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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钱平雷 因为新媒体《上海老底子》公众号在2020年9月28日发表了我的一篇散文《上海公交“老字号”55路的回想曲》，引起了同济大学校史馆章华明馆长的关注，他邀请我加入了一个名为“同济人说同济史”的微信群。当我进去时，发现这个群的大多数微友都比我毕业年头要更早些，是我的学长，因此我认识的并不多。只有吕美安、王莉英、潘庆云等几位在我的各个人生阶段中有过交集，但并不一定是我在同济上学期间的校友。还有像余安东、吴丽宗等是由于各种缘由让我对他们有印象，但并没有正式打过交道的学长们。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除了把我平时以散文、小说形式创作的科普文学作品，在没有正式出版成书前，先制成链接在各种媒体发表，也在包括“同济人说同济史”等我参与的各个微信群里，发送给微友们一阅，让他们先睹为快，也请他们予以评说。当然更多的还是我每天都能够阅读到许多微友发送的链接，尤其是在“同济人说同济史”的微信群让我获得许许多多同济大学母校“今生前世”的各种信息以及学长们对此纷纷议论的各自高见，使我受益匪浅。我还往往会把从该群得到的各种消息和见解，及时地转发给其他与同济曾经有关系的各位微友，让他们也能愉快地分享来自母校的佳音以及在校时并不了解的轶事旧闻。几乎所有学子对母校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会发生浓厚的兴趣，投去密切关注的眼光，从心灵里激发出的难以言表的涟漪甚至波澜。 最近我又被同济的校史深深地感动了一次。6月19日一位名叫曹炽康的老学长在微信群里发了三张照片，那是三本书的封面——《致青春——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1952-1970》《致青春——同济大学广播台1952-1966》《致青春——同济大学工农预科1958-1964》。尤其是第一本是1959年6月文工团联欢演出的海报的图案我在校时看到过，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别着校徽的学生在拉大提琴，大提琴的琴体是一把铁铲，琴弓则是一把丁字尺。绘画者的构思实在令人拍案叫绝，他把当年同济校园的学科文化特色巧妙地体现出来了。三幅封面就立刻会撬动读者想要翻阅这些书籍的潜在愿望。曹炽康先生还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上面三本书一直陪伴我度过艰难的三个月。精彩的文章非常多，让我重温了大学读书的五年。感谢三本书的编委与作者。” 具有同济专业特色的联欢会海报
紧接着一位名为莫宝莹的耄耋学长出来响应，他以一篇题为《回复曹炽康学友》的读后感，表达了他激动的心情和泉涌般的感叹，并称“此书是我们母校史料中的一瑰宝”。看着二位老学长对《致青春》的感言，我这个“书虫”想要尽快地获得这三本书的意愿油然而生，在问询了章馆长得知网上可以购置的肯定回答后，立即在网上购得了这三本书。没想到它们是厚厚的三大本啊！总字数居然有166.5万，可以称作是史诗巨著了。尽管我看书的速度与我撰写文章的速度是一样，以快著称，但在如此大的篇幅面前就行不通了。如果不对它们进行仔细地阅读，就达不到细细品味同济醇厚校园文化韵味的目的。 除了阅读量大外，假如要写写感言，我还真不知道从何下手呢！如果一位学生要依此撰写一篇毕业论文的话，其素材倒也不算少了。我思考了一下，是否可以将本文主要的读者，定为与我一样是与同济有过瓜葛的人，期待他们在愉快的阅读中，能够引起最大程度的共鸣。因此，只能挑选几个话题展开我的联想，不能让自己在写作过程中，陷入因追求面面俱到而到了不可收场的尴尬局面。 在泛泛地拜读这三本校史丛书中，给我最大的享受就是把我许多记忆中已经模糊的素材，又重新得到清晰而肯定的体现。去年章馆长曾经让我写一篇有关同济大学体育方面的回忆性散文。我在回想我曾经参加过的校田径队其他队友的名字时，尽管我这个拥有被别人称为“记忆超人”的美誉的人，写出了一大堆队友的名字，但也有不少队友的名字，不是实在想不起来了，就是他们的名字中某个字只记得上海方言的发音，却吃不准具体究竟是哪一个字，只有“忍痛割爱”不写了。就是这样被我写出来队友的名字还有偏差。如这次在《致青春（文工团）》一书看到了民乐高手陈镕学兄的文章，他当年同时还是跳高的优秀选手，我却在文章中将他的名字写成了陈榕。通过阅读这三本书，让我回想起在校时一批文艺“明星”同学的名字、他们的形象、表演时的景象，也知晓了他们离校后的踪影。又看到许多留校当老师，或者在我离校后与我有过交集的同事、朋友的名字，知道了一些他们在校时的事迹。更有若干虽然与我从来没有过从的学长，但我曾经依稀听到过他们在学校时突出表现情节和片段。通过阅读书中与他们相关描述的内容，让我如同穿越了“时光隧道”，又回到20世纪50、60年代的同济母校，与他们有了面对面的交流，这是一种的特殊感受，是我在以前看书时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奇妙体验。 20世纪50年代校园里跳集体舞
我虽然在同济时是田径队的队员，但我对文艺的爱好也是非常广泛的，尤其是对音乐的喜好，不亚于文工团员。同济的铜管乐队的水平是相当高的，书中提到的小号手张炳昆、陆平，指挥兼长笛手宋守仁等同学，都是其中知名的佼佼者。还有话剧队的朱骏翔学兄，当年他与徐慰慈老师合作表演双簧《某公三哭》，我至今记忆犹新。同济的女生数量是较少的，几位女文工团员，如民歌手施明莉、琵琶演奏高手彭文君、邱秀瑾同学都是令人瞩目的“校花”级人物，曾经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们在校时的样子我还有点记忆，但对她们的名字却早已忘怀了。这次在书中知道了她们各自曾经的遭遇，令人唏嘘。在书中我还知道了在20世纪50年代由孙宜宜、李淦、庄筱芸、钱易四位学姐演唱，项海帆老师伴奏的“女声四重唱”获得上海市大学生文艺汇演一等奖，录音还在上海电台里播放过，可见当年艺术水平之高。让同济人最为骄傲的是曾经的建筑学专业的文工团员朱逢博学姐，居然成了中国歌坛有影响力的歌唱家。'朱逢博现象”也可以称作为同济大学校园文化的一张名片。 朱骏翔学兄在话剧《年青的一代》中扮演林父一角的剧照。
右一、二分别是校花级的琵琶高手邱秀瑾和彭文君。
孙宜宜、钱易等四位学姐的女声四重唱，曾获得上海大学生汇演一等奖。
朱逢博学姐的学生时代模样。
回母校参加恩师生日聚会
相比之下我对“同济大学广播台”本来应该是比较陌生的。在我的记忆中，我只认识蔡锦心学姐一个人，当年我曾是路桥系的文艺委员，与她打过交道。后来在上海市交通工程学会徐道舫工作室又见过她一面。这次一翻书，让我大吃一惊，他们中许多“台员”是我熟悉的同事和朋友。由于我曾经是上海市铁道学会的秘书长，所以与首任台长王瑞华以及钱宇平学长有过学会工作上的合作。第二任台长徐吉浣教授曾经与我分别担任过民盟上海市委科技委员会同届的正副主委。郑新业学兄还是我在上海铁路局工务处桥梁科的同事呢！正是没想到满口无锡方言的毛寿彭老学长，原来也是广播台的成员啊！还有徐慰慈老师曾应邀与我合作，共同创建了《旅游房地产学》这门新兴的边缘科学。 中排左三是王瑞华学姐广播台长离任时的合影
前排中间是毛寿彭学兄，他在同济广播台负责机务。
当我在阅读过程中看到上述文字的描述，非常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其他同济的学友们。我先在“同济人说同济史”的微信群里给曹炽康学长写了一段话，感谢他提示我去购买和阅读《致青春》，才有这样奇妙的感受产生。又给另一位也曾是铁路局工务处的同事，以后是局长的李庆鸿学兄用微信发去《民乐队的琵琶姐妹花》一文，因为当年他曾与我一起同情地谈论过他们班级的校足球队员与琵琶演奏手之间的一场以悲剧收场的恋爱史。如今我们之间，因此又有了新的交流话题。此外，看了书，我才知道我们桥梁与隧道专业的石洞老师的两位妹妹石沅、石汀不仅也是同济大学的学生，也还分别是广播台的台长和播音员。毕业后我见过石洞老师和他的夫人李燕生教授。现在这些都可以成为我撰写此文的素材，想来我们班的其他同学也都会对此感兴趣的。 文工团和广播台都归校党委宣传部领导，部长林柏是王涛校长的夫人。
前排左三是广播台第二任台长徐吉浣学姐。后排左四是石沅学姐，她也曾任台长，是我们石洞老师的妹妹。
文工团总部人员合影，左三是我班范巧芝同学。
文工团舞蹈表演
从这三本书中我发现了一个可贵的现象，就是参与校文工团和广播台活动的同学，往往还是学习成绩优秀，甚至体育也是高手的全面发展的学生。我当年与项海帆老师在下乡劳动时，睡在一起。我除了知道他学习成绩优异，能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外，还是一名优秀的跳高运动员。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优秀的学生应该是多才多艺的人才。还有石沅老师在学校读书时，也同时是上海市体操队的队员。以前我从“同济人说同济史”的微信群里就得知钱易院士在学校时，学习、文艺和体育也都是一流的高手。还有郑新业学长，我与他同事时，只知道他是一位书法家，没想到他不仅曾经是校广播台的播音员，还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呢！看来“艺术是相通的”的谚语，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郑新业学兄在校时不仅是广播台播音员，又是舞蹈演员，离校后还成为真正的书法家。
这次从这几本书中介绍作者的简历中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他们在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后，都是非常出色的专家和领导，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我认为这与他们在学校时积极参加社团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自己的经历也充分说明校园文化活动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我们以前比较重视学习专业知识，其实到了社会上，组织能力和其它技能对自己的成长往往会带来更加重要的影响。2019年我班7位同学回同济，第一次以班级的名义聚会。大家都认为，由于“文革”影响，使我们在学校时，没有系统学习到专业知识，但如今我们都拥有高级工程师的职称，除了工作岗位上实践中锻炼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大学时，在无意之中得到了校园文化的熏陶，这为我们离校后成长过程中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一点只有得到了人生历练后，才会拥有深刻的体会的。 我的工作经历中比较突出的是创立了好几门边缘科学，如智慧楼宇、养老科学、现代物业管理等，它们的形成需要的是科学方法和其它多门学科的知识，与当年学校学到的知识关系并不大，相反像音乐、体育等领域的知识，倒反而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我在音乐方面获得最大的收益就是我曾经客串由徐慰慈、吕美安编导、指挥的大型歌舞《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在男低音声部，并担任领唱。期间我与王云江、邓翔风等管乐队的同学经常混在一起，逐渐地对西洋乐器的音色和乐队编制有了初步的认识，音乐修养显著提高。以后在旅游房地产学和养老科学的创建中都派上了用场。我前不久还对著名指挥家陈燮阳、彭家鹏从不同视角，对民族管弦乐团“西乐东奏”问题，“说三道四”提出了建议。因为我认为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在科学方法上是完全相通的事情。 这次我发现在《致青春》的三本书中，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内容丰富翔实，涉及面广泛。可以看出编著者用心良苦，不辞辛劳。相比之下广播台的那一本的文采尤其精彩，脱离了工程技术人员撰写文章，易受如实叙述束缚，不敢放开特点的影响。特别是余安东教授纪念他的妻子陶德华老师等文章，文学水平非同一般，感情真切，颇有散文韵味。看来这与他曾经担任广播台编辑组组长的经历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华东师大的校长钱旭红院士最近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前科学教育的核心，是要培养学生以科学精神为灵魂、以科学思维为核心、以科学知识为基础，通过科学方法自主地探究世界、创造知识、应用实践的能力。”他还认为，科学精神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以独立判断为代表的质疑精神，以谦逊包容为代表的开放精神，以想象创造为代表的探索精神。在科学实践教育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相对成熟的STEM教育。它培养出学生由科学素养、技术素养、工程素养和数学素养组成的STEM素养。人们日益认识到科学技术与人文之间的紧密关系，因此又把Art置入其中，科技和艺术人文发展的核心都是创造力，而创造来源于想象，人文艺术可以提供给人们无尽的想象。 《致青春》广播台一书的文章文采飞扬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启示，我们同济大学20世纪50、60年代培养的学生主要是土木建筑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以学校为学生开设主要都是理工科的基础和专业的课程。人文课程是非主课，尤其是语文教育就没有了。所以许多同学都错误地认为撰写文章是文科学生的事情，而文艺表演更是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于是放松了自己对人文艺术素养的培养。而参加文工团和广播台社团活动的同学却在不经意中补上了人文艺术素养学习的这一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往往比别人更富有创造力，更具有成就的原因所在了。 我和钱旭红校长都是上海市科普作协和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会员，他还是科普作协的理事长，曾经为我的散文集作序。以上海科普作协为代表的科普作家一直在推进科普与文学相结合的创作道路，并希望在文学界拥有一席之地——有一个文学分支的名称。这条路走得很艰苦，主要原因是文学界也没有具备接纳科普界的专业准备。直到不久以前，中国作协和中国科协签订了战略合作的协议，才给了科普界一个文学分支的“名分”——科普科幻文学。这其实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于是就水到渠成了。同济大学的汪品先院士也认为，把科学和文化分隔的理念是需要改变的，这二者其实是不可分的。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在学校里为非本专业学生开设《科学与文化》选修课。上海交大、华东理工等高校，现在也都非常重视对学生科普文学的教育。 现在各个大学对于校园文化的建设都是比较重视的，往往是越是著名的大学对包括校史在内的校园文化越是重视。尤其是校友们虽然绝大多数已经离开了学校，但仍是一支校园文化建设不能忽视的队伍。如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的合唱队，都是古稀、耄耋的老人了，在高唱《我爱你，中国》的同时，仍旧不忘宣传他们毕业后为祖国所做出的贡献，以显示母校对他们曾经的栽培作用。从上海东方台，一直唱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通过电视网络为清华母校的校园文化做了一次“大广告”，这也是清华学子围绕大学凝聚力的一帖增强剂。 我们同济大学这些年来也非常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校史无疑又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进章华明馆长这样的专业人士就是例证。以章馆长为首的校史馆的老师们也不负众望，筚路蓝缕、励精图治，挖掘潜力，已经出版的《致青春》丛书应该属于校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而校史资料的发掘却是一件无法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的系统工程，需要甘于坐冷板凳做幕后英雄的学者来发挥他的智慧，承担他的职责。但一旦他的劳动成果被别人采用时，那将是他最为欣慰最为幸福的时刻。我最近在撰写《喜闻母校联姻遐想记》一文时，恰巧收到《致青春——同济大学工农预科》一书，从其中阮仪三教授撰写纪念他的姨母叶懋英老师一文中，得知叶老师也是澄衷中学的老师。这个内容立即被我引用于拙文之中，该书的应用价值就得到再一次的显现了。 《致青春》工农预科一书
阮仪三教授(穿海军军装)与他的姨母叶懋英(前左)的合影
当我和曹炽康先生在 “同济人说同济史”的微信群谈论此事时，包括莫宝莹先生等许多学长也进来一起参与了关于《致青春》丛书事情的议论，大家都对包括章馆长在内的编著者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莫宝莹老学长更是以“令我感动！激动！撼动！”三个词汇来表示他的心情。他指出，《致青春》中有的老校友，已经西去，他们在《致青春》的文章，是遗作，是留传给我们和后辈的极珍贵的精神财富。莫老学长年逾耄耋，他们班大多数同学已经远行，包括我的一位熟人徐佑良也在今年3月去世，从《致青春》中我才知道，徐还是一位业余的评弹演员呢！所以如何抓紧时机，让健在的老校友把他们积累有关同济校园文化的信息保留下来，已经刻不容缓。莫宝莹先生不顾高龄，仍旧在整理相关资料，继续为母校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在想，有关同济校史的资料浩如大海，光是依靠校史馆，或者诸如莫宝莹先生那样的老学长、老校友，其力量是远远不足的。况且，如果《致青春》丛书只有三本书，那也是远远不够的。包括同济的体育、教育（如数学）、餐饮等等都可以出版专集，以丰富同济的校园文化。我曾经长期担任学术团体专职、兼职的秘书长，类似编校史这样的事情，建议可以采取四个“借”——借权发令、借兵打仗、借船出海、借力使力。邀请学校主要负责人担任编委会主任，以他的名义请各路诸侯帮助，请他们担任编委，尤其是校友会具有不可推卸的职责，因为他们最清楚校友的现状了。这样募集出版资金，邀请校友访谈之类的难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还有希望建立有系统有组织的同济校友微信群，让更多的校友及时地了解母校的情况，让他们自觉地为母校多做贡献，包括提供信息。 期待更多的反映同济母校校园文化和校史的《致青春》尽早问世。 鸣谢：钱平雷先生赐稿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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