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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基金/文 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美好生活”的概念。他认为，“美好生活”的意思是，人们在拥有某些生活必需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还指出，“美好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目标，它代表着一种“最高的善”。 2013年，诺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在他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指出，现代的“美好生活”在更为广大的层面上就是国家的繁荣与大众的兴盛，而收入增长、富裕本身并不属于生活的兴盛，它更体现在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单靠制度是不能创造活力的，这种“大范围的创新活力只能由正确的价值观激发”。 在本书的扉页上，费尔普斯引用了卡尔.波普的名言“未来是由历史条件预先注定的”。《大繁荣》一书截取了18世纪到20世纪这两百年间的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阐述了现代社会的繁荣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选取这一段时间，是因为作者认为，人类社会最持久的一段繁荣期在19世纪初首先从英国开始爆发，到20世纪60年代发展至北美。这段“大繁荣”时期是广泛出现的自主创新的结果，它点燃了人们的想象力，改造了工作与生活，形成了开展自助创新的欲望和能力。 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则把这种繁荣的活力之源总结为四个方面：以自由、财产和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制度，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崇尚节俭、勤奋和身份的资产阶级文化，人口和城市的增加。 作者从一开篇就刻意强调的是人的行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这也是他一贯的理论主张，他的“经济增长黄金律”对同为诺奖得主的罗伯特.索洛提出的平衡增长理论进行了完善，将人的因素放入经济模型，他提出未来的经济政策如何取决于人们今天的行为以及他们认为明天会发生什么。 他指出，无论是多么伟大的发明创造，都不可能是这场大繁荣的根本原因，而是因为一种有效的经济和社会机制进入持续运转，因此人们具有一种被亚当.斯密称为“勇武精神”的文化：热爱工作，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的丰富体验，努力从大众中脱颖而出并积极迎接挑战。 作为一名知名经济学家，费尔普斯在本书中不仅分析指出了创新行为对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作用，更致力于提倡一种正能量：“我要高度赞美大众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宝贵的人文主义财富，呼吁重树失去的精神，呼吁大家不要放弃激发现代社会普遍繁荣的现代价值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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