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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德2022春季拍卖会 预展时间及地点 6月22日-6月25日 金茂万丽酒店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57号） 拍卖时间 6月27日（周一）19:30 顺延 拍卖地点 嘉德艺术中心 A厅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号） 
Lot 2832 清雍正 斗彩缠枝花卉纹碗 （一对）直径13.5cm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来源：
香港私人珍藏；
香港苏富比，2019年10月8日，lot 3103 成交价：RMB 5,520,000 本品敞口，深弧腹，下承圈足。外壁以斗彩技法绘六朵缠枝花卉，以青花勾勒枝蔓，绿料填描花叶，又以鹅黄、淡紫、矾红三色填绘花瓣，花蕊高凸，别致瞩目，碗心绘同式样花卉一朵，与外壁纹饰交相辉映。碗上缠枝花卉布局清新疏朗，填色精准，青花明亮静恬，红彩纯正匀净，绿彩娇嫩青翠，黄彩明快润泽，紫彩华贵沉静，诸彩交映出淡雅柔和、臻于至美的内廷恭造风格。其型轻盈优美，修胎极为规整考究，胎釉浑然一体，丽质非凡，荡漾出雍正御瓷独有的柔美婉约之气。外底心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本品器型以成窑宫碗为摹本，线条柔美，其胎釉精良，温润似玉。成窑冠绝千古，成就中国美学之典范，后世对此推崇不已，由仰慕而后摹造，佳作迭出，其中成就最著者当推雍正皇帝。其品味脱俗超群，审美要求近乎苛刻，即位以来一直不懈努力推动与指导御窑厂摹制成窑，故其所仿最精，形神俱佳，本品正是此番摹古情怀的最佳诠释。
纹饰方面，本品则融入了十八世纪清宫盛行的西洋风。彼时诸项宫廷艺术品的装饰皆不同程度融入西洋元素，雍正御窑斗彩瓷器，不但以仿明成化斗彩为能事，也钟情以洋花洋草入饰，效果新奇别致，展示出御瓷纹饰设计的新姿彩，成为雍正彩瓷之中瑰丽新颖的一类。
纵观有清一代君主，雍正帝胤禛是最具艺术才华的皇帝，其审美品位之高独步古今，所制御窑瓷器深受其影响，素以精巧淡雅、清新脱俗著称。彩瓷设色之难尤甚，浓艳过度流于媚俗，淡薄不足失却本意，唯独雍正一朝画笔逸丽，构图别具一格，将两者巧妙融汇于一体，本品即为最佳代表。 
Lot 2853 明永乐 青花开光折枝莲纹菱口大盘直径38cm 来源：
中国嘉德，2005年11月4日，lot 474 成交价：RMB 3,910,000 永乐时期青花瓷器基本摆脱了洪武青花瓷器从元向明过渡时期的特点，形成了自身清新隽秀的风格，集古今之菁华，融中外之风格，隽品迭出，尤为精绝，为有明一代官窑瓷器艺术之典范。其中青花一项，色泽深翠，式样精妙，明代文人品评甚高，谓之“发古未有之名品”、“其价几与宋器埒矣”，备受后世推崇。
本品呈菱花口，折沿，莲瓣形弧腹及底内收，下承圈足。足端及底部露胎，胎体坚白致密。盘内外施透明釉，釉层肥润光润，积釉处呈鸭蛋青色，为典型明代永宣釉质特点。盘内外皆以青花为饰，其中盘心菱花开光内绘并蒂折枝莲花三多，枝叶茂盛，花实饱满，内壁一周绘以十二式折枝花卉，计有萱草、栀子、芍药、荷花、水仙、山茶、月季、牡丹、石榴、菊花等，均以小笔触勾勒，浓淡深浅，一如水墨作画，表现力极强。内沿绘以缠枝莲纹，枝蔓缠绕，连绵不绝。外腹壁同样以十二式折枝花为饰，内外相呼应。通体装饰青花发色明快，浓淡有致，釉面纹饰有自然形成的结晶斑点，即是使用进口青料“苏麻离青”所形成之“铁锈斑”效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为永乐官窑青花最具代表性器物之一。
此类菱花口大盘器型始见于元代，非中国传统瓷器造型，而与中亚陶器及金属制大盘十分相似，应为适应中亚伊斯兰国家需要所制，是当地贵族围坐吃抓饭之宴饮佳器。其口沿边饰的缠枝花卉纹更见浓郁的中东伊斯兰艺术之风格。当时不止景德镇御器厂一处烧制，龙泉窑亦曾烧制与此器形、纹饰一致的各式大盘。元至明初中西海陆文化贸易交通发达。永乐朝郑和下西洋，极一时之盛，故其不但是陶瓷史中的重器，也堪称中西交流的宝贵见证。
永乐青花大盘，依造型可分为敞口盘、敞口折沿盘、花口盘三类，其中又以花口盘制作难度最大，存世量最少。传世所见同类型永乐菱花口折沿，其盘形制式和纹饰布局大体相似，唯盘心装饰有所不同，有折枝葡萄、缠枝花卉、绶带花鸟、并蒂莲等。并蒂莲花是一枝两朵的奇花，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七二《花类·花异》引《真珠船》载：“双头莲，即合欢莲，一名嘉莲，一名同心莲。”被视为祥瑞之物，常用于象征夫妻恩爱、团圆长久。本品以并蒂莲为饰，或有其特殊的用途。
本品造型大气，胎釉细润，青花发色浓丽深沉，纹样绘制精美，堪为永乐青花隽永之品。检索公私收藏可知，此式并蒂莲纹菱花口折沿大盘存世甚罕，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曾出土一例同类型标本残器，二者可资比较。 
Lot 2812 清康熙 青花团凤纹奁式叠盒高18.8cm；直径11.8cm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康熙本朝 著录： 《嘉德二十年精品录—陶瓷卷》，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78、79页，图32； 《延薰秀色—康熙瓷器与宫廷艺术珍品特展》，梁晓新、李嘉伟主编，2011年，第34、35页，图Ⅰ-02； 《御赏拾珍—元明清官窑瓷器珍藏》，北京东方保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15年，第48-51页 展览：
《延薰秀色—康熙瓷器与宫廷艺术珍品特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4月29日-5月18日，编号Ⅰ-02；
《御赏拾珍—元明清官窑瓷器珍藏特展》，时间博物馆，2015年5月20日-6月10日 来源：
中国嘉德，2003年7月13日，lot 1065；
北京拍卖会，2011年6月5日，lot 7243 成交价：RMB 4,945,000 盒圆筒形，盖面隆起，共三层，下承三瑞兔为足，器型精致典雅。此式奁式叠盒于景德镇窑中始现于明代中期，应是仿自宋代漆制奁盒，但数量稀少。本品胎质坚实洁白，釉质肥润晶莹。底足处，三兔目光炯炯，作踞伏负托之状，憨态可掬，别具一格，其通体毛发以青花线条描绘，根根分明，凸显工匠绘画之细腻。盒顶中心以青花绘团凤纹，常见于同时期青花及釉里红茶圆装饰。每层均以几何纹为边饰，简洁干练，青花色泽优雅清丽，配以大面积留白，层次分明，愈显质地晶莹，凸现康熙御窑简约典雅之感。器底呈玉璧状，中心内凹处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字体遒劲清秀，为标准臧窑款识。
明末清初，因局势混乱，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烧制一直处于停滞、衰退状态，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藩之乱平定，官窑方正式复烧。据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刊本《饶州府志》卷之十一“陶政”载：“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总管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加三级臧应选、六品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御览。”此次烧造瓷器，创新之作频出，其中尤以臧应选督窑时间最久，成就最高，其督窑制器“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极尽精美”，史称“臧窑”。而臧窑的成功除了臧应选本人的兢兢业业，更离不开著名“官样设计师”刘源的付出。
在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1681-1688年），臧应选督窑期间，刘源可谓贡献了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开启有清一代御瓷美学艺术之新境界，熙朝名品摇铃尊、柳叶瓶、莱菔尊、苹果尊等俱出其手。
刘源，字伴阮，康熙中官至刑部主事，供奉内廷，随侍皇帝左右，多有机会饱览内府珍藏历代珍玩，见闻甚广，在绘画、书法、雕刻等方面皆极具造诣，设计施图技艺非凡，熙朝瓷器官样、御墨多出其手，其作品颇得康熙帝喜爱。关于刘源的史料记载极少，但为数不多的记载都对其评价极高，如《清史稿》有载：“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储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既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再如，刘源同乡好友刘廷玑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所著《在园杂志》中载：“刑部主事伴阮兄……制作之巧，鉴赏之精，可称绝伦……在内廷供奉时呈样瓷数百种，烧成绝佳，即民间所谓御窑者是也。未几卒于京，皇上遣内大臣包衣昂邦奠茶酒，侍卫送柩出章仪门，赐金驰驿，为一时光宠……近日所用之墨及磁器、木器、漆器，仍遵其旧式……”，同书又载：“至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规模，造作精巧，多出于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监制焉。”由此两段记载足见刘源对于康熙御窑烧造之重要性，可谓熙朝御窑之灵魂人物。
刘源与臧应选共同开创“臧窑”，开创了与明代不同的新风格，缔造了康熙御瓷的多样化与当朝特色。本品即为刘源设计，臧窑出品之隽品，具其一贯简洁清雅之风，实用性与观赏性俱佳，文人旨趣盎然。而且相对于青花及釉里红摇铃尊、豇豆红八大码等臧窑作品，本品烧造数量极少，而且因为分体使用，故而容易损坏，查阅各大博物馆出版资料，竟未见一例，其稀少程度，可见一斑。 
Lot 2815 清雍正 内洋彩瑞果纹外胭脂红釉茶圆直径9.5cm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著录： 《玫茵堂藏中国陶瓷》，第二册，康蕊君著，伦敦，1994-2010年，第270页，图957 展览：
《玫茵堂收藏中国陶瓷》（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大英博物馆，1994年6月-9月，编号172 成交价：RMB 3,795,000 本品敞口，弧腹渐收，下承圈足，胎薄体轻，器型小巧。杯外壁满施胭脂红釉，釉色柔美，色若绛霞。陈浏《陶雅》有评“胭脂红者，华贵中之佚丽者也……匀净明艳，殆无伦比。紫晶逊其鲜妍，玫瑰无其娇丽。”杯内壁施滋润白釉，上以洋彩绘瓜子、葡萄、香瓜等各式瑞果，色泽靓丽，寓意吉祥。外底心青花单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胭脂红釉因颇如女子化妆的胭脂之色，故而得名，清宫档案内称其为“西洋红”，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陶成纪事碑记》中记载当时岁例贡御的五十七种釉、彩中即有“西洋红色器皿”。胭脂红釉料以金为呈色剂，本为珐琅彩料之一，由欧洲传入中国，康熙末年始见单色釉器，以吹釉法施釉，低温烘烧而成。创烧之初，胭脂红釉料尚需进口，并以金为呈色剂，因此数量稀少，珍贵异常。此后在雍正皇帝的指示和怡亲王的主持下，各色西洋珐琅彩料相继国产化成功，胭脂红器物的烧造才渐渐增多，并一直延续至晚清。但对比各朝作品，无论是在胎釉质量，还是胭脂红呈色上，雍正作品都远超历代，冠绝古今。
从传世品看，胭脂红釉多盘、碗、杯等小件作品，均胎体轻薄，玲珑俊秀。据尺寸判断，本品应为清宫档案中记载的“茶圆”。查阅资料可以发现，相同造型并落单圈六字雍正楷书款的茶圆，见有柠檬黄、松石绿和胭脂红等几种颜色，其中胭脂红茶圆又见内壁光素和如本品内壁装饰洋彩花果的作品，后者显然档次更高，也更为稀见。
此外，传世还见有落“雍正年制”四字楷书款，内壁锥拱龙纹的相似造型胭脂红茶圆，联系其四字双方框的落款方式，且未见其他色釉装饰，其时代应更接近康熙，早于本品。
查阅资料还可以发现，相同造型和款识的茶圆，尚见有白釉作品传世，故宫博物院即有收藏。清宫档案中有许多雍正皇帝指示造办处在宫内和圆明园烧造珐琅彩的记载。本品所用的胭脂红彩料，以及相同造型作品的柠檬黄彩料等，皆属于珐琅彩料。因此如本品一类作品的烧造，推测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先于景德镇烧造并精选上好白胎，再送至宫中，施以胭脂红、柠檬黄等彩料，或描绘其他纹饰，其档次比寻常御窑瓷器高出许多。
胭脂红器深得雍正皇帝喜爱，除内廷使用外，也作赏赐用，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五日《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便有载“经适房笔帖式太监沈玉功持来珐琅瓶一件……洋红酒圆四件……说宫殿监督陈福、副侍刘玉传：着用棉花塞垫配木箱盛装，包裹黑毡，发报赏琉球国。”
本品造型灵秀，白釉清透滋润，胭脂红釉细腻均匀，内里色彩明快的瓜果纹样，更是点睛之笔，是为雍正御窑无上珍品。
Lot 2846 清乾隆 仿汝釉观音瓶 （一对）高21cm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来源：
亚洲私人旧藏；
香港苏富比，2008年10月8日，lot 2502 成交价：RMB 3,335,000
Lot 2844 清雍正 青釉凸花折枝花果纹大碗直径33.5cm“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雍正本朝 来源：
杰弗里·坎利夫（Geoffrey Cunliffe）旧藏；
美国私人旧藏；
中国嘉德，2019年11月17日，lot 3469
杰弗里·坎利夫（Geoffrey Cunliffe）是1950-60年代英国著名中国陶瓷及青铜器收藏家罗尔夫·坎利夫（Rolf Cunliffe）勋爵之弟，其家族收藏皆于2002年前释出。 成交价：RMB 2,530,000
Lot 2800 清乾隆 青花缠枝莲纹六方贯耳瓶高45cm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来源：
北京翰海，2001年12月10日，lot 1765 成交价：RMB 4,025,000 本品撇口，束颈，颈部置对称贯耳，折肩，六方腹及底内收，下承高圈足。其造型即取法青铜礼器，端庄大气，线条优美流畅，古朴而典雅。瓶内外施透明釉，釉下以青花为饰。自上而下可达六层。口沿、胫部、外足墙分别绘以回纹纹，贯套花卉，海水纹。肩及腹部分别以缠枝莲纹为饰，枝卷叶茂，勾连绵密，繁花似锦，极具美感。整器青花色泽层次鲜明、浓淡相宜，苍雅之气跃然眼前，工匠鬼斧神工的技艺表现得淋漓尽致。尊釉面莹白坚致，与青花相衬，臻乎妙境。器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六方贯耳瓶为清代官窑经典陈设器，始于雍正朝，乾隆朝继承并更臻精美。其品种除青花外，亦见有单色釉者，且多为仿古釉色。雍乾之世，好古之风盛行，金石、陶瓷、木竹诸类工艺品皆以三代遗物为范，这种影响也上达宫廷。皇帝常命造办处各作及景德镇御窑厂以三代青铜礼器为蓝本制作各式瓷器工艺品，并融合当朝流行的装饰手法，创制出许多御窑名品佳作。乾隆皇帝不仅雅好诗书，而且对陶瓷亦情有独钟，除续用雍正朝督陶官唐英监理窑厂外，还并时常传谕，命出新样、图画、作模，亲加审定后，交付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如《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司库白世秀将唐英将照样烧造得青花白地双云耳六方花尊改款式耳子四件，并样一件送进交太监高王呈，进讫”。本品或有可能为此处所记“青花白地六方花尊”之同类型作品。故宫漱芳斋多宝阁内至今仍陈设着一件同类型作品，足见旧时清宫对于此类器物的重视。
此件六方尊器型端庄古雅，制作考究，烧制更为不易。常言道“一方顶十圆”，与拉坯成型的圆琢器不同，必须分块合坯成型，烧制工艺复杂，制作成本较高。但即便如此，御窑仍不惜余力的烧制同类型的多个不同品种，这一方面彰显了乾隆时期御窑烧制工艺的成熟，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乾隆皇帝对于此类作品的偏爱。检索公私收藏可知，同类型青花作品还见于沈阳故宫博物院及南京博物院等馆藏中，可资对比研究。
Lot 2827 清雍正 斗彩云蝠纹杯 （一对）直径7.1cm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来源：
玛丽莲及詹姆斯·阿尔斯多夫伉俪（Marilynn and James Alsdorf）旧藏；
香港苏富比，1999年4月27日，lot 433；
中国嘉德，2012年5月12日，lot 2641；
中国嘉德，2016年11月12日，lot 2612；
中国嘉德，2018年11月20日，lot 2309 成交价：RMB 2,990,000 玛丽莲及詹姆斯·阿尔斯多夫伉俪（Marilynn and James Alsdorf），美国芝加哥著名慈善家、收藏家，二人于1952年结为夫妇，婚后便开始涉猎艺术品收藏。四十余载中，收藏阵容日益壮大，藏品包括古埃及和古希腊雕塑、亚洲艺术及现代绘画雕塑，包罗万象且件件精彩。阿尔斯多夫伉俪还对学问之道孜孜不倦，常与权威策展人、古董商及艺术家交流切磋，终淬成卓绝的眼光，孕育出精彩绝伦、洋洋大观的私人收藏。
本品侈口弧腹，下承圈足，胎体轻薄，式样优雅，盈盈一握，娇巧怡人。杯釉质温润莹洁，外壁以斗彩绘云蝠纹，布局和谐，红蝠翩飞，以橙、绿、黄、紫、蓝彩填绘的五彩祥云萦绕其间，构成清代流行的吉祥纹饰，寓意“千云祥集”、“洪福齐天”。杯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斗彩初创于宣德，至成化时达到高峰，此时的斗彩作品造型小巧，胎釉俱佳，且色彩丰富。清代御窑厂自康熙朝即开始烧造斗彩瓷器，至雍正时达到第二个历史高峰，此时的斗彩作品仍多为小件，并在明代传统斗彩色料的基础上，引入粉彩色料中的胭脂红、洋黄、洋绿、翡翠、深浅赭色等，使得纹饰更显明丽。本品即为雍正御窑斗彩佳作，其所绘云朵中可见运用蓝料彩装饰者。此种釉上蓝彩属珐琅彩，极少用于斗彩器装饰，起初必须依靠进口，至雍正六年（1728年）宫中方才研制配方成功。故此蓝料彩之运用，足显本品之珍贵。
此类云蝠纹杯可见斗彩与青花红彩两种，皆为雍正御窑经典之作。南京博物院藏有与本品造型、纹样皆相同，只尺寸略大的作品，可做参考。本品为目前所见同类器中尺寸最小者，愈显其娇俏可爱，且为成对保存，品相完美，名家旧藏，弥足珍贵。
Lot 2802 清康熙-雍正 青花双清四喜图鱼浅直径65.5cm 来源：
W.W. Winkworth(1897-1991)旧藏（传）；
水松石山房（Hugh Moss）旧藏；
J&J旧藏，得自于1970年代；
李公伟先生（James K. Li）旧藏；
香港佳士得，2019年5月29日，lot 3107 成交价：RMB 2,817,500 本品敞口，斜直腹，下承内挖式圈足。鱼浅内外施透明釉，釉面光洁素净，清润怡人。外壁釉下通体以青花通景绘双清四喜图。画面中洞石、寒梅、月季相依而生，梅树硕杆虬枝，枝头梅花或含苞，或怒放，蕊蕾清晰可见。画面中四只喜鹊姿态各异，或立于枝头，或飞舞于半空中，翎羽描绘纤毫毕现，体态极为灵动，具有“四时报喜”之吉祥寓意。主题画面间又兼生湖石翠竹，呈随风摇曳之姿，与梅花暗合“梅竹双清”之意。整幅画面构图疏朗清晰，勾勒晕染有度，颇具文人工笔花鸟画之意韵，其以浅淡青花晕染来表达月影效果，亦为本品增色良多，堪称康雍时期瓷绘丹青隽品。
康雍时期，青花瓷器的烧制水平可以说说达到了历史的顶峰，青分五色，披麻、斧劈、米点等各种绘画中所采用的设色、构图和装饰技法已经非常完美地融入了瓷器装饰创作中。这一时期所制作品，品种之丰富，种类之多样，装饰之华丽，为后世所钦慕。如清末寂园叟《陶雅》赞曰“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 另外，民国时期著名鉴藏家杨歗谷曾赞曰“瓷品精进，无过清代康雍之御窑。”本品工艺精致，造型典雅优美，青花发色清雅秀丽，于淡雅中显亮丽，于纤巧中见挺隽，既柔润蕴蓄又光彩照人，笔法灵动，充分展示了康雍时期盛世瓷器的时代特点。
康雍时期所制青花作品中，花鸟题材作品仍为主要装饰题材之一，这也是对早期瓷绘装饰传统的一种延续。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大量文人参与瓷器绘画，使得花鸟题材作品无论是在画工，还是画意，创作水平都达到了历史顶峰。本品即为文人工笔花鸟作品在瓷器上的一种再现。同时，在中国传统花鸟题材作品中，时常喜欢将梅花和喜鹊做为组合来表达“喜上眉梢”或“喜鹊登梅”等吉祥寓意。这也符合清代宫廷对于瓷器装饰“饰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审美追求。除此之外，本品装饰题材在满含吉祥寓意的同时，亦表达了文人画中所体现的文人风骨，“寒梅骨如铁,幽篁节至坚”梅竹双清即为此属。
另外，据耿宝昌先生《明清瓷器鉴定》载，鱼浅为康熙初年始创，其形似木盆，较之缸而稍浅，蓄鱼数尾，浅游其中，怡然自乐。鱼浅所见传世器亦以清代早期制品为多，乾隆以后少见。鱼浅因其形制巨大，胎体厚重，故而在烧造过程中极易爆裂变形，成品率极低。传世所见康雍时期鱼浅见有青花、斗彩、五彩、单色釉等作品，而且存世甚鲜，其中又以青花作品品质最佳。检索公私收藏可知，相同器型及装饰纹样作品，目前仅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其器型、纹饰均与本品十分相似，推测当时或为成对烧制进献宫廷亦有可能，可作参考对比。
本品器形周正，胎釉具佳，其纹饰构图，通篇画意，以及多层次的青花呈色，都无不体现浓郁的工笔花鸟画风，其必为宫廷画院厘定御瓷画样后定制，远非庸工俗匠所能为之。其历经三百年余年，得以留存，难能可贵。若置于斋室之中，植入青莲几朵，鱼翔浅底，极显高雅装饰效果。此外，其传承有序，来源清晰，且存世甚鲜，颇值珍视。
Lot 2849 清乾隆 窑变釉赏瓶高39.3cm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来源： Misterhulf Manor旧藏，瑞典，得自于1950年代前 成交价：RMB 2,530,000 本品器型端庄大方，线条起伏多变，造型挺拔秀美，为清宫御瓷典范之作。瓶口部略外撇，细长颈，丰肩，腹部浑圆，呈球形，下承圈足，足墙外撇。通体施窑变釉，以红为主色，紫、蓝、月白与红色相交融，色彩绚丽，釉质晶莹，釉表形成细密的开片。其窑变釉肥厚润泽，宝光晶莹，呈色异常美妙，苍褐者沉稳如地，青蓝者幽寒如水，艳红者炽烈如火，其交错融流之状，如风动云霞，变换旖旎。瓶优美典雅至极，器身不加雕镂，别无装点，唯以釉色取胜。外底心暗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为乾隆早期款。
《稗史汇编》有云“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陶瓷的烧造既是人工，又系天然，故而“窑变”釉色成为了清代官窑的一大特色。
窑变釉从仿钧釉中演变出来，采用二次或多次上釉过程烧制。所施釉料中除铜以外，还含有铁、锰、钴、钛等微量金属元素，在烧成过程中，这些金属元素自然结合，釉面呈现出不同的色调、花纹或斑点。虽然雍正时期的窑变釉已能实现人为控制，但烧造出一件发色精美的窑变釉器物也并非易事，以至于乾隆九年（1744年）唐英《恭进上传及偶得窑变瓷器折》中云“奴才在厂制造霁红瓷器，得窑变圆器数件……虽非霁红正色，其釉水变幻，实数年来未曾经见，亦非人力可以制造。故窑户偶得一窑变之件，即为祥瑞之征，视同珍玩”。可见乾隆早期烧造发色完美的窑变釉器不仅存在一定的难度，甚至一经烧出，竟被视为祥瑞之兆。传世所见乾隆窑变釉作品有“火焰红”和“火焰青”两类，本品应属后者。相对于前者而言，“火焰青”窑变釉的发色更为绚丽，烧制难度也更大。本品奇幻之色，全赖窑火造就，可谓瑰丽天成，堪称乾隆御窑窑变釉器之佼佼者。
Lot 2813 清康熙 青花云龙纹小盖罐高11cm“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康熙本朝 来源：
北京拍卖会，2016年12月6日，lot 3052 成交价：RMB 2,070,000 本品造型小巧饱满，圆口，短直颈，丰肩，下腹内敛，下承内挖式圈足。胎体坚致细腻，釉面洁白光润，盖面及外壁以青花装饰，构图简洁明快，发色亮丽。盖钮绘菊瓣，下饰杂宝纹，外壁绘云龙纹，呈升腾姿态，下颌前伸，牙爪锋利，毛发飞扬，呈赶珠姿态，威风凛凛。外底心青花双圈内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此式小盖罐于素净白地上，仅绘升腾云龙纹，无更多赘饰，这种清新雅丽的康熙御窑设计或出自刘源之手。刘源与臧应选共同开创了区别于明代的御瓷风格，侧面反映了康熙帝致力于复兴御窑厂之决心，奠定了清代御窑的风格与品质。刘源（约1638-1685）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奉诏命入京任画师，1682年以前已奉命为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臧应选设计瓷样。《清史稿》记载：“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储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由各极其胜”。
此种尺寸精致的小盖罐，盖内带高圈沿，可与盖身贴合，不易滑动，亦可密封免于受潮，多作储藏茶叶使用。关于本品相类茶叶罐的文献记载较少，但常可见于明清茶画上。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皇帝雪景行乐图》，描绘了乾隆皇帝闲时赏雪的场面，画中即见与本器类似器型的茶叶罐置于其中，亦可映证本品之功用。
据光绪三十年（1904年）《梨花伴月收存不在印档瓷器清册》中记载，热河行宫梨花伴月西围房存“青龙小盖罐十件”。所制或为此式盖罐，并可知其曾藏于热河行宫之中。热河是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又称之为避暑山庄，此处所藏均为历代皇帝御用之物，亦凸显本品地位不凡。
Lot 2858 清乾隆 青花穿花龙凤纹蝠耳瓶高32cm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来源：
香港苏富比，1985年5月21、22日，lot 138；
柏飒山房珍藏 成交价：RMB 1,380,000 乾隆一朝，正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顶峰，国力强盛，物产丰隆。艺术品位高绝的乾隆皇帝凭借盛世昌隆，不遗余力地发展文化艺术，其艺术鉴赏水准代表当时社会最高水平，皇家审美也成为当世最高审美追求。
本品撇口，长束颈，圆鼓腹，下承圈足。器型俊秀别致，颈之两侧贴塑青花蝠耳，蝙蝠翅膀变形，形若流云，与圆润饱满的瓶体上下相衬，更显精巧。外壁以青花装饰，口沿外唇绘如意云头纹一周，下坠缠枝花卉纹与蝠纹一周，与双耳纹饰遥相呼应。长颈上饰缠枝牡丹纹，腹部中心满绘穿花夔龙凤纹，图中花枝蜿蜒，漫天飘飞，但见夔龙腾空而起，叱咤风云，虬躯矫健凶猛，大有气夺千里之势，夔凤口衔牡丹，清逸脱俗，华羽彩衣，与夔龙深情对望。龙凤图案是皇权的象征，同时出现在瓷身上亦是重要的装饰纹样。龙凤，一个是众兽之君，一个是百鸟之王，一个变化飞腾而灵异，一个高雅美善而祥瑞，两者结合便有了“龙凤呈祥”之寓意。瓶身画笔生动精美，所绘枝叶繁复，却形态各异，深得迤逦之姿，是以线描之功不厌其烦地绘就，细腻而娴熟，展示御窑画工一丝不苟的制瓷技艺。
蝠耳是乾隆官窑之中最为特殊的耳饰。乾隆御瓷耳饰丰富，式样百变，堪称瓷史之最。然蝠形耳则甚为稀少，百中不见一二，本品双耳之蝠形甚为精美，面目清晰，形体抽象而不变形，颇见意趣。
龙凤神形俱佳，栩栩如生，相顾之际，更以妙笔传示出浓浓的殷切之情。所用青花并未追求雍乾时期常见的追慕永宣苏青晕散及结晶斑的效果，而是借鉴了国画的笔墨意韵，线条粗细并用，青料浓淡兼施，苍翠欲滴，清雅含蓄。整体纹饰层次分明，运笔流畅，布局疏朗有致，制作工艺极其精湛考究。妍丽清雅的青蓝彩，莹润皙白的胎釉，相益彰显，展现出乾隆上品御瓷的非凡丽质。
穿莲龙纹可见于明永乐时期，此时龙纹较大，至正德朝，龙纹略小，缠枝花地则更为密致。而穿花龙凤纹则在明清两朝均不多见，而若本品装饰夔龙凤者，则更是凤毛麟角。
综上所述，本品便是一件以新创器型，搭配罕见装饰纹样，又以乾隆时期特有的青花表现方式所呈现的佳作，可以说是完全摆脱了雍乾御窑常见的慕明风格，堪称乾隆御窑创新作品之佳作。
Lot 2816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 唐英制珊瑚红釉湖水绿釉描金供盘直径20cm “普陀山圆通殿”、“雍正甲寅年（1734年）沈阳唐英敬制”楷书款 著录： 《天物馆藏瓷》第二集，上海天物馆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编，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02-207页 来源：
扬州文物商店旧藏；
北京拍卖会，2013年3月31日，lot 1605 成交价：RMB 1,380,000 本品乃史上最杰出督陶官唐英，在雍正甲寅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所制，于普陀山圆通殿内敬奉神明之供盘。
供盘由承盘及高柱座两部分构成，典雅隽巧，胎骨细腻，造型借鉴融合商周青铜豆及战国时期漆木豆，康熙御窑初见。承盘唇口外撇，斜直壁，内外均施湖水绿釉，并于外侧以蓝彩书“普陀山圆通殿”款。高柱座外施珊瑚红釉，仿朱漆色泽，足胫一侧以金彩书“雍正甲寅（1734年）沈阳唐英敬制”十字单行楷书款。
检索公私资料，本品存世仅此一件，且见载于耿宝昌先生《明青瓷器鉴定》文末“表三'明清瓷器堂名（人名）款一览表’”。按此表记载，款识为“雍正甲寅沈阳唐英敬制、普陀山圆通殿”，器型为“淡绿釉描金高足盘”。
唐英（1682-1756），字俊公，号蜗居老人、陶成居士，堂号陶成堂，沈阳人，汉军正白旗。自雍正六年（1728年）佐理窑务，先后榷窑二十余年，是御窑厂历史上督窑时间最长、成就最高的督陶官，督陶所制史称“唐窑”。唐英在景德镇督窑期间监督烧造的器物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大宗供御瓷器，每年由唐英监督烧造上供宫廷；第二类是唐英供奉庙宇神明的供器，分两个时期烧造，一为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为乾隆五年（1740年）及六年（1741年），均与为家人祈福相关；第三类是唐英自用或为友人订烧作品，见有笔筒、水盂、瓶尊等，落“陶铸”、“陶成堂”、“蜗寄居士”等斋号。本品即为其中第二类，雍正十二年烧制供器。
乾隆五年和六年所制皆为青花五供，存世数量相对较多，多见花觚，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均有藏，另在2009年拍卖市场见乾隆六年唐英敬制香炉一例，均明确题记供奉时间、地点及神祇。相较之下，雍正十二年唐英所制供器则存世极罕，除本品外，仅见上海博物馆藏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灯座，底落“雍正甲寅五月五日沈阳唐英敬制”款，两者造型风格一致，同属目前所知唐窑最早供奉庙宇之器。
唐英一生婚姻极为不幸，元配赵氏早逝，续妻马氏亦于雍正八年病逝，幸雍正五年（1727年）纳得可姬为妾，可相依为伴，但终究好景不长，可姬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底有孕，并于雍正十二年七月廿日诞下一子，名曰珠山。然不出五日可姬便撒手人寰，唐英悲痛之余，作《可姬小传》记之。阅其小传，可知可姬原姓张，名不详，唐英于传记中对其评价极高，并因“姬之可者如是”，称其可姬，体现出唐英对其之珍重，北京市东城区出土的唐英所制“可姬埋玉”骨灰罐亦可体现其对可姬的深沉哀思。而唐英于雍正十二年烧造供器恰逢可姬有孕待产之时，便不难想到，此番烧制、供奉正是唐英经历妻妾产子、早逝之痛后，虔诚地想要为家人祈求神灵保佑而进行的。
普陀山是世界闻名的佛教圣地，世称观世音菩萨道场，其名载于《华严经》。普陀山圆通殿归属于普济寺，普济寺位于普陀山的灵鹫峰麓，始建于宋代，宋嘉定七年（1214 年），皇帝赐御书“圆通宝殿”匾额，并定于主殿“大圆通殿”中供奉观音菩萨。雍正帝在《御制普陀山普济寺碑文》对普济寺观音之灵验肯定有加，更斥重金修缮，自九年（1731年）九月始，至十一年六月方告成。雍正十一年底至十二年上旬，恰逢可姬有孕待产，普济寺修缮亦已告成，唐英虔诚敬献供奉之物，祈求普陀山最灵验的观音菩萨保佑可姬母子平安，自己家庭圆满，愿望朴素且诚挚。
传世所见唐英敬奉庙宇之供器，几乎都为青花，似本品通体色釉者，仅此一例，是研究唐窑私物及唐英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密钥。将本品置于几案之上，静静观之，仍可真切感受一代督陶使者唐英对于可姬及其子女的殷切爱护之情。
Lot 2807 清雍正 红釉小玉壶春瓶高23.8cm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来源：
中国嘉德，1997年4月8日，lot 433 成交价：RMB 2,357,500 本品侈口，束颈，溜肩，垂腹，下承圈足，足墙外撇。整体造型沉稳，整体红釉呈色稳定，口部白釉红釉相映成趣，色线分明，形制精巧。底心青花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书写规整秀美，为标准雍正官窑款识。
清人龚询诗云：“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抟烧百不同。”可知霁红釉在清代是烧造难度较大的品种，要烧得纯正之红釉并非易事。雍正皇帝对红釉瓷器情有独钟，为提高其呈色质量，曾还亲自指导红釉瓷器的烧制。如《清档》载：雍正七年八月十四日，“郎中海望持出碎霁红磁盘边五块。奉旨：此釉水甚厚，新烧得甚薄，不知是何原故，著伊照此破瓷釉水烧造，钦此。” 因此，雍正红釉瓷器，在前朝基础上，经过雍正督办和年希尧、唐英等人的努力下，烧制已颇为成熟。这一时期所制红釉瓷器，堪称清代御窑红釉之冠。
玉壶春瓶为清代官窑传统品种，其器形源于宋代酒器，因诗句中“玉壶先春”而得名，且线条优美流畅，在宫廷中作为陈设器使用。传世所见雍正玉壶春瓶高八寸者为标准器（约28厘米），本品高为七寸，为小尺寸玉壶春。此式小尺寸作品仅流行于雍正朝，后世则极为少见。检索公私收藏，如本品般小尺寸者，见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例，二者可资比较。
本品造型周正丰腴，线条优美纤秀，色泽红艳纯正，似初凝的鸡血，凝厚深沉，为雍正红釉器之精品佳作，颇值关注。
Lot 2806 清道光 仿永乐青花缠枝花卉开光花果纹玉壶春执壶高26.5cm “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道光本朝 著录： 《Recent Acquisitions》，马钱特（Marchant），伦敦，2012年，图50 展览：
《Recent Acquisitions》，伦敦，2012年，编号50 来源：
英国牛津郡私人旧藏，1981年继承于家族收藏；
伦敦邦瀚斯，2011年5月12日，lot 332；
马钱特（Marchant）递藏；
香港苏富比，2020年7月11日，lot 3136 成交价：RMB 1,437,500 本品主体呈玉壶春瓶样式，唇口短颈，鼓腹下垂，整体造型丰腴端庄。腹部一侧设长流，以云纹饰板巧妙与壶体连接，既起到了加固作用，又不碍美观，另一侧置曲形手柄。柄下部饰有三乳钉，平添古朴之气。壶通体纹饰以青花描绘而成，发色清幽淡雅，纹饰布局主次得宜，层次清晰，颈部及近足处分饰蕉叶、缠枝莲和莲瓣纹等多条纹饰带；流及手柄分别描绘卷草及灵芝；腹部主体两面装饰菱形开光，一侧开光内描绘折枝寿桃，开光之外搭配牡丹、菊花；另一侧开光内绘制折枝枇杷，两旁点缀茶花、莲花。所绘祥花瑞果笔触细腻，气韵流畅，秀美而不失浑厚。壶底中心青花书“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字体端庄隽秀，为道光御窑器之典型款识。
此式执壶原型为西亚银制执壶，永乐御窑首创为瓷质作品。清代乾隆朝率先开始仿烧，仅延续烧造至道光朝，其造型、纹饰、画法均着力师法永宣，尤其是其花纹浓艳处以重笔点染，以仿明初“苏麻离青”铁锈斑之效果，凝重妍丽，苍雅雄劲。目前所见同型执壶大多为乾隆朝所制，道光作品相对少见，本品贵为一例，且来源清晰，传承有序，颇值珍视。
Lot 2843 清咸丰 红釉玉壶春瓶高30cm “大清咸丰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咸丰本朝 成交价：RMB 1,092,500 本品侈口，束颈，溜肩，圆弧腹略垂，及底内收，下承圈足，足墙微外撇，胎体细腻紧致，造型周正俊秀，线条流畅。瓶外壁通施红釉，发色纯净，均匀光滑，鲜红欲滴，似血如霞，娇艳动人。外底心以青花书“大清咸丰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红釉是明永宣时期景德镇窑创烧的著名品种，釉色似初凝牛血，深沉凝练。红釉的烧制不易控制，若是颜色匀净者，非常难得，因而十分名贵，明中晚期曾一度失传，至清代才恢复烧造，色泽更加艳丽。
咸丰一朝由于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仅咸丰元年和二年官窑瓷器可以正常烧造和起运，至咸丰三年，景德镇便陷入战乱，烧成瓷器无法正常运输。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咸丰三年至四年，内务府曾多次催促九江关交运瓷器，却无法运达。无奈之下，咸丰皇帝于五年下旨“磁器贡着暂缓呈进，俟全江肃清，军备完竣，再行呈进。”而直到同治时期，太平天国运动才被镇压。由此可知，咸丰官窑瓷器的正常烧造只有咸丰元年和咸丰二年（1851-1852年）两年时间，其烧造量必然极小，流传至今的更是凤毛麟角。虽然数量稀少，但咸丰御窑瓷作的质量却丝毫不输前朝，本品即为一例咸丰御窑红釉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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