复、发展等问题。1938年1月23日，在会议进行期间，黄镇中派出 1 个营的兵力，突然包围办事处，将谭震林和与会干部 40 余人全部扣押。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主任肖忠全见此情况，准备从后门出走前往瑞金县政府交涉，途中在云龙桥下遭敌伏击，不幸中弹牺牲。

谭震林（1902—1983）

肖忠全（1911—1938），福建长汀人。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起，先后任新桥乡苏维埃政府文书、中共汀东县委秘书等职。1934年10月任汀东县游击队独立营文书，在汀东坚持游击，后随独立营转移龙岩、永定。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驻瑞金办事处主任。牺牲时年仅27岁。

面对反动派的罪恶性挑衅，谭震林等沉着冷静，进行有利有节的斗争，义正词严地揭露黄镇中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向国民党士兵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共两党不要打内战，要团结起来，共御外侮”等抗日救国道理。在场的游击队指战员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十分气愤。当有的警卫战士欲举枪自卫还击时，钟德胜果断制止，说“我们不能开枪，不要中了坏人的奸计”。由于谭震林、钟德胜顾全大局，采取克制方针，避免了事态的扩大。次日，新四军第 2 支队秘书长温仰春带着在南昌新四军军部领取的电台、经费，同从延安派来的干部、机要员、报务员等 20 余人返闽西驻地，途经瑞金时，又被黄镇中部扣留。由于温仰春随身带着蒋介石委谭震林为新四军第 2 支队副司令员的委任状，瑞金国民党当局虽然还想耍赖作梗，但心里已发虚，不得不区别对待。几天后，设宴招待谭震林、温仰春等，表示歉意和欢送，同时归还电台、武器和款项。然而，仍借故扣押钟德胜、胡荣佳等 10 余名抗日游击支队干部。黄镇中部在包围抗日游击支队办事处，扣留游击队干部的同时，还派兵奔袭兰田、武阳游击队驻地。由于地下党组织和交通员及时将瑞金事件消息告知游击队，游击队事先作好了防范，将队伍撤离驻地，占据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黄镇中部见状不敢贸然进犯。后来游击队乘夜暗转移他处，避免了流血冲突。不几天，张开荆在请示谭震林同意后，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借答应同第 33 旅第 2 营营长“结拜兄弟”之机，与张悌一起赶回部队驻地，率领部队迅速脱离险境，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游击队的阴谋。

　　黄镇中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奔袭游击队阴谋失败后，将目标集中在被扣留的游击队干部身上。他软硬兼施，或封官许愿，以名利诱降，或百般虐待，以图逼迫就范。然而游击队干部们一身正气，既不为反动派的甜言蜜语所动心，更不为其势汹汹所吓倒。黄镇中瓦解和吞并游击支队的图谋，再成画饼。

　　黄镇中制造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瑞金事件后，恐遭国人唾骂，为掩人耳目，采取种种手段封锁消息，切断了瑞金通往各地的电话、电报，管制道路交通。同时造谣惑众，召开豪绅地主会议，组织所谓“协剿委员会”，扬言要以武力消灭红军游击队。闽赣边抗日游击支队和党组织迅速将“瑞金事件”报告上级组织。新四军大庾池江办事处和龙岩办事处，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这时，项英正在赣州，他得悉“瑞金事件”消息后，亲自向赣州专员马葆珩交涉，并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出急电，抗议独立第 33 旅黄镇中部破坏合作协议的阴谋活动，要求他责令瑞金当局立即释放被扣人员。经过新四军抗议和再三交涉，加上社会各界舆论的谴责，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陆续释放被扣人员，全部归还被抢走的枪支和财物。反动派精心策划的这起破坏合作抗战、反共反人民的事件，终于宣告彻底破产。

黄镇中（1898—1950），江西宁都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叛逃，1932年任宁都保卫团团长。1934年10月率部重返宁都，对留守的苏区干部及群众进行疯狂屠杀。1937年12月率部突袭了新四军瑞金收编办事处，抢走40余支枪，打伤负责人谢华，杀害工作人员史辉明。1938年4月至1941年10月任国民党陆军独立第33旅旅长，期间不断针对新四军部队制造摩擦。后改任第3战区中将参议，1943年回到宁都，组建“正义社”，残害共产党员和当地抗日组织成员，无恶不作。1945年任宁都戒严司令部副司令兼联防指挥部指挥官。1949年3月被委任为“江西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中将司令官”，率部3000余人在翠微峰金精洞落草为寇。1949年8月被四野第48军第144师部队俘获。1950年1月26日在宁都县城体育场召开各县人民公审大会中被判处死刑，随即被处决。　

告别边区人民，北上抗日

　　“瑞金事件”平息后，项英在新四军池江办事处向闽赣边游击队派来汇报工作的彭胜标作了具体指示，要求汀瑞中心县委和游击队领导人保持清醒头脑和革命警惕，立即将游击队由瑞金向安远县移动，尔后开往大庾池江。国民党军独立第 33 旅黄镇中部得悉游击队将开往池江地区时，立即派兵加以阻拦。为避免正面冲突，闽赣边游击队经请示中共东南分局同意后，改向福建龙岩进发，去同新四军第 2 支队会合。

　　2 月上旬，闽赣边游击队 300 多人，从瑞金地区出发，途经福建水口、新泉等地抵达龙岩的白上与张鼎丞部会合，编为新四军第 2 支队第 3 团第 2 营，杨洪才任营长，钟德胜任副营长。另有一部分人如彭胜标等编入第 4 团第 2 营。

杨洪才（1912—1989）

　　从此，坚持闽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以新的面貌背负人民的希望与重托，与兄弟部队一起挥师北上，从闽西白土出发，徒步经长汀、古城、江西瑞金、雩都、赣州，然后乘船至樟树，改乘大车至玉山，尔后步行经浙江常山、开化、屯溪抵达皖南岩寺，加入华中抗日洪流，走上了另一场伟大战争的历史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