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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工作  回忆录写到这里，我想插入一段关于在中央根据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综合回忆。遵照革命领导者们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些至理名言，谈谈我自己的一些亲身体会。因为我当时不过是军团一级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贯彻执行者。之所以插在这里讲，也是因为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与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相比，又有许多新的特点，内容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在中央根据地，又是我学习和积累做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打基础的时期。在总政治部时间很短，可不去说它。在一军团任政治委员时，按照政治委员的职责，我除了作为指挥员之一，参与军事指挥之外，日常主要任务，是领导和参与做好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斯大林关于政治工作的名言。我在中央根据地的工作实践中，也有深切体会。 试问我们的每一个红色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进一步地问他，他会回答你：“为了苏维埃新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更进一步问，他会回答你：“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每个农民参军，都经历了一个对革命目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由初步具有这种认识，随后就变成每个革命战士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政治思想和斗争信念。战斗力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 教育战士“打土豪，分田地”，战士们一听就懂。可是，为了使这些战士懂得什么叫苏维埃--这个直接音译过来的外来语，我们各级政工人员，可是费了很大的劲哩。费劲确实是费劲，可是战士们一旦懂得它的基本含义，就会对它产生强烈的感情。许多战士在临危授命时，是一面喊着“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一面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至于共产主义，战士们都觉得比较好懂。他们早就希望将来有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他们把一切至善至美的理想都寄托在她身上。虽然觉得这个社会很遥远，但又觉得她很亲近。她每天都指导和鼓舞我们前进。所以很多烈士临终以前，都深情地说：“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只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我看不到了！希望同志们……” 所以，有的人归结说：我们红军打仗，打的就是政治。如果说话的人，他不是轻视军事，不是轻视战术、技术训练，不是轻视后勤保障，而是用这种强调语气，说明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我认为这是从某种根本意义上讲的，是正确的。那时敌强我弱，我们的装备和火力都远不如敌人，在人数上，敌也数十倍于我。我们之所以能打胜仗，除了靠正确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避实以就虚之外，主要靠压倒敌人的士气。士气从哪里来？靠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知道为何而战。这就要靠政治思想工作，靠平时经常的基本的和时事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战场上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 我的第二个深切体会是，的确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也是直接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土气兴衰的大事情。我进入根据地时，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反复较量的时期，它经常直接反映到红军政治工作上来。我们这个军团究竟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必须立即表态，不容回避。 我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是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套切实可行又能克敌制胜的政策主张，和王明等人从国外贩来的，或从书本上抄来的大而空的政策主张，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我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是“圣人”，一点也不会出错。但是他那时很注意调查研究，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总结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出了错改正得也比较及时，不像他晚年那样。比如根据地的肃反政策，许多地方一度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我们在上海时就有所发觉。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发觉得比较早，提出反对搞逼、供、信比较早的主要领导人。 我到达根据地时，肃反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又在根据地得势，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纠正得不可能很彻底。我到达长汀时，还看到了对“破获”的“社会民主党”正法的布告。那时在江西叫肃AB团，在福建是肃“社会民主党”。其实，AB团是有的，但只是敌人打进我们内部的个别人，哪里会有那么多？很多是冤案，是自己在那里吓唬自己，自己在那里疑神疑鬼，自己把自己搞垮，冤枉了很多干部。我看到有的战士也被说成是“社会民主党”。我很奇怪，一个农民才当几天红军，他知道什么叫社会民主党呀？！ 我到一军团以后，肃反工作直接归我这个政治委员领导。不久，罗瑞卿又从四军调来军团任保卫局长。我们之间意见比较一致，使一军团的保卫工作没有发生过大的差错。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 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那是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一次缴到了一些西药。有的西药上没有标签。从外形和气味上看，很像奎宁。那时，部队发疟疾的很多，急需奎宁，军团卫生部就把它当作奎宁发下去了。军团部是近水楼台，机要科黄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正发疟疾，就先服用了。立即产生过度兴奋、烧心、恶心等强烈反映。后来查清楚是误把吗啡当作奎宁服用了。 可是开始并不知道。只看见黄科长等竟然象疯狂了似地在山上跑上跑下，乱抓自己的心窝。这是中毒的表现。这不是敌人在搞破坏是什么呢？于是赶紧追查。先追查到军团部的游胜华医生，他是瑞金中华红色医务学校毕业的，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土”医生，本人是党员，家庭是贫农，难道是他搞破坏？似乎不会。往上追，药是军团卫生部分发下来的。当时在军团卫生部当药剂科长的是戴济民同志，外号戴胡子，他在吉安城内开私人诊所，是红军打下吉安时，动员他出来参军的。是否他是AB团？再往上追，军团卫生部的医务主任是姜齐贤同志，他在被红军俘虏以前是国民党的中校医官。可疑！当时他们本人都很紧张，旁人也替他们捏把汗。 我亲自参与调查处理这件事，发现确实是误用了药，并非蓄意搞破坏。罗瑞卿同志和我也配合得很好，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我给卫生部规定了一条，今后凡是缴到没有标签的药，先找有药剂经验的人辨别判断，然后给狗吃作试验，证明没有毒性才允许给人服。我还告诉这些被怀疑的人接受教训，不要多心，安心工作。一起人命关天的错案才算避免。使许多人懂得正确的保卫工作，保护好人跟打击坏人同样重要，是一点也不可疏忽大意的。 第三点体会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依靠党团支部，发动全体干部和党团员都来参加。而且，干部和党团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才能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才能把本军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争取敌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完成打仗、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筹款三大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就讲过：“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连队，党团员至少占全连总人数百分之二十，干部多数是党团员。依靠干部和党团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很重要。 有人讲，共产党打仗打的是干部，打的是党团员。我认为这种用强调语气说的话，说得也对。事实上，从在中央根据地开始，我们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数，常常占伤亡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甚至百分之五十。我们的干部和党团员绝大多数真正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到了关键危急时刻，敢于扬臂一呼：“同志们，跟我来！”干部和党团员以身作则，这是政治思想工作起作用的关键。 第四条体会是，必须从政治上到物质生活上关心群众；越是在困难时刻，越要注意关心群众的疾苦。这本身就是政治思想工作。第四次反“围剿”和第五次反“围剿”有个明显的比较。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每人由地方供给一斤六两粮食，供给部发六分钱菜金。到月底还能分“伙食尾子”，生活很有保障。打仗即使伤亡大一点，但缴获多，补充快，政治思想工作是比较好做的。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出一个名堂，部队伤亡消耗大，得不到补充，生活越来越艰苦，政治思想工作是比较难做的。 到了以后长征，根据地没有了，作战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条件更艰苦，政治思想工作更难做。所以，在艰苦条件下，除了从政治上关心以外，关心群众疾苦更显得重要。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敌人封锁，部队经常吃不到盐。江西不出盐，还要越过敌人封锁到广东去运盐。有的地方花一块白洋只能买到几两甚至几钱盐。没有盐吃就只好“官兵同淡”了。 随着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病号越来越多。有些病号实际上是什么病都没有，纯粹是营养差造成的，如夜盲症，在部队越来越多。有些疟疾久治不愈，也和营养不良有关。为了减少病号，我曾经找医务部门的同志商量，看能想点什么办法。他们的回答是：最好是吃鱼肝油。在那种情况下，哪里去找鱼肝油？！别说鱼肝油。就是猪肝、羊肝也难弄到呀！后来想到了一些土办法，象打鱼摸蟹，掘笋罗雀等等，来解决部队的营养问题。这样做，总比束手无策强。自己动手，想些土办法，减少病员；少一个病号连队就多一个战斗力。 第五个比较深切的体会是，提高部队的文化教养，发动革命竞赛，培养与发扬部队革命英雄主义的荣誉感，也是政治思想工作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红军在中央根据地经常挤时间上政治课或识字课。歌天天唱，有晚会常有舞蹈。列宁室有机会就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一驻下整训，单杠、木马等军事体育活动就展开了。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决定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后来，“八一”即为我军建军节。这一年的建军节，一方面军召开了运动会，授予红五团“模范的红五团”奖旗一面。 之后，一军团在藤田召开了本军团的运动会。红军的运动会和一般日常所说的运动会不同，它是紧紧地结合作战，培养那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压倒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所以在会上，军委给新整编的各师团授了军旗，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发的二级和三级红星勋章发给一军团一批团职以上领导同志。军团授了上题“牺牲决胜”的奖旗一面给红一团，上题“英勇冲锋”奖旗一面给红四团。并进行了文化的、体育的、卫生的、通信的和各种战术技术的竞赛。最后演剧发奖。从这一年往后，几乎每年都在“八一”举行一次运动会，作为全年文体卫生工作的总检阅，以推动这些工作平时的健康发展。 比如演戏，红一方面军一九三三年春节就开始了，到秋天“八二一”建军节在藤田运动会形成高潮。第二年“八一”在长汀南山坝开运动会又继续演出。当时红军知识分子很少，只有一些小型剧社、宣传队，都是一些小知识分子在那里搞，他们自己或发动一些干部编些短小精干的话剧，为部队演出。那时剧本也不象现在这样细，是粗线条的，所以演的人可以充分发挥。几位搞保卫工作的同志，象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对搞文艺工作很积极。特别是胡底同志，他爱好文艺，很有创作才能，可惜长征时被张国焘杀掉了。当时演出过的戏记得有《庐山之雪》、《杀上庐山》等等。 第六个比较深切的体会是，一切政治工作必须为着前线的胜利。一九三四年二月，军委召开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贯彻“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一方针。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参加了会议。他们在讲话中，一致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而政治工作又必须明确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一总目标。只有明确这个目标，才会注意在平时政治工作中为战时打基础，并加强战时政治工作，加强战场宣传鼓动工作，发挥战时政治工作的顽强性不间断性。政治干部才会注意学战术，学会做各种战斗情况下的政治工作。才能克服政治工作中的文牍主义，闭门造车，形式主义等等。 第七个比较深切的体会是，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必须经常注意发现好的干部苗子，推荐选拔干部、培养干部。在中央根据地，红军都办有各种在当时环境下堪称“正规”的学校，比如红军大学和各种训练班，甚至有团政委训练班，各个部队还办有自己的教导队，训练最基层的干部。学校培养再结合在工作岗位上培养（学校培养很重要，经常性的培养主要靠在工作岗位上培养），使我们培养了大批能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干部，一茬接一茬，源源不断。使我们在各种残酷的战斗环境中，无论伤亡多么大，我们的干部队伍，始终后继有人。其中涌现出很多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优秀干部，也都是当年从一些革命热情很高但稚气十足的红小鬼中选拔出来的，或者是从虽然有些书生气但对待革命事业很忠诚又很有抱负的知识青年中磨炼出来的。历来的经验证明：凡是那个部队干部出得多，不用说，这个部队的领导一定是很有远见的领导，部队一定是很有朝气的部队，政治工作必定很活跃，部队一定有战斗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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