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仁宗42年统治之后，是宋英宗（4年）、宋神宗（17年）、宋哲宗（15年）、宋徽宗（26年）。从宋仁宗的太平盛世，到宋徽宗手里的靖康之变，北宋灭亡，究竟发生了什么？60年间，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大宋朝，为什么突然就遭遇灭顶之灾？赵冬梅教授的《大宋之变》以司马光、王安石为主线，深刻剖析了英宗、神宗两朝政治斗争对宋朝的伤害，认为从英宗即位到司马光去世的这24年，是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  宋仁宗赵祯开创了仁宗盛治，但却没有继承皇位的儿子。并不是他生不出儿子，而是生下的儿子都夭折了。前前后后他有过16个孩子，其中3个儿子，都没活过3岁。不得已，在大臣和嫔妃的劝说下，仁宗从濮王赵允让府上收了一个养子，就是后来的宋英宗赵曙（当时还叫赵宗实）。但仁宗收养子并不是想让他继承皇位，而是让他来“招弟”的。当年宋真宗赵恒的儿子赵祐八岁夭折，赵宗实的父亲赵允让曾因此入宫“招弟”。7年后赵允让“招弟”成功，宋仁宗赵祯出生，赵允让即被礼送回府。谁想到，若干年后，“招弟”的使命再次落到赵允让儿子赵宗实的身上。 神奇的是，赵宗实进宫后果然也“招弟”成功，苗贵妃为仁宗生下儿子赵昕。赵宗实遂被送回濮王府。但赵昕只活了三岁。后来，仁宗又有过一个儿子，也只活了三岁。于是，大臣们一再劝谏仁宗，立赵宗实为子。但是，不死心的皇帝总是以后宫已有嫔妃怀孕为由拒绝。他曾经哭着对谏官范镇说：“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  直到嘉祐七年，仁宗去世的前一年，无奈之下，他才把赵宗实认为儿子，改名赵曙。此时的赵曙已离开皇宫23年，并已结婚，育有三子三女。接到立为皇子的诏命后，赵曙称病上奏推辞。仁宗不允。赵曙不得已，只好启程。临走他还吩咐家人，守好屋舍，皇上有了后嗣，他就回来。次年，仁宗突然驾崩，赵曙才登上皇位，是为宋英宗。 长期当“备胎皇子”的精神压力，使英宗即位第五天就发了疯病，只得由皇太后垂帘听政。疯病稍愈，英宗和垂帘听政的曹太后争夺皇权，和大臣们争议生父濮王的名分，导致这位36岁的皇上心力交瘁，再次倒在病榻上。此时，他还迟迟不肯明确谁是太子。在宰相韩琦的一再催促下，临死的英宗才写下立颖王赵顼为太子的诏书。还未册封太子，英宗就一命归天。 如此神奇、荒唐的故事，并不是后人的虚构，而是真实的历史。权力，是一种难以戒断的毒药。一旦沾染上，至死都不愿意放弃，不管是给亲生儿子还是养子。生不出儿子的宋仁宗，不肯让他人当太子；吃足“备胎皇子”苦头的宋英宗，连亲生儿子都放心不下，实在都病态得可以。  宋神宗即位时已20岁。父亲在位4年的风雨，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于是，即位之初，他就开始反击。他以英宗遗愿的名义，废除了“驸马升行”制度。所谓“驸马升行”，就是给驸马爷升一个辈分，避免公主殿下纡尊降贵向公公婆婆行大礼。但是，让公主称公公婆婆为兄嫂却又极其荒唐，坏了中国传统的伦理秩序。于是，神宗下诏废除了“驸马升行”制度，以英宗之口驳斥这种“扭曲人伦长幼秩序”的制度。 此事虽小，但却收到一石三鸟之效：一是替父亲挽回面子，表达英宗对伦理秩序的原则性尊重；二是讽刺了包括司马光在内的侍从礼官：皇帝认生父为爹你们反对，公主叫公婆为兄嫂你们却视而不见？三是表明神宗拨乱反正，维护伦理秩序的态度。 由此一件小事，可看出宋神宗的聪明，看出他欲为“中兴之主”的宏愿。所以，当他遇见同样具有治国安邦理想的王安石，两人一拍即合，就顺理成章了。也正是因为聪明，神宗一旦明确执政思想，就极其固执，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即便在重压之下将王安石罢相，神宗也坚持变法，严厉处置反对变法的人。  开封府安上门监门官郑侠画《流民图》并上疏批评新法害民，被罢官流放至广东英州监视居住。宰相吴充利用宰相府对例行公事的直接审批权，将郑侠悄悄转移到湖北鄂州。不料被神宗发现，亲自批示：“郑侠原犯目无尊上、大逆不道罪行，情节极其悖逆。饶他不死，已是极大的恩惠。不得变更居住地。”同时处分了宰相府和刑部办事人员，收回宰相府的独立审批权。从此以后，所有入奏公务，都必须等皇帝亲自画可之后，宰相才可以签字下发。于是，能对君权起到制约作用的宋朝宰相制度被阉割了，宰相府终于成了皇帝的秘书处。 所以，皇帝昏聩无能并不是最大的悲剧。当皇帝自以为聪明，固执己见，听不进任何人劝解时，事情才会很难办。这就是历史的无奈之处。 《大宋之变》的主角并不是皇帝宋英宗、宋神宗，而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司马光与王安石。他们是两位悲剧人物。后世对两人也毁誉参半，说好的捧到天上，说坏的贬到地下。但无可置疑的是，他们都有伟大之处，也都有致命缺点，是有缺陷的伟人。他们所造成的党争，才是大宋之变的最主要原因，是历史对于后人的警醒。  司马光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却不是杰出的政治家。他最大的贡献是主持编撰了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文化遗产。但是，在政治上，司马光却是保守和幼稚的。在生命最后18个月，他走上宋朝政治舞台的最高峰，却一事无成，黯然消逝。 王安石，人称“拗相公”，有远见，有胆识，有气魄，有能力。他的变法改革迅速取得成效，扭转了宋朝积贫积弱现状。但他却极其固执、执拗，为人偏狭，爱走极端，任用奸佞小人，把宋朝宽容的政治风气毁坏殆尽，造成了官僚集团和士大夫的分裂。司马光评价他：“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神宗和王安石先后推出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以及军事方面的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力图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反对王安石的人一个一个被赶出中枢。神宗企图以枢密副使的高位，换取司马光的停止批评，但被拒绝。1071年，司马光退出中央政坛，隐居洛阳，全心全意编撰《资治通鉴》。 宋神宗和王安石先后病逝。一直强烈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垂帘听政，立即起用司马光为宰相。重新站上政坛巅峰的司马光却未能力挽狂澜，被激烈对立的新旧党之间的口水淹没。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又缺乏治国政治经验，以致大宋朝在官僚集团白热化的政治斗争中一步步走向衰落。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同时代的著名诗人苏轼。“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苏轼因奏表中的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被改革派御史弹劾，被逮捕关进御史台（人称“乌台”）监狱长达5个多月，差一点送命。王安石去世，司马光就任宰相后，苏轼又反对司马光改革役法，当面质问司马光：“难道说您如今做了宰相，就不许我说话了吗？”王安石当政时，任何事情都上纲上线，对保守派赶尽杀绝。司马光当政后，政治正确再度成为标志。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南宋学者吕中这样评价：“因其利而去其害，那么，两种役法都可行。可惜，熙宁年间提拔的主张雇役，元祐年间提拔的主张差役。是非曲直，全无公心，令人叹息。” 后来，宋徽宗听任蔡京谗言，把元祐年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永不任用，更是将这种党争发展到极致。
从宋英宗到宋哲宗，两次太后垂帘听政，给皇帝留下逆反阴影。再加上王安石、司马光的新旧党争，宋朝的士大夫阶层严重分裂，几十年难以修复。宋仁宗时代敢于直言的言官风采，演变成官员阵营之间的恶意攻击。这种结党营私“翻烧饼”的恶劣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朝。 宋朝是一个武将打造的朝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抑武重文”的朝代。虽然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最终两次被外族击败，终致亡国。其中的警醒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改革与守成，武将与文人，都是一对矛盾体，少了谁都不行。强调一面，走到极致，最终一定是死胡同。 历史是我们的过去，是现在的镜子。从历史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所有现实问题的答案。在传承宋韵文明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探究宋朝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秘诀，更要探究大宋朝两次败于外族最终亡国的原因。这就是阅读《大宋之变》，回望大宋朝由盛而衰历史，对于今天的意义。  绍兴是历史文化名城，是宋朝政治文化重镇。宋高宗赵构定都杭州后即改年号为绍兴，还把越州改名为绍兴，以宣示其“绍祚中兴”之宏愿。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共6位皇帝以及宋徽宗的遗骨均安葬在绍兴，后人统称为“宋六陵”。可惜元朝年间，宋六陵被盗掘一空，遭到严重损坏，如今只空留坟山。 绍兴图书馆发出《大宋之变》阅读分享会预告后，受到书友热烈欢迎，报名马上满额。我们做分享所在的“清白泉”清廉图书室座无虚席。主持阅读分享的周莉莉告诉我们，之所以叫“清白泉”，是因为距此不远的府山上有一口清泉，范仲淹任越州知府时将其命名为“清白泉”，借以表明自己“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的从政之道，并在井上构筑“清白亭”，将其住处的凉堂命名为“清白堂”，还专门写了一篇《清白堂记》。她说，绍兴和宋朝的关系特别密切，绍兴人特别能感受转眼之间由盛而衰的那种历史惨痛，所以我们需要回顾这段历史，需要解读这本《大宋之变》。  果然，绍兴书友对宋朝历史的热情很高，分享后的讨论很热烈。大家聊到中兴四将和岳飞，聊到宋金和议，聊到宋朝著名诗人、绍兴人陆游，聊到陆游的后代、南宋末年背负皇帝跳海的陆秀夫，聊到惨烈的崖山海战。其中一位书友提出的观点最有新意。他认为，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趋势。蒙古帝国的铁骑席卷欧亚大陆，把冷兵器时代的游牧民族文化推向一个巅峰。一个宋朝，不管如何改革、强盛，都无法阻止这个趋势，灭亡是必然的。 看来，文澜读书岛所倡导的多样化的阅读视角正被越来越多的书友所接受。不同观点的碰撞，恰恰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看穿历史，从而能更透彻地面对未来。 本文摄影：葛安凤 文首题字：沈强民 文末篆刻：孙新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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