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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日报 高慧斌） 1 大学需要诗歌的滋养 专门知识的传授十分重要，但大学生的志向、情怀、诗心与想象力同样不可或缺。大学校园应该是诗歌的沃土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的命运密不可分，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根基。以五四新文化人提倡的白话诗为起点，一代代北大师生锲而不舍地借鉴域外诗歌艺术，努力与自家几千年的诗歌传统相结合，勇于接受各种异文化的挑战，在消融变化中推陈出新。北大诗歌创作既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也对北大精神的形成发挥作用，使中国诗人的创造力从未枯竭。 诗歌需要大学，若是一代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远离诗歌，单凭那几个著名或非著名诗人是无法支撑起一片蓝天的。反过来，若校园里聚集起无数喜欢写诗、读诗、谈诗的年轻人，则诗歌自然会有美好的未来。这一点早已被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所证实。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诗歌研究院原执行院长陈平原更愿意强调的是另一面，那就是，大学需要诗歌的滋养。陈平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专门知识的传授十分重要，但大学生的志向、情怀、诗心与想象力同样不可或缺。大学校园应该是诗歌的沃土：有人写诗、译诗，也有人读诗、解诗。为一句好诗激动不已辗转反侧，其实是很幸福的。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在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的校园里与诗歌同行，是一种必要的青春体验。能否成为大诗人受制于天赋、才情、努力以及机遇，但热爱诗歌却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拘牵。因痴迷诗歌而获得敏感的心灵、浪漫的气质、好奇心与想象力，从而探索语言的精妙、叩问人生的奥秘…… 2 一场朗诵会提供了一个 重温新诗发展历程的特殊视角 这场诗歌朗诵会朗诵的诗篇涵盖五四以降各时期北大著名诗人的作品。撇开合唱、独唱、朗诵、伴舞、钢琴或口琴伴奏等表演形式，只看朗诵的篇目及作者就让人叹为观止 无论古今中外，诗歌与教育（大学）同行。北京大学一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及诗歌教育是如何相辅相成、结伴而行的？我们仅从北大的一场普通诗歌朗诵会上就能找到答案。 2009年4月24日，北大召开了“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大中文系为此次研讨会准备了两个“礼物”，其中之一是中文系学生创作并演出的“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诗歌朗诵会。朗诵会观众除北大师生，还有参加会议的国内外代表。演出刚结束，代表们纷纷表示，他们最大的感叹不是学生们精湛的表演技巧，而是没想到诗歌在北大竟有如此的感召力！ 陈平原介绍说，让人惊讶的是这场诗歌朗诵会的整体构思，朗诵诗篇涵盖五四以降各时期北大著名诗人的作品。撇开合唱、独唱、朗诵、伴舞、钢琴或口琴伴奏等表演形式，只看朗诵的篇目及作者就让人叹为观止。《希望》（胡适）、《赞美》（穆旦）、《地之子》（李广田）、《金黄的稻束》（郑敏）、《井》（杜运燮）、《黄河落日》（李瑛）、《和平的春天》（康白情）、《月夜》（沈尹默）、《叫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过去的生命》（周作人）、《暮》（俞平伯）、《沪杭道中》（徐志摩）、《我们准备着》（冯至）、《春》（穆旦）、《青草》（骆一禾）、《沧海》（戈麦）、《过客》（鲁迅）、《断章》（卞之琳）、《墙头草》（卞之琳）、《小河》（周作人）、《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冯至）、《再别康桥》（徐志摩）、《独自》（朱自清）、《古木》（李广田）、《音尘》（卞之琳）、《预言》（何其芳）、《异体十四行之二》（王佐良）、《异体十四行之八》（王佐良）、《女面舞》（杨周翰）、《诉说》（南星）、《梦与诗》（胡适）、《以梦为马》（海子）、《新秋之歌》（林庚）。 这场朗诵会提供了一个重温新诗发展历程的特殊视角。诗作基本上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诗篇振聋发聩，作者如雷贯耳。尤其是这些诗的作者均曾在北大就读或任教，此乃这台朗诵会最出彩、最吸引人的地方。一所大学的师生与中国新诗发展史竟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实在让人惊讶。 对于这些诗人，陈平原强调说明的是，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学生（穆旦、郑敏、杜运燮），其学籍不仅属于北大，也属于清华与南开；二、名为诗歌朗诵会，只选新诗，不含古典诗词，乃延续了未名湖诗会及未名诗歌节的传统；三、为减少争议，新时期诗人中只选了已去世的海子、骆一禾、戈麦三位。抛开这些自觉的设计，这场朗诵会还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冯文炳（废名）、四五十年代的吴兴华。而这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诗人。 据陈平原介绍，搭建起这场朗诵会的“明线”是国家、生命、哲思、情感这四大主题，“暗线”则是半部现代中国诗歌史——从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到康白情、朱自清、俞平伯、冯至，再到徐志摩、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再到穆旦、郑敏、杜运燮、南星、王佐良、杨周翰，最后是海子、骆一禾、戈麦。这条“暗线”如此清晰，以至任何对中国现代诗歌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漠视。需要说明的是，林庚早年是清华大学著名诗人，1952年后转为北大教授，课余一直写新诗。 3 北大的诗人身上始终存在三个可以辨认的传统 一个是西方现代诗歌的传统，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朦胧诗的传统，最后是北大诗歌自身的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京大学的命运密不可分，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根基，正是这两点决定了北大中文系同仁常常与之对话——或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或探究五四的前世今生及其遥远回响，或站在上世纪8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立场反省五四的功过得失”。陈平原介绍，以五四新文化人提倡的白话诗为起点，一代代北大师生锲而不舍地借鉴域外诗歌艺术，同时努力与自家几千年的诗歌传统相结合，创作了众多优秀诗篇。有人积极关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及唐诗宋词的形式演进，为理想的新诗写作寻找借鉴与支持； 有人“不薄新诗爱旧诗”，执着于传统诗歌的魅力，坚信其仍有灿烂的明天；也有人关注中外诗歌的翻译、诠释与对话，努力探索人类诗歌的共通性。正是这种执着于自家传统又勇于接受各种异文化挑战的态度，在消融变化中推陈出新，才使得中国诗人的创造力从未枯竭。 陈平原认为，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当初曾奋起抗争，一路前行。北大校园里流行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而是五四新文化人开创的新诗，尤其是深受欧美现代主义诗人影响的“现代诗”。至于传统中国诗歌，或曰“旧体诗”，虽也有人研习，但备受压抑。陈平原所接触的教授中，如季镇淮、陈贻、袁行霈等都喜欢写旧诗，且有诗集存世或刊行。林庚长期讲授文学史及古典诗歌，但目标却是创造更有意境和发展前途的中国新诗。北大校园里始终有写作旧体诗词的传统，如创刊于2002年的《北社》已发行了十几期，但力量与声势远不及新诗。不少原先热爱旧体诗的学生进入北大校园后，转为新诗写作。如诗人西川说他“从16岁开始画画、写诗。画画是我的主业，写诗只是副产品，是为了用文字填充画幅，所以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写古体诗。进了大学，古体诗的形式不够用来表达新事物、新情感了，这才改写新诗”。 而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博士、诗人麦芒也在《诗歌的联系》中讲道：“我当时主要仍迷恋旧诗，律诗、绝句和词都写，从中学带来的习惯，冥顽未化。”进入北大后，受周围风气的影响，麦芒很快转向了新诗，并与同学王清平、臧力、徐永恒、蔡恒平等组织诗社，开展一系列活动。 诗人西渡曾谈及“在北大的诗人身上始终存在三个可以辨认的传统，一个是西方现代诗歌的传统，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朦胧诗的传统，最后是北大诗歌自身的传统”。陈平原解释西渡所说的“北大传统”，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大校园里涌动的以现代主义诗歌为榜样的“新诗潮”。今天我们谈诗歌的“北大传统”，不应局限于80年代，而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陈平原说，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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