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季羡林《我这一生》（2）

这段时间相继读了《胡风传》、《胡风家书》、《殷海光文集》、《我这一生》。1949年，是众多知识分子人生走向的一个分水岭。选择香港的如学者钱穆，选择台湾的如胡适、傅斯年、殷海光等，而留下大陆的作家，相信在做这个选择时，大多还是对未来是怀有美好憧憬的。这个从胡风和季羡林的文字中是能读到的。

知识分子的书生意气有时就显得“书呆子气”，书读多了，社会“经验”少，往往就会比较单纯。在自己构画的一个“真空”世界中，过着一种与真实社会绝缘的生活。读季羡林先生的文字，这种感受比较强烈。即使到现在，我认识的有些大学老师，学问很深，但思想方面仍旧很“单纯”。他们单纯的思想往往限制了他们对所能遇到的“恶”的想象力。没有残酷如文革遭遇的经历，没有被网络暴力围攻的事实，也许很难体会人性中“恶”被激发出来，会有着怎样的邪恶力。

读季老的文革回忆文字，我在这面个人反应时代的镜子里，看到了一个人在遭遇时代浩劫时，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个生存环境。一个人的遭遇我能想象到无数个人的遭遇。季老说，当时“得势”的人，恰恰多是不学无术、偷奸耍滑、不务正业的人。在这些人的煽动下，不明真相的一些单纯的人也加入到这个暴力队伍中来。季先生的回忆文字里透着幽默，但更多是无奈和心酸。他直言，文革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折磨人”。殷海光也质疑，任何一次革命，必有文化为基础，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无不如此。但“文化革命”，这个是无法理解的。

应该说，文革打开了人性恶的潘多拉魔盒，这个值得深刻反思。因为，环境具备了一定的必要条件，人性恶就会被激发出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恶会被压制，会被法制和常识制约。但当法制环境淡薄、人群整体缺乏应有的常识时，就会产生这种恶。文革时整人的方法，已经足够证明了。季老回忆中说，一个老教授被勒令在大太阳底下，眼睛直视着太阳，你说这个人坏到了什么程度。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但这种恶，也只是潜伏而已，一旦有机会，它就会迸发出来。

亲身经历者的伤痛，也很难传递给后人，这种感受只有亲历者才能切身体会。之所以这段时间，集中看了一些有关文革经历的一些书，也是源于对现实的思考。披着爱国的外衣，挥舞着邪恶的大棒，煽动善良单纯的人情感，制造一种思想的混乱，这个是与文革的基因很像的。季羡林说，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对待坏人还是坏一点的态度比较好。你想，任何时候，知识分子与流氓的较量，知识分子不吃亏是不容易的。所以，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是最可怕的，但愿那个时代是永远不会再来的一个梦魇。

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我们是这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但愿这多浪花能带给社会一点前进的力量，而不是阻力。

思考者2020年05月19日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 季羡林座右铭

善学者能    多能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