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独秀病逝，临终嘱咐妻子：你可以速改嫁，但有一事要谨记

1942年5月初的一天，陈独秀在写作时突然晕倒，他的妻子潘兰珍被吓坏了，连忙求人把丈夫抬到了县城医院。

在经过医生的救治后，陈独秀的身体有了好转，勉强能够下地走路。但随即而来的又一打击，让陈独秀的身体彻底垮了下来。

当他们从医院回到家时，发现家里的两个藤条箱子被偷，里面装有陈独秀的很多手稿和印章，这一打击让他的身体再一次地垮了下来。

到了5月底，陈独秀知道自己活不了几个时日，就把潘兰珍叫到身边，和她说道：“兰珍，为夫对不起你，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也吃苦受累了这么多年，是我对不住你。”

潘兰珍听到他说的这些话眼泪立马流了出来，边哭边摇头，让他不要说这些。

“在我走后，要是碰上合适之人，你可以立马改嫁，”陈独秀说道，“只是有一事你要切记······”

几天后，陈独秀便去世了。

陈独秀最后叮嘱妻子的是什么？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何晚年会过得如此凄惨？

乱世相遇

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怀宁，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1929年，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了党籍，国民党政府又在四处抓捕他，无路可走的陈独秀不得不隐姓埋名，在乱世中找寻出路。

陈独秀

1930年，陈独秀在上海石库门一带找个房子住了下来，每天依旧苦读马列主义的书籍，宣传新民主主义思想。

在这时，陈独秀遇见了他晚年的第三个妻子潘兰珍，也是这个妻子，陪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2年。

潘兰珍1908年出生于江苏省通州余西镇大悲殿村一个穷苦的家庭。她4岁跟着父母从江苏老家逃难来到上海，一家人就靠着父亲在烟草公司上班的那份薪水维持着生计。

几年后，潘兰珍的妈妈又生下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里的日子过得更是雪上加霜。1921年，13岁的潘兰珍不得不外出工作，赚钱维持家里的生计。

在父亲的帮助下，潘兰珍在纱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只要有活干，能填饱肚子，就算幸运了。就这样，潘兰珍在纱厂一干就是5年。

随着时间的流逝，潘兰珍也出落得越发亭亭玉立。然而，在潘兰珍17岁时，却不幸遭到了一个流氓工头的强暴，生下一子，不久后就夭折了。

为了生存，为了不给父母过多的忧虑，为了她幼小的弟妹，潘兰珍只好又到她父亲所在的烟草公司去做工。

陈独秀在上海隐姓埋名时，正好住在潘兰珍家的前面，两人因为经常碰面，一来二去的也就熟悉了起来。

潘兰珍看这位先生独自一人居住在这里，就时常给他送点自己做的糕点，吃食等，当她问起这位先生的姓名时，他只说自己姓李。

在潘兰珍眼里，这位李先生有内涵，有教养，和她说话十分温柔，跟以前那些粗鄙之人都不一样，让潘兰珍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潘兰珍

在这之后，潘兰珍经常去给陈独秀送吃的，陈独秀也教他认字，读书。渐渐地，两人越来越熟悉，潘兰珍苦难的身世也引起了陈独秀的同情。但天下又何止潘兰珍一人有这样的经历，陈独秀既愤恨，但又无可奈何。

慢慢地，陈独秀对潘兰珍的关心和爱护让她有了对这位先生不一样的情感，陈独秀也因为潘兰珍的善良和单纯而喜欢上了她。

久而久之，两人惺惺相惜产生了感情，终于情投意合地走在一起了。两人在一起居住期间，潘兰珍负责照顾他的饮食起居，陈独秀则专注于写作。潘兰珍一直称他为他李先生。

两人生活在一起，都把对方作为知音和依靠，日子虽然过得平平淡淡，但苦中有乐。

两年后，潘兰珍还没有怀上孩子，心里十分着急。两人在商量之后，决定领养一个孩子，潘兰珍给她取名潘凤仙。

因为上海战乱，潘兰珍送养女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等到她再回来时，发现她的丈夫“李先生”已经不见了。

潘兰珍找遍了上海所有的地方，都没见到她的丈夫，就在她心灰意冷认为“李先生”抛弃她时，突然在一张海捕公文上，看到了她的丈夫。

这不是我的丈夫吗，怎么变成了共党要犯陈独秀。此时的潘兰珍已经明白了一些，但她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丈夫。

不远万里，寻找丈夫

在经过多方打听后，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丈夫被押送到了南京，便只身一人坐上了从上海到南京的列车。

潘兰珍的到来，出乎陈独秀意料。他不知道一个身单影薄的弱小女子是怎么从上海找到了南京，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不知求了多少人，才走到了他的面前。

此时的陈独秀什么都给不了她，只是对她说：“你快点走，回到上海好歹还有一份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在这里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潘兰珍却不听陈独秀的劝，毅然选择留在南京陪着他。

潘兰珍在监狱旁边租了个小房子，每天除了给陈独秀做饭送饭，就是做点零工养活自己。

陈独秀的学生、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段锡朋叫潘兰珍先暂住到他家。潘兰珍看到监狱对陈独秀还算是宽大，自己可以经常见到他，就拒绝了段锡朋的邀请。

段锡朋把这件事告诉陈独秀后，陈独秀对这个妻子更加的刮目相看。

从1932年陈独秀被抓，到他被放出来整整5年，潘兰珍从未离开他半步。除了做零工，剩余的时间潘兰珍都一直守在监狱内，就连典狱长看了心里都直佩服。所谓大难临头各自飞，在潘兰珍和陈独秀这对乱世佳人身上，丝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潘兰珍是个自由人，可以自由地出入监狱。陈独秀不能办的事，都由她去跑腿、采购和联络。陈独秀也丝毫没有因为自己在监狱而有任何束缚，他在狱中著书立说，理论上不断发展，还写了大量诗作，“人在狱中，思想飞向辽阔的空间”。

潘兰珍相随服侍，为他收拾材料，整理书籍，生活上百般照料。当然，有时也有使潘兰珍感到头痛。

陈独秀研读重要专著或撰写理论文章，经常通宵达旦。潘兰珍就这样守在他的身边，他通宵，她就陪着他通宵。

在潘兰珍的协助下，陈独秀的专著一部一部地问世。陈独秀体弱多病，可他读书不倦、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这其中的一半功劳，都是属于潘兰珍的。

陈独秀一生 5 次被捕，就数这次牢狱之灾时间最长，可他把监狱当研究室、当战场，照样过得有滋有味。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陈独秀那间牢房的房顶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幸免于难。

陈独秀认为南京是敌人轰炸的重点，让潘兰珍快回南通家里去。潘兰珍说：“我是你身边唯一的亲人，我怎么能走，死就死在一块儿吧。”

日军兵临南京城下，在胡适和中共的要求下，蒋介石同意释放政治犯，陈独秀出狱了。

相守到老

陈独秀出狱后，他的老友胡适曾邀请他回北平继续做一个文人，但陈独秀拒绝了，他还想做一个民主人士。

正好在四川省江津县有一个民主人士邓仲纯邀请陈独秀，他想了想便决定过去一试。

1938 年 6 月，陈独秀在友人的帮助下西去重庆，后又上溯 90 公里到达四川江津县。

陈独秀和潘兰珍到达四川后，住在了邓仲纯的家里。邓仲纯是一位医生，经常出诊不在家，而邓仲纯的妻子私下骂他们是寄生虫，陈独秀忍无可忍便搬出了他家。

搬出邓家后，陈独秀在偏僻的郊外租了一个院子，后又把儿子陈松年一家和继母接了过来。

那时一家六口住在一起，婆母双目失明，陈独秀每日只是伏案写作，家里的事情全靠潘兰珍一人撑起来。

除了每日的洗衣做饭做家务，潘兰珍还会给陈独秀整理手稿。郊外没什么零工可以做，全家就指着陈独秀的一点稿费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但也算非常温暖。

陈独秀的品行一向是刚正不阿，绝不低头，别人来找他写稿子，他还要挑人。遇到那些他“不喜欢的人”，他都会当场拒绝，即使稿费开得十分高，陈独秀也不为所动。

也正是因为陈独秀这样的性格，来找他写稿的人也越来越少，一家生活得十分困苦，几次都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

一次潘兰珍走到正在写作的陈独秀的身边，说道：“先生，家里面真的没有米下锅了，能不能先从那部分钱中拿出来一点用。”

谁知陈独秀立马抬起头来严肃地说道：“不可，就算是饿死也不能用那里的一分钱。”

原来，陈独秀曾经被教育部邀请写一本语言类的读本，并提前预付了他两万元的稿费。

谁知，在读本完成后，陈独秀把他命名为《小学识字课本》，教育部却不同意，非要他把名字改一下。

在文字方面极其要强的陈独秀怎么会修改自己写的题目呢。双方僵持不下，这本读物也就搁置了。

陈独秀一生要强，对于他没有完成的文稿，坚决不收一分钱，于是那两万元就被他存在了一家钱庄里，谁也不能用，不能花。

潘兰珍看家里实在无米下锅，就瞒着家人当了自己的戒指和耳环买了些米面维持生活。

陈独秀的一生波荡起伏，尤其到了晚年异常的艰难。但幸运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遇到了潘兰珍这样一位妻子。

在陈独秀去世后，陈松年这样评价他的继母：“他对我父亲很好，我们对她很尊敬，尊之为母，我的孩子喊她奶奶。”

不久，陈独秀的儿子、儿媳分别到学校去教书，陈独秀一家也离开了江津县城，到了山村鹤山坪——一个四周高山耸立、人迹罕至的地方。

1942 年 5 月27 日，陈独秀因久治不愈的高血压引起突发性心脏病而停止了呼吸，终年 63 岁。

在陈独秀临终前，他把潘兰珍叫到床前，嘱咐她两件事.

一是：“兰珍吾妻，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二是：“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但也不失做人之节操，教育部寄来之款不能用，切勿以我的名声去换钱。”

遵照陈独秀的遗愿，潘兰珍在丈夫去世后在四川一家农场劳动，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工资虽低，但生活能自主、自立。

1946 年，潘兰珍重新回到上海，在一所小学校食堂找到煮饭的工作。

她把养女潘凤仙接来上海团聚，过着自主、自立的生活。

潘兰珍心里，陈独秀永远有着一处无法填充的位置，直至她走完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