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浅谈王羲之书风成因

王羲之，字逸少，号澹斋，小字阿菟。山东临沂人。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作为东晋的世族官僚，王羲之怀有爱民忧国的情怀，并深具才干；他以绝俗的禀赋，成为东晋士子的表率；他的思想以玄学义理为根基，却蕴含儒家和佛学的精神……可以说，这些自身条件与他身处东晋的人文环境共同构成了其书法风格的成因。本文就王羲之书风的形成试作简要梳理。

一、爱民且甚具才干的政声

王羲之出身名门望族，身处“门阀专政”的特殊朝代。由于王氏家族在建立东晋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而史家有“司马与王共天下”之说。王羲之本人自23岁任秘书郎至55岁辞官退隐，在他58年的人生中历经了两朝更迭，更有长达31年的政治生涯，曾历任护军将军、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等职。

王羲之的政治立场重在爱民。《晋书·王羲之传》记载：“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王羲之在任会稽内史时，曾开仓赈贷，并曾在谢安的帮助下向朝廷要求减少赋税。他曾因推行禁酒节粮而遭到反对，在给谢安的《断酒帖》中阐述了在灾荒之年禁酒节粮是为了防止饿死百姓的道理。“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庾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此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这是他为官爱民较为典型的事例。

东晋王朝在江南建立不久，是否北伐收复中原便成为当时政治军事的中心议题。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的记述：“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王道、殷浩主张北伐，而王羲之在《遗殷浩书》和《与会稽王笺》两信中通过透彻的析理，以“审量彼我”的决策思想反对北伐，切中时弊，抨击朝政。王羲之和殷浩素为交好，故而信中文辞情真意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题词》中，这两信被称为“东晋君臣之良药”。但司马昱和殷浩等不听劝阻，终究还是大败。明代洪迈在《容斋四笔》中对此亦深有感慨，说王羲之在这次北伐事件中“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如此卓越的政治才能，“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晋书》本赞……略无一词论其平生，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而王羲之的《与谢万书》向被史家作为研究东晋衰败的重要文献。王氏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一向为史家所称道。

王羲之《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

二、“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品格

商承祚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中作了精辟的总结：“羲之的思想不仅儒、道混合，还或多或少受佛家支遁思想的影响。”王羲之信奉道教，但对老庄的思想并非全部接受，在《兰亭序》中就表现出并不认同庄子的生死观，他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也反映出他骨子里的儒教精神。

魏晋士人渐厌官场腐败，为了规避政治的险恶，遂产生消极避世的隐逸思想，导致“玄学”（冯友兰称之为“新道家”）思潮盛行，豁达率性，对情感和情爱的自由宣泄催化出晋人“放浪形骸”的生活作风和风流浪漫的精神情怀。王羲之作为东晋士人的代表，其美学思想首先体现在崇尚自然、追求虚静无为的审美理想中。其在辞官之后，常与东土人士“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在选择消极避世之后，他转向积极发现自然之美，赋自然以灵性，进而产生思想交流，并付诸笔墨。《世说新语》记述：“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就此，钱钟书先生曾言：“人于山水，如'好美色’，山水于人，如'惊知己’；此种境界，晋宋以前文字中所未有也。”而较能体现王羲之虚静无为思想的则是他在《与谢万书》中所描绘的其隐逸时的生活情态：“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其间毫不掩饰的自得之情，充满闲适天真的乐趣。

名士风流和人格美的追求成为魏晋时代的风尚，亦是王羲之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冯友兰说，“风流是一种美”，这也是魏晋名士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清谈、品题之风和任诞之风。但王羲之反对不够务实的清谈，《世说新语》记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品题实际上是上层社会中对士人品德、才干、容貌、举止、风度气质的品评论鉴，源于汉，至魏晋为盛。宗白华先生指出“品题”之于中国美学的意义所在：“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时与王羲之同朝的周觊认为王羲之具有廉颇、蔺相如的气度，庾亮曾上疏晋帝称王羲之“清贵有鉴才”。这在当时都是极高的评价，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王羲之在士人中堪称翘楚。任诞之风体现在饮酒、服药、裸裎、率真任性等方面，而王羲之较为注重人格美的追求，《世说新语》中有“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这是何等神韵绝俗的品格魅力！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清谈者崇尚老、庄，则以任天率真为贵，推之政治，遂有鲍生无君之论。反之者则又崇尚务实，勤于人事。盖时当大乱，人心不宁，或愤慨而流于虚无，或忧惧而趋于笃实，皆时会所造，各因其性而出之。”王羲之就是一个既虚无又笃实，既怀理想又重事功者，是一位儒、释、道综合论者。而无论何种哲学思想，就魏晋士人来说，都无可避免地成为他们能够彻底释放自我、充分展示个性追求的理论依据。

王羲之《寒切帖》

三、“得意忘象”的书圣

魏晋南北朝是文艺大发展的时代，文学、绘画、书法、雕塑、音乐等“无不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宗白华《意境》）。而“魏晋书法的发展，是同当时整个美学思想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的”（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毋庸置疑，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基于其思想性，他的书法之美和人格之美亦颇相通。同时，王羲之的书法理论也无不贯穿着他的哲学思考和个性追求。

魏晋时期的思想家、“玄学”思想的代表人物王弼主张“得意忘象”，认为“象”不能包容书法美，唯有“意”才能和个人内心情感体验相结合以抒发感情，使之成为广泛意义上的美。卫夫人将“意”和“笔”作为一对范畴加以论述。王羲之则进一步发展了“意”的美学内涵，使之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他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说：“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又在《书论》中说：“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这里，他首先将“意”作为创作之前的准备和构思，因为要表现玄学的“意”，抒发悠远丰富的情感，将书法的内在结构作为“意”的载体，使作品“意气”充溢。

王羲之进一步将“意”作为构成书法本身的内容，这种“意”是玄学意义上的意，是难以名状、深不可测的，是从哲学高度引进了“言不尽意”这一命题。在《自论书》中，有“须使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同样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他更认为“心意”——即书法所要表现人的精神实质，至为重要，犹如统领全局的将军。他认为这种充溢“意气”、反映“玄学”精神的书法，是一般人难以领悟的，如果不具备高深的学养和灵气，不是学识渊博通达且有志向的人，是难以企及的。王氏在《书论》中说：“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于是，他也将“意”作为评论书法的重要标准，如“君学书有意”“意乃笃好”等。

基于道家思想顺应自然、师法造化的审美追求，使其书法形成了自然超俗、风流潇洒的美。王羲之在《笔势论十二章》中说：“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危峰之坠石；每作一勾，屈折如钢钩；每作一牵，如万岁之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趋骤。”这是以自然比拟笔势反对人工雕凿，强调书法的天趣盎然、生机活泼。以自然美要求书法美，体现了王羲之师法自然的审美观点，与当时“道法自然”的道家学说相吻合。

唐张怀瓘以儒家的角度评论王羲之的书法时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宋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说：“右军笔法，如孟子言性，庄周谈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则是从儒家和道家思想两方面论述了王羲之的书法。

上述王羲之的政声、品格以及书法成就看似不相关联，但却有着内在的逻辑。宋朱熹深知王羲之书法其所在斯，在《晦庵题跋》评《十七帖》中说道：“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其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王羲之书法“其所以美”，应如其融儒、释、道于一身而自成独特思想个性一般，真实地反映出他的审美追求和人格个性；既代表了魏晋时期的风尚，又使之向前推进，建立了“二王”书风体系的轨范，千年以来始终不失为书法艺术正脉而受尊崇。

王羲之《姨母帖》

来源/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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