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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阳明及其心学

 岭南人66 2022-07-03 发布于广东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7-0315-02
  摘要:王阳明生活在明朝中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性情豪爽;龙场悟道,成就了他一生的转折。与此同时,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在对王阳明作出评价时,首先要分析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然后去分析他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学以致用,给现代人以启迪。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一、王阳明其人
  (一)王阳明简介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生于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嘉靖七年(1528年)。“少聪慧,性豪迈,年十五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1】(P518)十八岁读朱子之书。他二十八岁以进士入仕,在工部观政。弘治十三年(1500年),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1506年),因上疏救戴铣、薄彦徽等人而触犯权阉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2】(P73)王阳明苦苦思索二十余年,终于明白:理不在外物之中,而在自己心里,心即是理,不能将二者一分为二,史称“龙场悟道”。
  正德十一年(1515年),刘瑾失势,朝廷重新起用王阳明,任命他为南赣汀漳巡抚前去镇压民乱,他很快便讨平了诸“寇”,安抚了当地居民;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事后,他被群小所馋,险遭不测;嘉靖六年(1527年),朝廷复用王阳明巡抚两广讨“贼”,王阳明采用以抚代剿、土流并用之方案,很快就平定了思恩、田州叛乱;紧接着出奇兵剿平断藤峡瑶民叛乱。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病危,临终前说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3](P212)这就充分显示了他圣人的胸襟与气魄!
  (二)对王阳明其人的浅析
  1、出身书香门第,文化传统浓厚
  史载王阳明为山东大族琅琊王氏后人。两晋之际,琅琊王氏举家南迁,来到江南;东晋末年,王氏家族中的一支由王羲之带到绍兴(东晋称山阴);两宋之际,王羲之二十三代孙王寿,迁居余姚;王寿以下,王氏家族在余姚繁衍生息十余代,虽未出现过十分显赫的人物,却也以诗书治家,耕读不辍,保存有中原大族的传统风范。
  2、一身正气,不向权贵折腰
  正德元年(1506年),宦官刘瑾专权,朝中大臣戴铣、薄彦徽等人因上疏要求惩办刘瑾而被下狱。群臣慑于宦官淫威,噤若寒蝉,独有王阳明敢于仗义执言,为戴铣等人辩冤。面对危险,敢于做别人所不敢做、为别人所不敢为,这就直接表现了王阳明一身的正气;面对权贵威胁,敢于直面抨击敌人,这更表现了他非常的胆量和勇气,以及不向权贵折腰的高贵品格。
  3、文人用兵,战功显赫
  一介文人,王阳明既能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又能决胜于千里之外,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的。1872年,在晚清名臣曾国藩去世之时,他的一位故交送上这样一副挽联:尽瘁武乡侯,千秋臣节;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在这里,“武乡侯”是指诸葛亮,而“新建伯”就是王阳明。此人将王阳明与智圣诸葛亮相提并论,足可以见得王阳明在历史上影响之巨大。《明史》也提到:“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4]此番高度的评价更能表现出王阳明的文治武功,勋业卓著,不愧为一代名臣。
  4、强化统治,高压治民
  王阳明的一生,在政治上竭诚尽忠,为明王朝统治建功立业。1516年,他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要职,赴赣南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镇压农民起义军。他除了用武力对起义军施行血腥地镇压外,还强制推行一系列措施,如“十家牌法”、连坐法等,严密监视群众的言行,企图把农民起义与反叛始终消灭在萌芽状态,使封建统治得以长治久安。
  二、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分析
  (一)心即理
  王阳明的心学,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天地万物对人心的依赖性,天地万物不能离开人心及人心对他的感受。因此,天理亦不能在人心之外,而必须在人心之内。基于此,王阳明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
  王阳明用心统一万事万物,从而将主观和客观在心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从根本上否认在物之理的存在。如果承认心外有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客观事物、忠孝等观念和天理均存在于事物中,那么就不可能实现人心对事物的统驭、君子死后心中也就没了忠孝之理。于是,相关的道德规范就没有了意义,如此一来,封建思想统治就存在了漏洞,只有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才能修补这个漏洞。由此看来,心即理在维护固有的封建道德秩序上的确显现出它的优长之处。
  (二)知行合一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中,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及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及实际行动;其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以知为行,知决定行。
  可以看出,王阳明过分夸大了知行之间的关系,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但此举却是在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王阳明强调:行中的知才是真正的知,义无反顾地坚持某种观念就意味着他行动的开始。因此,与其说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在逻辑上不完整,不如说,正是这种不完整,反映出王阳明痛感浮华学风之时弊而对行进行极端化的强调,从对现实的补救意义上看,这种矫枉过正完全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三)致良知
  王阳明指出,良知是普遍的必然之理和个体自心的统一,这就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天理与吾心的融合,可以说,王阳明正是将先天的“良知”与后天的“致”联系起来,才发展为他的“致良知”学说。
  王阳明努力挖掘和扩大人性的善端,认为只要听从他的引领与召唤,遵从他良知的指引而行,将良知付诸于实践——致良知,就可能成为圣贤。这是王阳明在明朝统治风雨飘摇、道德标准无法维系人心的时刻,力图挽狂澜于既倒,重拾世道人心而提出的方便法门和简易工夫,从而降低了成为圣贤的门槛,使成为圣贤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的确显现出它对大众的诱惑力,缓解了社会上的躁动与纷乱,为统治者的反省与寻找出路赢得了喘息之机。
  三、王学思想在明中期以后的发展状况
  王阳明去世之后,明朝中后期的朝中大臣如夏炎、徐阶、张居正等人均是王学后人,并且均做出了相当显赫的功绩,可见,王学思想在当时及其身后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但到明朝末年及清朝时期,王学思想由于受当时封建统治思想的制约和王学后来门人只会坐而论道、脱离实际而逐渐衰落。
  晚清时期,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王学思想重新被提上了日程。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讲过王学,王学成了康有为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就曾高举两面旗帜:一是王学,二是民权;五四时期,李大钊、郭沫若等革命先烈也都是王学的推崇者。民国时一代枭雄蒋介石更是王阳明的崇拜者,而且在退居台湾后将台北市北郊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
  在国外,王学早在明朝中期以后就传到了日本,后来逐渐传播到整个东亚地区,并且被输入国文化所消化,形成域外阳明学派。因此可以说,王学是“对中国周边国家产生过最重要影响的思想学说之一”[5](P247)。到19世纪中期以后,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受到了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发展;20世纪初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就随身挂着一块腰牌,上面刻着七个字:一生俯首拜阳明。
  结语
  王阳明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及文学家,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人之一,其心学思想更是对整个东亚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现在有必要对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及其心学思想进行必要的研究,取其精华、古为今用,让我们在这个浮躁而喧哗的社会中能够得以清闲、修身养性,以至在将来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二)[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方志远.王阳明评传[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3]王允亮.王阳明-唤醒内心的良知[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4]明史[M].上海:中华书局,1974
  [5]钱明.儒学正脉-王守仁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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