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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者》是当代作家刘醒龙的长篇，首次出版于2009年，于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这本书秉承了作者现实主义的风格，笔触细腻朴实，反映关注了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民办教师。 之前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它们里面都有提及，说孙少平和高加林高中毕业后，都当了民办教师，当时对这个没什么概念，所以没往心里去。 直到看了这本书，我才去了解了一下这个群体。 民办教师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中小学教育刚刚起步时，在很多偏远地区的农村，乡村和当地政府共同出资组织民办教育，民办教师的工资由乡村和政府各出一半。改革开放初，我国教师队伍中有1/3是民办教师，1992年以后，国家陆续出台了“关、转、招、辞、退”等政策，到2000年为止，民办教师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这个群体也退出历史舞台。 在几十年中，广大民办教师为乡村教育事业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有的民办教师素质偏低、年龄偏大，历史遗留问题较为复杂，有很多未能妥善解决。随着社会国家发展，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困难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后来，终于在新世纪起点，国家妥善安置了这一群体的问题。 而这本书就是以界岭小学的几位民办教师的经历为典型缩影，反映了当时这个群体的普遍生存生活和工作状态，既有挫折困难、掺杂些许功利之心，也怀揣拳拳赤诚的大爱往前走，以余校长为首的民办教师们，撑起了整个界岭地区不断崛起的信心和希望。 在这些普通的民办教师的生活中，他们始终在平衡多方面的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的平衡，让这群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显得熠熠生辉。 首先，和村里的关系。 所有民办教师一半的衣食父母是村子的财政教育支出，那必然要长时间地和村子里打交道。以村长余实为代表的村干部们着实不好对付，因为村子穷，村子越穷，村长越不想出钱办教育，教育越不发展，以界岭为代表的贫困山区会越来越穷，所以界岭是出了名的盛产男苕女苕（苕意思是傻，男苕女苕是指文盲）的地方。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个恶性循环中起缓冲作用的，是民办教师。村里可以欠着他们一月35元/人的工资，他们也可以一次次主动交涉讨要，但这都是大人们之间的博弈，跟孩子们无关。 在余校长他们成为民办教师之前，他们也是这片土地的子孙后代。成长于这片土地，回馈于这片土地，这是每一位民办教师的下意识的举动。 他们的回馈是不厌其烦地教育好村子里的每一位学生，每天放学老师们都会护送学生们回家，家远在学校寄宿的学生，以余校长为代表的老师们还会自费给学生改善伙食，自费为学校修整教室。 我仍然对一个小情节记得非常清楚：万站长为了余校长他们的工资，去跟村长余实交涉，拿出一个余壮远（村长儿子）的作业本，里面满是批改和修正的痕迹，余实诧异，万站长给他解释说，余校长他们为了让学生回家不挨骂，都是让学生准备两个作业本，带回家的作业本是把修正过的作业重新誊抄的，所以上面才干净整洁。 尽管余校长他们与村里的交涉非常艰难，但他们从来都是斗争交涉归一方面，本职工作归一方面，他们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他们是为了对这片土地的教育良心而工作。 也就是说，与村里关系的平衡中，掺杂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 其次，和学生、家长的关系。 民办教师与学生和家长的关系，跟现在的师生关系不同。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他们对学生的关系，亦师亦友亦亲人；跟家长的关系，更多的是朋友。 学生们无论状况如何，余校长他们的心都跟着他们，关心他们，看他们一路发展。比如说学生叶碧秋，上到初中因为初中老师举例子举了远近闻名的女苕（叶碧秋妈妈，但老师不知内情）来教育学生，叶碧秋就从初中退学，余校长他们跟着家长一路劝她，但叶碧秋就是不再去。后来因缘巧合，王记者托余校长找一个女孩当小保姆，余校长第一个就推荐了叶碧秋。在王记者的帮助下，叶碧秋一路自考，考上了大学。 家长们各家是什么情况，余校长他们基本上都了解，因为他们经常家访，与家长们也熟悉，在学校里有什么事情，家长们也会自发来帮助干活。 这都是关系密切的地方。 之所以说平衡，是因为有些家庭情况不好的学生，上着学上着学就慢慢不来上学了，他们心急如焚，还要挨家挨户去动员做思想工作；还有的学生家里关系复杂，比如说李子，她妈妈王小兰一直想和她那个瘫痪的爸爸离婚，她爸就是不肯离，王小兰只好偷偷和孙四海交往，但其中的矛盾和磕磕绊绊都是少不了来回折腾，最后李子爸和王小兰同归于尽，造成了无尽的悲伤；还有比如修教室的时候，那些学生家长没拿到村里的的工钱，就问余校长他们要，逼得余校长非得自掏腰包。 总之，家长与民办教师之间矛盾一直有，但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摩擦，毕竟他们的娃娃在界岭小学读书，余校长他们也尽心尽力，而且他们都很尊敬余校长这些民办教师。 再次，与同事之间的关系。 界岭小学常驻的民办教师虽然只有余校长、邓有米和孙四海三个人，但是也会有像张英才、蓝飞这种镀金教师，有支教生夏雪、骆雨，对了，还有曾经也是民办教师的余校长的瘫痪妻子明爱芬。 说到同事和教育站，其实就不可避免地谈到民办教师转正，转正名额是个稀罕物，非常少，话说两个馒头分给三个人吃，必定纷争不断。 界岭小学地界小，民办教师们都住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邓有米、孙四海和余校长他们平常是亲密的同事，但也少不了会为转正名额的事斗斗嘴。因为作为民办教师而言，待遇差工资低不说，常年村里面欠他们工资也是很难交涉的，而公办教师就没有这些烦恼。在面对转正名额的时候，他们是竞争者。 但张英才和蓝飞这俩人转正的事，我就非常不解，张英才转正是余校长谦让给他的，蓝飞转正是自己偷填了表格硬要去的。 所以在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平衡问题，转正是大家都要的，至于转正的是谁，怎么转正的，都是问题。当然，在这件事里，起最大作用的是余校长。对于张英才，青年前途大好，余校长权衡之下，把名额留给了他；对于蓝飞自私之事，余校长认为既然木已成舟，就不必再大脑一场，留有余地。 正是因为余校长的开明大度，张英才进修毕业后，又重回界岭，正是因为余校长的宽容，他和蓝飞母亲蓝小梅喜结百年之好，蓝飞也为界岭小学拉来赞助。 剩下的，孙四海、邓有米和余校长，他们也能在吵吵闹闹中拧成一股绳，风雨同舟。 与支教生的平衡，则显示于留与走。 界岭是个穷地方，支教生能来，则是界岭小学的福气。在支教生来的时候，余校长他们尽自己最大努力照顾他们，也把敬和爱给了他们。支教生是留不住的，在支教生来的日子里精心对待，则是对界岭小学最大的建设。 夏雪逝世后，其爸妈为界岭小学捐建教学楼；骆雨走后，也会向余校长写信，给出教学业务的建议。人情暖，地方的人气就会越来越旺，这是余校长他们平衡的功劳。 最后，与教学业务水平之间的关系。 民办教师们的拳拳教育之心是没的说，不过也有一个不得不重视的大问题，那就是教学水平素质问题。 民办教师们，如余校长、邓有米和孙四海，这几个人虽然教学多年，台风啥的都还挺好，但他们的学历学识水平是硬伤，在教学过程中，会出现错别字、成语的错误解释等等。所以尽管他们大部分精力还是放在教学上，但余校长是抽出空来想这个问题了。 一方面是自知之明，一方面是两个支教生的启发，于是，他便到省城实验小学去学习，当然他的身份没能明面上是学习听课者，只是个看门老头，但余校长利用课后没擦干净的黑板来学东西，并且自己在学校放学后做讲课练习，还能模拟情境，非常灵活。所以，后来才获得了校长等人的交口称赞。 我觉得这非常可贵，业务水平是这个群体的硬伤，但他们也会拿出时间来反思，并且尽力去平衡这里面的关系，是教育者群体的自觉觉醒。 写在最后 民办教师这个群体虽然消失了，但他们曾经留下了如此灿烂辉煌的痕迹，正不断地给我们这些后来人以启迪和警示。由此，也就达到了刘醒龙先生的写作目的。 民办教师自身的生存境遇并不那么好，但他们仍然能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教育事业，这不光是对教育的一片真心，更是对家乡的谆谆奉献。 记起当代作家韩少功在《我心归去》中的一句话，“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 我突然明白，民办教师是将自己的毕生心血投入到了家乡的精神建设之中，在他们的努力下，他们的家乡逐渐地走出了一代又一代有知识的青年，而这群青年也会由衷感恩自己在成长中受到的这种呕心沥血的教育，从而慢慢实现薪火相传的梦想，达到从内而外的更新。 当我看到张英才返回界岭小学任教，叶碧秋考上大学，界岭小学盖起两层高的教学楼时，我不禁感动万分。 民办教师是真正的民间英雄，是那群在“血沃之地”扎根的奋斗者，也是天行者，自强不息，声声传响！ 致敬。  文|京华 图|网络 编辑|京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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