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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六三年出生的。儿时，经历的人、事，大多淡忘了，但每年除夕那丰盛的“团年饭”，却仿如昨日，难以忘怀。  我有三个哥哥，一个老弟，两个姐姐，三个妹妹。大哥四八年的，满妹七四年生，至七六年，一家整整十二人。吃饭时，围着一张八仙桌，父亲坐上席左，右是母亲的。母亲平时大多在灶屋吃，空着的位置，除了父亲抱上满妹坐，哥哥姐姐们是从来不会去坐的。左右侧上首大多是三妹、四妹，下首则是我和小弟。剩下的一方，哥哥姐姐总会谦让一番。来了客人，除了父亲让三个哥哥去陪客外，其他，是不能上桌的。父亲说，这是规矩。 那时的农村，是以生产队作为生产单位，一切资源都属生产队。过年了，干哪口塘，网哪口塘鱼，杀几头猪，哪家分几斤肉，几斤鱼，几斤茶油，几斤豆子，几斤花生......都是队长说了算。劳动者出集体工挣工分，仅仅是分稻谷、红薯等粮食的依据。 父亲非常勤劳。只要不下雨，几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种一、两小时的自留地（生产队分给每家自种蔬菜的土地）。那时，使用集体厕所，大、小便，甚至家养猪的粪便，都属生产队种粮的肥料。为了一家十几口人桌的菜，每个季节，父亲总是在种菜前，利用出工的空档刨草皮，待晒干后烧几堆火土灰，把储存下来的猪尿水，捡扫的鸡屎，翻山越岭，用汙桶挑到自留地，倒进火土灰，拌匀，撒下一点食盐，压实，遮盖上稻草，让其发酵，以备用。
那一年，我大概十三岁。中秋后的一个星期天午后，父亲挑着一担猪尿水，叫我挑上一担干猪粪，来到了种白薯、生姜的地里。刚下过两天小雨，地里蓬松松、软绵绵的。父放下担子，弯着，用锄头轻轻地刨开每蔸白薯，锄去每行生姜的杂草，一边叫我给每行生姜，每蔸白薯，撒上干猪粪。父亲给浇上猪尿水后，用土箕装上备用的火土灰，在白薯蔸下，生姜行里，均匀地撒下。一番整理后，盖上稻草，父亲一边擦拭着汗水，一边自言自语，今年过年，生姜白薯有保证了。我笑着说：“过年还早着呢。”父亲回过头，很是慈祥地看着我说：“'年过中秋月过半。’'大人盼莳田，小孩盼过年。’你心里就没装着过年？”我没有回答父亲，心想，为了十个孩子，父亲不仅时刻装着一日三餐，更装着过年。 收完晚稻，又一星期天的午后，父亲叫我一同去挖白薯、生姜。父亲用镰刀割去白薯藤，生姜茎，弓着背，用锄头小心翼翼地刨开湿润的土。当一只只胖嘟嘟的白薯，一板板肥大的生姜呈现于眼前时，我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我勤劳的父亲。 母亲也很能干。除了出集体工，我家的猪栏里总是养着大大小小几头猪。母亲、姐姐白天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寻猪草，每天下午收工回来，母亲剁猪草，姐姐煮饭菜。而煮猪潲，母亲却不让姐姐去做，说是白天太辛苦。每天晚上，母亲总是收拾好碗筷，便在大铁锅里倒上一大锅水，倒进一筒米，然后坐在灶前烧起火来。待米熬成了稀饭，再把剁好的猪草装进大铁锅，盖上锅盖，一大锅猪潲，就在母亲的熬夜中完成了。母亲煮潲时，我常常坐在煤油灯下做作业，每每看到母亲坐在灶前打瞌睡，或左右摇晃，或倒在柴堆，除了感悟到母亲的辛劳，骨子似乎隐约有些东西在悄悄风长。
每年我家总要杀一两头年猪。也因为哥哥姐姐们努力，我家年年是“余粮户”。过完小年，二十八、九，杀年猪了，我和弟妹们看着留下猪头，小肠、大肠、一大块一大块的肉，高兴得又蹦又跳。“有肉吃喽，有肉吃喽。”母亲总不会责骂我们，而是脸上挂着笑，“好啰，好啰，得你们吃饱啰。”是啊，那时，物质生活是非常匮乏的，不到过年，我们一家是很少沾上肉味的。许是为了一顿饱肉，父母、哥姐，才一年四季日出而作，日落不息。 母亲是能干的。面对留下的一大堆“战利品”，母亲叫姐姐烧火，让父亲帮忙，自己系上补了又补的围裙，仿如一位大师，弹奏起了刀铲瓢勺的交响曲。一个中午，一锅浓酽喷香的猪头汤装进了大缸；一“搭”金黄的腊肠装进了坛；一方锃亮的“烧纸肉”（团年饭前供天地的肉）便大功告成！ 儿时过年，豆腐是必不可少的。记忆里，儿时的我家每年都作三五套油豆腐。两三套水豆腐。过了小年，母亲便张罗着作水豆腐。作水豆腐是技术活，母亲一点也不马虎。印象中，作水豆腐前几天，母亲总要把分来的豆子去杂取精，晾晒晾晒。作豆腐时以每套三到四斤豆子为标准，分套倒进锅里，用微火炒一下豆子。火旺了，豆子烤熟了，不能磨出豆浆；火弱了，难去豆皮。每次炒豆子，母亲总是拿捏恰到好处。豆子被炒好后，稍稍冷却后，母亲一手推着石磨，一手把豆子有节奏地，不多不少地轻扫进石磨入口。不多时，豆皮便退去了。然后，母亲用簸箕簸去豆皮，留下豆肉，再用清水浸泡几个小时。待浸泡合适后，母亲便叫上姐姐帮忙磨豆浆。随着磨盘旋转，豆浆便从磨缝中流出，豆浆黏黏的，白白的，香香的，仿佛玉液琼浆。
豆浆磨好后，母亲再一瓢一瓢装进事先准备好棉纱袋，用双手压榨，容器里，便是纯粹的豆浆了。母亲然后把豆浆倒开大锅，用柴火把它烧滚，又一瓢瓢装进大木桶。再往豆浆中撒下磨好的石膏粉，用大勺往木桶里舀动几圈，盖上纱布，几十分钟后，不老不嫩的豆腐脑便在母亲的妙手中诞生了。这时，母亲总会为早就围在木桶旁，馋得直流口水的我们弟妹每人装上一中碗，并加点白糖。哇，顿时豆脑甜进了我们的心窝窝里。我们一边喝着豆脑，一边看着母亲又一瓢瓢把豆脑装进垫上纱布的专用器皿，覆上纱布，盖上木盖。此时，我才发现母亲额头湿湿的，尽管是寒冷的冬季。几十分钟后，母亲揭开木盖，打开纱布，一箱水豆腐，溢着清香，在我惊诧的目光里呈现了。为做二三套水豆腐，为了一顿丰盛的“团年饭”，母亲要忙碌整整一天。
作油豆腐则是父亲的事了。过了小年，父亲再忙，也会抽一个夜晚，去完成这件大事。吃过晚饭，父亲便肩挑一担干柴，手提两三斤茶油，让我背着十几斤豆，一同去作油豆腐的师傅家。那时，去作油豆腐的人家真不少。师傅家还是客气，作房里的火烧得通红。大家排队等候，一边烤火，一边拉家常，说笑话，其乐融融。等到我家三五豆腐作完，常常是三更五更了。也不知为什么，我并不打瞌睡，耐心地陪着父亲。父亲也会在炸出豆腐时，拿上几砣给我吃。回去时，父亲总是让我走在他前面。矇胧中，一步一挨中，我似乎明白怎样才称得上“父亲”。
除夕到了。吃完早饭，哥哥忙着写春联。母亲、姐姐便忙着一家的“团年饭”了。母亲让二姐专门烧火，大姐打下手。火烧得旺旺的，刀在丁板上唱起了欢快的歌。母亲依旧系上那条补了又补的围裙，站至灶台前，淖、卤、炖、煮......才两三个小时的功夫，肉、鱼、鸡三牲就做了出来。父亲此时使唤我去催催共堂屋的满叔，俩堂哥家（四叔早逝，四婶改嫁，留下俩兄弟），准备好“三牲”。当三家的“三牲”都准备妥当，父亲便庄严地主持起祭拜天地。父亲与满叔把八仙桌轻轻地托到堂屋大门边后，父亲轻轻的在正上方桌前摆放一条高凳，桌边摆放着三双筷子，三根条羹，三个酒杯，三只小碗。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三家的“三牲”，下首，父亲、满叔站一排，俩堂哥站一排。父亲很是庄严地敬了三巡酒后，烧上三片纸钱，双手合十于胸前，念念有词：今天，是某某年除夕，某某兄弟叔侄，谨备三牲酒礼，在此祭拜天地，感谢苍天恩赐，大地馈赠，某某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说完，一鞠躬，满叔，堂哥跟着一鞠躬。接着，又敬酒三巡，烧纸三片双手合十于胸前，祈求黄天厚土庇佑祖国山河锦绣，人民安居乐业。然后再鞠躬。再敬酒三巡，双手合十，祈求保佑三家人兴财旺，幸福安康。三鞠躬后，燃放鞭炮，祭拜天地才算礼毕。紧接着，父亲和满叔把桌子移到神坛下，以同样的庄严祭拜祖宗。那时，我还小，看着父亲祭拜天地祖宗的神情，不知道为什么。上了初、高中，读了历史，才深深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民族的不息源泉。
父亲祭拜天地之时，母亲已准备好了一家人的“团年饭”。八仙桌上，母亲为我们准备一大瓦钵的“席子肉”正冒着热气，飘着肉香；一大条草鱼，一看，就直流口水；还有一海碗炖好的大母鸡，更让我垂涎。至于油豆腐啦，水豆腐啦，白薯啦，荷折啦，摆满了整桌。母亲还用大酒壶烧滚了一壶自酿的湖之酒。父亲把母亲请到上席，嘱咐大哥倒酒，我们兄弟姐妹，小的坐，大的站，围着方桌，“嗨”起了“团年饭”。父亲喝着酒，满面红光，不停地往母亲、小妹碗里送菜，劝我们多吃。大哥不停地向父亲敬酒，我们不断地向父母、哥哥姐姐祝福。我偷偷地发现，每每看到我兄弟姐妹大口大口吃肉、吃鱼、吃鸡时，父亲是那么一脸满足，一脸幸福。那情那景，在自己成家后，每逢“团年饭”，都会向妻子，儿女们深情回忆起来。 而今，父亲离开我们已二十七年余。母亲九十三了，近几年，都在老家由二哥一家陪着吃“团年饭”。我们十兄弟姐妹，更很难吃上儿时那般的“团年饭”了。感慨之余，不免伤感。尽管如此，儿时团年饭的香甜，以及蕴含在“团年饭”中的父母勤劳、能干，早已融进了我的血液里，刻在了我的骨头上。（作者：罗俊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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