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的标准是个社会建构的过程

疫情的影响等因素使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社会老龄化问题，但可能人们更多的关注点是其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老龄和老龄化社会的意涵在不断变化，我们对老龄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更新，“老龄”不一定就是负担，老龄的到来或许可以使整个社会改变和重构其“常规”，为多元包容发展带来新可能。从认识人口老龄化，分析认识现阶段情况，到探索未来发展，中国有能力做到有效地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冲击。【整理摘编：时英平】

冯秋石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家庭与人口中心主任 

李镇邦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社会创新中心研究员，《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学术编辑

 

2021年国内著名的视频平台bilibili（B站）与中国老龄协会合作了一档有趣的真人秀节目——《屋檐之夏》，节目邀请了三位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一位是艺人刘雪华）与二十到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一起生活三个星期，呈现了许多年龄差异带来的有趣互动。

 《屋檐之夏》应该是老龄化的议题以真人秀节目的形式首次出现在以年轻人为主的视频网站上，凸显了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对老龄化议题的重视。从2019年以来，应对老龄化社会与发展老龄照护产业成为国家未来主要的核心发展方向之一。当前的许多讨论多半集中在老龄化社会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我们要指出的是，老龄和老龄化社会的意涵是不断变迁的，老龄化社会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创新的机会，比如说《屋檐之夏》节目让老年人与年轻人同屋的设计未尝不是对社会创新和未来社会新家庭形式的想象与试验。

▍认识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的老年人口比重逐渐提高的现象。这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的新现象，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老龄化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除了非洲的一些地区外，老龄化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社会的共有现象。一般来说，一个社会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超过7%就可以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 被称为老龄社会，超过21%是重度老龄社会，超过28%是超重度老龄社会。2020年全球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比9.3%，可以说全球人口已经是进入老龄化阶段。根据我国七普，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3.5%，也就是说，中国正站在老龄社会的门槛上。而日本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第一个超重度老龄社会。在全球人口普遍老龄化的背景下，单独一国的老龄化就不应该单纯地被理解为仅仅是挑战，因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干预将为不同的国家提供不同的机遇。

人均老龄化的背后首先是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人类的预期寿命几乎是增长了1/3。那么这个增长趋势有没有一个尽头呢？现有的证据表明，在日本，瑞典等一些发达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还在不断地增长。中国香港的预期寿命已经接近了90岁。全球范围内，百岁老人越来越多。

而在日本，超百岁老年群体也就是寿命超过105岁的老年群体正在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另一面是低生育率。就目前来看，世界各国在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的替代水平之后，很难逆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回到替代水平。也有证据表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繁衍生育能力正在下降。如何鼓励生育，维系人口平稳发展，保证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学界经常辩论一个核心问题是寿命的延长是否同时伴随着健康的提升。也就是说，如果人口寿命增长了，这些增长的年龄是否伴随着健康的状态？在增长的这些年份里，健康状态是否将占据主要的部分？简单说，长寿和健康是否能够兼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社会发展使整体人口越来越健康，现在健康活跃的中年人进入老龄阶段后，往往也能维持健康甚至还能工作，从而使得老年人口整体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另外一方面，医学的进步往往使得很多残障的、有疾病的老年人可以延长寿命，反而会降低老年人口整体的健康水平。这两方面的机制是并行的，所以究竟未来我们面对什么样一个情况呢？这需要我们不间断地长期跟踪和分析。

因为人口老龄化的主要核心问题在于老年照料，这使传统的人口学必须更多地面对家庭而非个人，尤其是对亚洲社会而言，因为绝大多数老年人还是期待家庭养老。所以，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对未来家庭户结构的预测，即预测有多少家庭户有老年成员以及这些家庭户的成员结构，从而认识老年人的照料资源。从家庭户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认识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真正挑战，而这需要人口学加大重视家庭户和居住安排预测研究。在这个领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曾毅教授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突破，并在近期得到了国际人口学联的年度桂冠奖。

▍老龄化与社会创新的机遇

中国人口老龄化有很多特点，从而为社会政策创新提供了机会。从人口基数上来说，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一直都会保有世界第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不仅如此，我国老龄化的分布很不均衡。城乡和区域的发展不均衡以及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中国各地老龄化程度存在重大差异。另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还是世界最快的之一。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老龄化，就会导致我们经常讨论的未富先老问题。

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中国人口就已经开始老化了，劳动力就开始减少了。与这个问题紧密联系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了，中国经济的前景堪忧。老年阶段，经济参与下降，而对医疗和照护资源的需求会上升。相较于人口结构年轻的社会，老龄社会对经济发展会造成影响，尤其在劳动力供给和护理资源需求方面。对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可能会受到冲击。下一波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不会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经济发展缓慢？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学术讨论往往假设一个固定的年龄来界定老年人，并由此作为判断个体经济参与的年龄门槛，然后根据老年人口占比来推断人口红利的规模和起始。很多关于中国未来劳动力短缺的观点也往往遵循这类假设。这种假设虽然合理，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虽然日历年龄是客观的，但老化并不完全是时间现象，具体来说，很多老年人即使八十多岁了，依旧身体健康，可以参与劳动生产工作。随着社会发展，这类健康老年人在我国将越来越多。不仅如此，在不远的将来，我国老年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也将大幅提升。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因为大学扩招受到高等教育的一代年轻人将在本世纪50年代末期构成我国老年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不应该单纯以年纪来判断老年人以及经济参与能力。

就此，在联合国人口司工作的顾大男博士建议用有效劳动力人口规模，经济活动人口规模、劳动力人口质量、或有效劳动力参与率等指标来量测一个国家劳动力人口资源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在人口红利和劳动力供给的研究中，放弃假设的年龄门槛，而考察实际上能进行劳动的人口，用实际的工作能力去规定老年人口。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未来劳动力供给，情况要乐观的多，判断也更加符合实际。

老年人的年龄标准其实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比如世界各国往往选定某些特定岁数做为退休的门槛，然而这个门槛本身来说并没有严格的生物医学基础。制定这些标准，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但是当人均寿命提高，人口健康水平提高，人们会开始发现，原有的标准会导致养老金体系难于维系，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众多健康“老年人”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不断延迟退休年纪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政策选择。

目前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政策选择，而延迟退休已经成为政策的主导方向。以前的情况是，在目前情况下，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太早，而且很多人的实际退休年龄要早于法定退休年龄。当然，退休年龄延要充分考虑公平的问题，要特别关照体力劳动者和社会弱势群体。 

从另一方面来看，规定一个新的延迟的退休年龄是不是就会达到政策目标？可能还有很多方面工作亟待完善。老年人不会自动因为新的退休年龄就主动延迟退出劳动力市场，更重要的是，希望继续劳动的老年人也未必拥有很好的劳动机会。这些我们其实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准备好如何有效促进老年人去工作，提供工作机会和劳动保障，老有所为发挥余热。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调整养老金，从而提供金融机制来鼓励老年就业。做好这些工作，非常有利于实现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个红利指的是老年人积蓄多，人力资本高，而这些积累有助于再投资，能促进经济发展。

有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已经开始鼓励老年人创业，也就是银色企业家运动。因为老年是人生阶段最成熟的一个阶段，积累的经验也是最丰富的，所以说老年人也适合去做企业。 

除了老年就业问题，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如何结合的问题也很关键。我国大城市主张的9073养老模式，也就是说，90%的人居家养老，7%的社区养老，3%的人机构养老，很可能在未来要被突破，因为机构养老的需求增长非常迅猛。中国人口与发展中心的王正联博士在最近研究中发现，我国机构养老需求从2000年开始有迅猛的增长，并且很多需求来自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这说明，在我国，以往对机构养老的歧视正在消失而新的养老观念正在形成。

然而，目前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机构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一方面公立养老院供给不足，一方面私营机构盈利能力不足，专业水平不够。考虑到发达国家现在推进的老龄友好型的新机构养老运动，我国机构养老任重道远。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的尝试令人印象深刻。近年来兴建的海军公寓项目是典型的创新性养老公寓尝试，在11层建筑中结合了老年公寓、幼儿园、诊所、养老活动中心、超市、屋顶农场等一系列功能。

这类富有想象的社会政策创新正是中国面对老龄化的所需要的，更是积极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期待出现更多的基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逻辑和社会条件的创新性养老方案，更期待中国养老事业的实践可以为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