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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以王羲之和他的幼子王献之为代表的东晋士人书法，是中国书法的帖学经典，影响了其后一千多年的书法历史。对王羲之书法作品的研究，代不乏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王羲之书法思想的研究，却相对较为薄弱。特别是盛行于王羲之时代的玄学思想,对王羲之书法及书法思想的影响，目前尚无专门的研究，虽偶有学者论及，但却并不全面、系统、深入。本文拟从魏晋玄学视角探讨其对王羲之书法及书法思想的影响。 王羲之家族是儒学世家，同时也是天师道世家，王羲之和他的儿子们都是虔诚的天师道徒。王羲之的思想，颇为复杂，他晚年给他的朋友谢万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戒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从此信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名士一样，是礼玄双修，儒道兼综的。从王羲之作会稽内史时的一些政治措施，以及他的朋友殷浩、谢万北伐时他对时局的分析看，儒家思想也时有体现。儒家思想的礼乐教化，在两汉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儒家重视艺术与人，与社会的关系，所谓崇教化，重人伦。随着汉末儒学的衰落，儒家思想在两晋南朝的影响，主要在礼学。观王羲之一生，他的书法中也没有体现出儒家这一方面的思想。而儒家思想的中和美、心性论对书法的影响，则在王羲之后几百年，但自唐代以降，在讨论王羲之的书法时，往往论及他书法的中和美、心性论，其实王羲之本人，何曾有过这种观念？我认为，儒家思想对王羲之书法的影响甚微。天师道教带给王羲之的，在今天看来，是愚昧与荒唐的思想，甚至造成了他的儿子王凝之后来被孙恩叛军所杀的悲剧。天师道教思想，本就与艺术无涉。陈寅恪先生注意到滨海地区的天师道世家多是书法世家，（1）但天师道并没有在书法创作实践与书法理论方面给书法艺术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却是事实。天师道教思想源于《黄》、《老》，玄学思想源于《周易》、《老》、《庄》，向秀、郭象注《庄子》以后，《庄子》思想在东晋南朝大放异彩。因此，天师道教思想与玄学思想虽然有共同的源头，但却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综合考察王羲之的书法思想，乃至他的人生理想，还是以老、庄思想为主体的玄学思想占了上风。下略作论述。王氏家族虽是儒学世家，但从王羲之的从曾祖王祥一辈起，便已受到玄学的影响。《晋书·王祥传》云：“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致清远，将非以德掩其言乎！”正始时期，相比于卫瓘、王弼、钟会这些小青年，王祥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他虽不经常参与玄谈，但还是偶尔为之，故有此评价。卫瓘《顿首州民帖》（大观帖刻本） 又《世说新语·品藻》第六条云：“正始中，人士比伦，……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所列的八裴八王，多是玄学名士。王羲之的族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称赞王祥“太保可谓清达矣。”可见，从王羲之的曾祖辈起，已受到玄风的浸染。王羲之的父辈，他的族伯王戎、王衍，从伯王敦，从叔王导，叔父王廙，俱是玄学名士。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王衍是西晋末年玄谈的领军人物，而王导亦是东晋初年玄谈的领袖。即便是身为武人的王敦，也颇好玄谈，只不过不及王衍、王导及王廙那样高的水平罢了。而王廙不但玄学造诣颇高，《隋书·经籍志》记有他的《周易注》等理论著述，同时他的书画水平在同时代人中是最高的，王羲之后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王廙对王羲之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王羲之幼年丧父，少年时期多跟随他的叔父王廙、从伯王敦、从叔王导一起生活，自然会受到玄风的熏染。如王羲之少年时，便得到拥有军事大权的王敦的赞赏：“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而作为玄学名士的阮主簿阮裕，同样给了王羲之好的评价：“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长豫。”在王羲之十三岁时，又得到另一位名士周觊的赏识。裴启《语林》云：“右军年十三，尝谒周觊，时绝重牛心炙，坐客未啖，觊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王羲之入仕后，接触到的同事，也大多是些玄学名士。曾作过他顶头上司的庾亮，也是一位玄学名士。《世说新语·容止》第二十四条云：“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往，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这次玄谈，参与者有庾亮、殷浩、王胡之等人，王羲之本人也有可能参与。王羲之与王导的对答，也颇具玄谈意味。王羲之所结识的朋友，如殷浩、谢安、谢万、支遁、孙绰之流，俱是玄学名士，其中犹以殷浩、支遁于玄理研究最深。王羲之与支遁的结识，正是在他听了支遁对《庄子》逍遥义的新阐发后，“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已。”说明他对支遁所述《庄子·逍遥游》的新义，是相当赞赏的。如果他是一位对玄理不是很精通的人，支遁的一番玄谈，恐怕不能对他起到如此大的震动的。支遁是东晋玄学佛学化的关键人物，他既用佛理去解释《老》、《庄》，同时又用《老》、《庄》去解释佛理，寻求玄理、佛理的共通处，对东晋以后玄学的佛学化影响很大。同时也为后来的禅宗对书法、诗歌等艺术的影响埋下了伏笔。当然，此是题外话，故不多言。王羲之作为玄学名士，自然要受到别人的品鉴。如他少年时即受到王敦、阮裕的品鉴，也曾得到王导的品鉴：“逸少何缘复减万安耶！”《世说新语·容止》第三十条云：“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惊龙’。”又《世说新语·赏誉》第八十条：“殷中军道王右军云：'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至，一时无所后’。”《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时人对王羲之的品鉴甚多，而且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王羲之也常常品鉴他人。如《世说新语·容止》第二十六条云：“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又《世说新语·赏誉》第八十八条云：“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遒上’，叹林公'器朗神俊’，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这些例子，说明王羲之具有极高的玄学造诣。晋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主持的著名的兰亭雅集，也是一次玄学名士的大聚会。这次聚会所作的诗，均是典型的玄言诗，兰亭诗中的许多句子，即本自《老》、《庄》的玄理。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王羲之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很大，那么，玄学影响在他的书法及书法思想中有何体现呢，下面略作探讨。我们要讨论王羲之的书法思想，诚如张天弓先生所言，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王羲之书学文献的真伪问题。张先生曾考证后世流传的王羲之书论多是伪托。真实可靠的只有南朝宋虞和《论书表》、唐修《晋书》、唐孙过庭《书谱序》、唐张怀瓘《书断》等文中的“若干零碎语句”。要想从这些零碎语句中窥探王羲之的书法思想，殊为不易。然而，张天弓先生从考证敦煌遗书中唐人抄本《尚想黄绮帖》入手，认为此帖是真实可靠的王羲之晚年与人书信中专讲书艺的一段。张先生精准地释读了《尚想黄绮帖》的文本内容。张先生认为，王羲之辞官归隐后的晚年，“是将自己的人生价值、人格理想与书艺追求联系起来。”“'尚想黄绮’，'比之钟、张’云云，显示出书艺追求在王羲之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乃至人生追求中的重要地位。”张先生论及王羲之的书法美学思想是“礼玄双修”。指出王羲之所论书“意”，“是回归自然中追求独立的个性，自由的精神。”（2）无疑是独具慧眼的。《尚想黄绮帖》为我们了解王羲之的书法思想提供了最为真实的材料。此外，我们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王羲之论书的“若干零碎语句”中，也可以看出玄学思想对王羲之书法思想的影响。王羲之论书，喜欢把所论书家进行比较，在《尚想黄绮帖》中，他就把他自己与钟繇、张芝进行比较。王羲之也曾评价当时的一些书家，如他评王洽书：“弟书遂不减吾。”评李式书：“是平南之流，可比庾冀。”评王濛书：“亦可比庾冀。”张芝《芝白帖》 显然，王羲之对书法家进行比较的品评方式，是受汉魏以来玄学清议中人物品鉴的影响。将人物品鉴引入书法品鉴，对后世的书法品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南朝宋羊欣著有《采古来能书人名》，南朝齐刘绘写有《能书人录》，南朝梁袁昂著有《古今书评》，都是这种影响下的产物。王羲之所评书家，肯定不止上举几例，当有不少佚失，如果能将它们搜集在一起，也相当于一篇《书评》。王羲之评论书家，重总体的品鉴与直观的感悟，与他以意论书一样，都是注重书法主体精神。这与汉末、曹魏时期只注重得法与不得法，仅以“工”、“善”论书，有着根本的不同。王羲之论书的另一特点，是多次讲到书意。王羲之论书之意，来源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书意之“意”，没有确切的意义所指，它是朦胧、模糊、感性的。书意是如此玄妙，但它却又有着特定的内涵，而且它的内涵随着书法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比如后世论书有意象、意态、意味等等。但在王羲之的时代，才刚刚由重视技法向重视书意转变，以意论书的新标准是在王羲之时代才正式确立。而王羲之以意论书，是其标志。王羲之没有具体地阐述书意的丰富内涵，但他在论书时反复论及书意，说明他的书法审美思想已深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在东晋，玄学思想逐渐影响到广大士人的生活和各艺术门类。这即是学术界所说的“东晋玄学的生活化和艺术化”。二王父子的书法便是玄学艺术化在书法艺术中结出的硕果。书法艺术从东汉产生，经过魏晋的发展，到王羲之时代，书法技法与理论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技法方面，有以张芝、钟繇为代表的众多前辈书家的成功探索，使得王羲之有一个极高的目标与学习楷模。理论方面，魏晋玄学思想理论体系已经趋于完善，它给各艺术门类提供了理论依据，增强了主体的文艺自觉意识。比如王羲之的叔父王廙即说出了“书乃吾自书，画乃吾自画。”这样的话，说明了此时期的书法创新意识，是源于魏晋玄学思想的文艺自觉。王羲之作为后世尊崇的书圣，却并无可靠的技法理论流传下来，这也说明了王羲之并不斤斤于技法。其实，王羲之正是第一个做到了技进于道的书法家。熊秉明先生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中将王羲之列于技巧派，似有待商榷。（3）王羲之书法的卓越之处，不仅仅在于技法的精妙，更在于他的书法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人格之美和时代审美风尚。他书法中所蕴涵的风神气度，才是超越前贤的关键所在。索靖《月仪帖》（郁岗斋刻本）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王羲之书法，虽无一真迹，但从后人摹拓的复制品中，如唐摹《万岁通天帖》中的王羲之《姨母帖》，以及流传日本的《丧乱帖》、《频有哀祸帖》等作品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风神气度。我们看同样出于后人摹拓的张、钟、索、卫等人的作品，这种感受却远没有王羲之的作品那么浓烈。 王羲之《丧乱帖》
王羲之所以能将他的风神气度与他的书法融合得浑然天成，并不是他创作书法时时时有意为之，而是在他高超的书写技法的基础上，得玄学思想的潜移默化之功。他书法中的每一个字，都仿佛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的书法，改变了汉魏以来尚“实”之风，而形成了东晋南朝尚“虚”的审美风尚。借用唐司空图论诗之语，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的用笔更加灵活，改变了张芝、钟繇以来古质的书风，形成了江左妍媚的新书风。他的书法，笔意的表现往往留有余地，而不像后来唐人那样形成模式，因此，后世以“晋韵”称之。所谓晋韵，它超越书法技法，反映书法家主体精神，具有“道”的意味。在玄学思想中，“道”是一切事物的本体，当然也是书法的本体，书法本体之道，通过书意而表现，书意的最高境界，是谓“神韵”。后世论书重“神韵”而轻形质，实受玄学思想的影响。明人汪珂玉云：“晋人书虽非名法之家，亦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态。缘当时人士以清简为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为胜，落笔散藻，自然可观。”汪珂玉的话，言简而意赅，将玄学思想的“清简为尚，虚旷为怀”与晋书尚韵联系起来，是颇有见地的。说明晋书之韵，实得之于玄学名士的“清简为尚，虚旷为怀”的风神气度。孙过庭《书谱序》云：“东晋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去之滋永，斯道愈微。”王羲之书法作为成功的典范，对东晋士人书法尚韵是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的。王羲之对书法的态度，实用的目的、功利的书写已不是主要因素，他往往随意所适、率性而为。从南朝宋虞和《论书表》所记几则逸事中，可以看出他以书自娱、以书遣兴的书法思想：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云直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朝餐惟仰于此，何乃书坏！”王云：“但言王右军书，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竞市去。姥复以十数扇来请书，王笑不答。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穰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供亿甚盛。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棐床几，至滑净，乃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还家，其父已刮尽。生失书，惊懊累日。谢奉起庙，悉用棐材，右军取棐书之满床，奉收得一大箦。子敬后往，谢为说右军书甚佳，而密巳削作数十棐板，请子敬书之，亦甚合。北宋欧阳修曾说：“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王羲之留下的大量法帖，正是施于家人、朋友的书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王羲之的多情与率真。他的喜、怒、哀、乐，无不在这些书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姨母帖》、《丧乱帖》、《频有哀祸帖》等，这一类帖，因其所书之事，不惟悲痛之情，溢于言表，其书法中，亦注入浓烈的情感，用笔的爽利、顿挫、沉郁与书写的内容完美地融为一体，是王羲之的真情自然流露，而非着意安排。而《平安》、《何如》、《奉橘》一类帖，则具有平和、恬淡之美。 王羲之《姨母帖》孙过庭《书谱序》云：“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悟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孙过庭这段话，高度概括了王羲之在创作不同的书法作品时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情感。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在张旭三百多年前的王羲之，是第一个真正做到了寓情于书的书法家。王羲之在书法创作中能够将自己的一往真情注入到书法之中，正得之于魏晋玄学的思想。而我们看汉末张芝，人们津津乐道于他的技法精熟，却不及他的精神，正是由于他的时代，尚无哲学思想作书法理论上的引导。王羲之晚年的隐居生活，与陶渊明有几分相似，但在物质方面，较陶优裕，因此心态上更为放松。《晋书·王羲之传》云：“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王羲之直到逝世前，还向往着“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游目帖》）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东晋士人对山水之美的亲近，亦来自于玄学思想。王羲之的朋友孙绰为庾亮写的诔文中说庾亮：“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王羲之的游弋山水，又何尝不是“以玄对山水”呢？以超凡绝俗的湛然心胸面对自然山水，是东晋士人的时代审美风尚。王羲之正是以玄学化的心灵去感悟山水之美的。《世说新语·言语》第九十一条云：“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又《世说新语·言语》第八十一条云：“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又《全晋文》卷二十七集王献之杂帖云：“镜湖澄澈，清流泻注，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 王羲之《兰亭序》中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以二王为代表的江左流美书风，与他们陶醉其间的清妙、绮丽的自然山水，是多么和谐一致。我们欣赏王羲之的书法，仿佛在山水灵秀的山阴道中，看到他那潇洒、飘逸的身影。这也是王羲之以前的书法家，从未达到的高度。看来，王羲之将体道致玄的玄学理想，与生活中的游弋山水、采药服食、参禅访道、诗酒书画融为一体了。书画、山水等等成为他得意、体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王羲之在他的书法中最终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与艺术理想。王羲之的书法就是他玄学化的人生写照，是谓古今书圣，一人而已。(1)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2) 张天弓《王羲之晚年的书学思想与草书创作》，《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版。(3) 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教育出版社 ，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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