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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前文《“苗之为苗”之四：巫的舞蹈，汉人的道教文化和傩舞走入苗人生活》。 中国近古时代对西南少数民族疆域的大力开拓始自元朝，在此之前中原王朝对所谓“西南夷”的开拓是很有限的。元朝绕道西南地区进入云南，然后灭亡南宋，后起的明、清及民国政府以史为鉴，都意识到西南防务的重要性，因此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 明朝之初，迁居中原的蒙古族，除部分随元朝统治集团北返外，散居在四川、云南等省的数十万蒙古人仍然留居当地，云南及川边等广大地区还控制在蒙古族王公手里，他们通过“藏彝走廊”与“北元”保持密切联系。  藏彝走廊 藏彝走廊的概念是1979年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他将中国西南方的三条主要河流（怒江、澜沧江、及金沙江）并流的区域称之为藏彝走廊，从北至南约有1000公里的距离。本区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化资产，藏即是西藏，彝指的是四川西南及云南东北的诺苏语群人群。此外还有12个民族族群：羌、栗僳、傣、白、苗、么些（或纳）、纳西、哈尼、景颇（或卡钦）、怒、独龙、拉祜（亦叫罗黑）。还有尔苏、普米、札巴、木雅藏支、尔龚藏支、贵琼藏支、嘉绒藏支、和木里藏支等藏族的支族群，当地学者统称它们为康巴。  藏彝走廊风光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载，蒙古引军北上者“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凯仗，尚赖而用也，驮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北元军事实力还是相当强。朱元璋连年北征，不能彻底击败蒙古军，只好转而采取防守态势。在川滇藏甘毗连地带，有大量的元朝残余势力占据长江上游。当时河南王扩阔帖木儿等率10余万蒙古军盘踞在陕西陇右一带，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在云南拥兵10余万自守，奉北元正朔，拒不降明。川西南、川西、黔西北等地不被明朝管理。 盘踞四川建昌的蒙古人月鲁帖木儿在洪武年间公开反明，临近的土司“长河西诸酋阴附之。”《明史》卷311载，建昌“月鲁帖木儿反，合德昌(今德昌县)、会川(今会理县)、迷易(今米易)、柏兴(今盐源县)、邛部(今越西县)并西番土军万余人，杀官军男妇二百余口，掠屯，烧营屋，劫军粮，率众攻城。”威龙州土知州月鲁帖木儿妻兄普习叛。“打煎炉长河西土酋外附月鲁帖木儿、贾哈剌，不臣中国。” 朱元璋遂遣谕蓝玉，“月鲁帖木儿信其逆党达达、杨把事等人，或遣之先降，或亲来觇我，不可不密为防。其柏兴州贾哈喇境内麽些等部，更须留意。”朱元璋一方面尽力打击蒙古各部，另一方面对于当地土司，因袭元制，实施拉拢。洪武二年（1369年），明军进入陕西，接受临洮元军投降。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在陇右定西击败了扩阔帖木儿。这一仗切割了北元与西南蒙古各军的联系。然后，明军挥师由西北南下，很快平定了四川全境。 洪武六年（1373年），置天全六番招讨司，并置“乌斯藏、朵甘思指挥使司，宣慰司二，元帅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洪武七年（1374年），置汶山、陇木头、静州等招讨司。洪武十三年（1380年），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建昌地区归附明朝。 朱元璋下谕文武大臣:“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余孽把匝刺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诏谕辄为所害，负置隐匿，在所必讨。”朱元璋又说:“朕历览群书，见西南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贡中国，以小事大，义所当然。朕受天命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建昌诸处酋长犹桀骜不朝。”于是朱元璋痛下决心收复云南。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进攻云南，在曲靖大败梁王军队，云南完全归于明朝统治。  明朝攻取云南 明朝在甘肃至新疆一线建重镇，推行“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之策，设置了“关西七卫”。《明史》卷330载，“明初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沙州诸卫，给之金牌，令岁以马易茶，谓之差发。沙州、赤斤隶肃州，余悉隶西宁。时甘州西南，尽皆番族，受边臣羁络，惟北面防寇。”这一系列军事布防是为防卫蒙古各部南窜。  明朝设置的“关西七卫” 在对蒙古势力不断用武的同时，明朝决策层的有识之士也提出不少见解，他们主张缓和民族矛盾，拉拢和教化少数民族，巩固政府对边疆民族的管理。 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致仕的晋王府左长史浙江慈溪人桂彦良，上疏朱元璋，提出“太平治要十二条”，第十条是关于民族关系。他说:“驭戎狄之道，守备为先，征伐次之。开边衅，贪小利，斯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怀之，以威服之，使四夷日服，各守其地。此为最上者也。……今海内既平，车书混一，蛮夷朝贡，间有未顺，当修文德以来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将畏威怀德，莫不率服矣。何烦勤兵于远哉!北狄遗烬，尚烦圣虑，当选将练兵，分屯镇守，谨其防御，俟其衅隙，一举而荡平之未晚也。”桂彦良认为处理民族关系应该“威德并行”、以“德”为主。 曾任国子助教、文渊阁大学士、国子监祭酒宋讷是一个关心教育的儒官。洪武十八年(1385年)二月，针对北元残余势力威胁，宋讷向朱元璋提出“屯田实兵，谨其边备”的安边之策。他说:“今海内既安，蛮夷奉贡，惟沙漠胡虏，尚烦圣虑，若置不治，则恐久为患。若欲穷追远击，又恐艰难疲劳。陛下为圣子神孙计，不过谨备而已。备边在乎实兵，实兵在乎屯田。……今陛下宜于诸将中选谋勇数人，每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如充国兵数，斟酌损益，率五百里屯一将，布列边地，远近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策也。”他主张在边防处驻兵屯田，以守为战，以威摄敌，以固守疆土。 洪武十六年(1383年)三月，原为长河西土官元右丞剌瓦蒙的理问高惟善，与其子万户若剌受剌瓦蒙之命进京朝贡，受到朱元璋赏识，被封为礼部主事。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遣高惟善招抚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宣慰使司(治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第二年，高惟善还京，向朱元璋提出安边之道，阐述他的“恩威并行”的民族关系思想。他说:“安边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坚，虽远而有功；恩威未备，虽近而无益。今鱼通、九枝疆土及岩州、杂道二长官司，东邻碉门、黎、雅，西接长河西。……岩州、杂道二长官司自国朝设，迨今十有余年，官民仍旧不相统摄。盖无统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袭旧弊故也。其近而已附者如此，远而未附者何由而臣服之。且岩州、宁远等处，乃古之州治。苟拨兵戍守，就筑城堡，开垦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远者畏威而来归，西域无事则供我徭役，有事则使之先驱。抚之既久，则皆为我用。”高惟善主张屯田守边，辑抚民众，使之实心实意归附朝廷。他又提出了几项具体：其一，于岩州设市，与当地民众贸易，解决其生计，则可安抚民心。“番民所处老思冈之地，土瘠人繁，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赡其生。若于岩州立市，则此辈衣食皆仰给于我，焉敢为非。”其二，茶马互市，安定边疆。“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宜悉蠲其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比之雅州易马，其利倍之。且于打煎炉原易马处相去甚近，而价增于彼，则番民如蚁之慕膻，归市必众。”其三，修道路，设邮传，畅通信息传递，以保境安民。“碉门至岩州道路，宜令缮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仍量地里远近，均立邮传，与黎、雅烽火相应。庶可以防遏乱略，边境无虞。” 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南平定后，杰出军事将领沐英留镇滇中。沐英是朱元璋养子，一说是回族，一说是苗族。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在云南病逝，被追封为黔宁王。镇守云南的十年间，沐英“恩威并著，教化大行”，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对于当地土酋的变乱活动，他力争以安抚、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不是简单地付诸武力，并善待俘虏。他整顿吏治，发展教育，兴修水利，开垦荒田，“云南民赖以安”。沐英去世时，云南各族人民悲痛万分，“军民巷哭，远夷皆为流涕”。  黔宁王沐英 浙江崇德(今桐乡)人程本立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春任周王府长史，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谪为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被征入翰林，预修《明太祖实录》，迁右佥都御史。在云南任职期间，程本立处理民族关系时，德怀为主，抚辑有方，深得当地少数民族的信服。任职之初，当地土酋施可伐煽诱各族叛乱，程本立只身前往土酋之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论顺逆利害，诸酋落咸感悦归附”。不久，诸酋落又叛乱。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张紞命程本立率军守御。程本立说:“吾为王官御边圉，岂可以文法自诿，坐视夷民生患，假令死，即死我一身耳，救则救此一方民也。”他不辞劳苦，“不避艰险，山行野宿”，“单骑深入楚雄、姚安、大理、鹤庆、丽江，开谕利害”，诸酋落心悦诚服。 陕西富平人张紞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任云南左布政使，历时17年。在云南期间，张紞诚信待人，深受到云南人民的拥戴，“滇人至今思之”。洪武二十年(1387年)春，张紞秩满回京，朱元璋以其能抚绥边境少数民族，褒奖他说:“曩者讨平西南诸夷，命官抚守。尔紞实先授任，今五年矣。言出则诸蛮听服，令布则四野欢欣，皆由诚信相孚。克恭乃职，奠安黔南，人获其所。今年来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绩，复命仍治黔南。”  选自清朝1786年《苗蛮图册页》，反映一些苗族人从原始狩猎向农耕纺织生活转变 这些官员对民族问题的核心见解是“威德并行”，其中“德怀”是主要的，“威服”是次要的。在儒家看来，只有用道德力量治理国家，人心才会归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同时这些官员非常注重借鉴历代的民族治理政策，尤其是屯边实兵。宋讷在安边策中说:“汉本始中，匈奴率十余万骑而南，赵充国将四万骑分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当时筹画区分，可以想见。”桂彦良论证穷兵黩武的危害，说:“若汉武之穷兵黩武，徒耗中国而无益。隋炀三伐高丽，而中国蜂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后亦悔伐高丽之非。是皆可以为鉴，非守在四夷之道也。” 作为最高统治者朱元璋，也有“以德怀之”的思想。朱元璋认为慎用军事镇压，他认为武力征剿会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只有德怀才能更好更快地争取民心，使之归附。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南平定后，朱元璋几次敕谕沐英、傅友德、蓝玉等要宽猛适宜，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尽快稳定云南社会秩序。他说:“云南诸夷，自古叛服不常，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两汉十叛，诸葛亮平其地，终亮世不反。亮卒后四叛，唐九叛，元七叛。将军观此，非惟制其不叛，重使其无叛耳!”“初命将军令各土酋入朝，诸蛮必生疑惧，或遁入山寨，负险不服，若复调兵，损伤必多，莫若顺而抚之，示以恩信，久则自当来朝矣。”同年二月，朱元璋任命张紞为云南布政使司，他告诉张紞:“云南诸夷杂处，威则易以怨，宽则易以纵。卿往其务威德并行。彼虽蛮夷，岂不率服?”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张紞上奏朱元璋:“维摩、罢龙、永宁、浪渠、越顺等州，蛮民顽恶，不遵政教，宜置兵戍守，以控制之。”朱元璋并不赞同，他说:“蛮民习俗，自昔与中国不同，为政者羁縻之可也。”叮嘱张紞耐心招抚，勿用兵威。由此可见，沐英和张紞在云南任职期间，以德惠民，与朱元璋的“德怀”思想影响密不可分。明初推行的民族政策使民族关系稳定，包括苗族在内的民族地区的社会不断发展。  选自清朝1786年《苗蛮图册页》，反映一些苗族人与汉人有贸易交往 在西南地区，明朝大设卫所，派军队戍守。蓝玉奏:“四川地旷山险，控扼西番。松、茂、碉、黎当吐番出入之地，马湖、建昌、嘉定俱为要道，皆宜增屯卫。”明朝在四川行都司防区内先后设置有越西卫、宁番卫、建昌卫、盐井卫、会川卫等五卫，驻军约5万余人。沿四川行都司南沿又设有2卫，1御、7所，16个千户所，驻军约17920户。  明朝在贵州的卫所 明朝还实施移民屯田，洪武年间，沐英一次“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人入滇”，主要安排在今姚安、鹤庆等地。明朝通过以上诸措施，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西南边疆。 古代进入云南的通道，都是从巴蜀方面穿越青藏高原的东沿而进入云南。但入滇通道很容易被北方蒙古各部截断，一旦截断这些通道，云南就会不攻自破。明朝开始探寻一条不容易被游牧民族截断的入滇通道，那就是早已存在的从湖广方面的沅江中游出发，穿越贵州腹地的入滇间道。当时贵州沿途山高谷深，自然阻隔难以突破。这里民族众多，各民族的社会结构和生计方式多种多样，要让沿途各民族臣服明朝，保持驿道通畅成为重要事件。这提高了贵州的军事战略地位。而贵州是苗族主要的居住地，苗族的地位从而非常重要起来。 嘉靖《贵州通志》卷三《户口》载:“贵州四面皆蛮夷，所可知者各府若卫军民之数，甚寥落也。”《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载，“贵州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当时贵州省境，卫所和府县都设置在驿道沿线，其余广大地区是土司领地或连片的“生界”。要维护好这条驿道，就必须使周围土司对朝廷效忠。“生界”内常械斗，常影响驿道稳定。如黎平、都匀、镇远等辖境包围的黔东南苗疆“生界”，距离驿路主干线最近处不超过40里。在明朝存在的两百多年间，围绕驿道的正常运转，明朝软硬兼施，与沿路各土司、“生界”苗民不断周旋，从而开始开发贵州。所以才有后来王阳明治理苗疆的事。  选自清朝1786年《苗蛮图册页》，反映一些苗族人生活在偏远艰苦之地，生活习俗与外界大不相同 下面我们谈谈历代统治者对苗族的划分——“生苗”和“熟苗”。 “生苗”一词最早出现在明永乐初年。据《明太宗永乐实录》载，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二十八日,“湖广总督指挥谢凤等奏，招谕答意等五寨生苗皆向化”。同年九月十一日,“指挥丁能、杜福等抚谕四川亚坚等十一寨生苗，百三十六户向化……以上生苗叛服无常，命悉隶酉阳宣抚司管属,免其赋役。” 明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苗人，古三苗之裔……其人有名无姓，有族属无君长。近省界即经制府、州、县为熟苗，输租服役，稍同良家，则官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是籍者谓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据清代《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清代陆次说，“近为熟苗,远为生苗。熟苗劳同牛马，不胜摇役之苦。’方亨咸《苗俗纪闻》说，“自沅周以西即多苗民，至滇、黔更繁，种类甚多，曰黑脚苗,曰花苗……皆苗裔也。但有生熟之异。生者匿深著不敢出,，无从见熟者服力役纳田租，与汉人等，往往见之。’可见“生苗”“熟苗”的区别是已被纳入户籍，受到地方政府管辖，服国家租役的就是“熟苗”，反之则被称为“生苗”。 为便于管理，明朝在湘黔交界处修筑边墙，目的是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对苗族进行军事震慑。主持修筑边墙的蔡复一在《抚治苗疆议》中提出治苗诸法，其中之一就是“制熟苗”，因为“熟苗”不仅常为“生苗”作向导，而且有人一边作为“顺苗”在官府领取棒禄，一边为“生苗”提供便利。有时候“熟苗”也会变成“生苗”。如贵州八寨（今丹寨县）地区，自元末播州宣慰使杨辉“讨平”后，置夭坝安抚司，至明代200余年间，均由土司夭氏管辖。清朝人关后，安抚司夭朝王归顺，袭职如故，八寨地仍为夭氏管辖，隶都匀府。康熙十二年年，“苗酋将夭应禄杀害”,“后流土均不受制，分据土地，自相雄长者近六十年”。于是这些过去的“熟苗”后又变成了无管的“生苗”。 到清朝以后，关于“生苗”和“熟苗”，还有一种划分依据。清代则按照苗族同汉族的关系来分，即邻近汉区或与汉人杂居，生活习俗同汉人接近的，谓之“熟苗”；居住在偏远地区，与汉人关系疏远，不与汉人交流的谓之“生苗”。仍据清代《小方壶斋舆地丛钞》，龚柴《苗民考》，“其已归王化者，谓之熟苗，与内陆汉人大同小异。生苗则僻处山洞，据险为寨，言语不通，风俗迥异……”这反映出苗族汉化程度越深，越容易接受政府管辖。 本文援引史实较多，内容比较沉闷，我想从历史的深重层面来讲述苗族的历史。前几篇文章都是从苗族文化几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方面来介绍的，说明苗族内部小族群之间的文化同根。苗族生活地区成为中原王朝统治者注意的焦点完全是因为自元朝以来动荡的西南边疆局势，凸显出苗族生活的区域在联系内陆与云南、守卫云南安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为保证驿路安全，王朝统治者必须加强对驿路周围包括苗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进行管理。明朝主要采用威德并行”、以“德”为主的民族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但也不能太高估这种政策的执行效率，我们后文会提到苗族造反的事情。但明朝对待少数民族的理念和民族实践总体上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为清朝更成熟的民族政策做了前导。  2014年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中国领导人的礼物：“这是1735年德国绘制的第一幅精确的中国（汉地十八省）地图” 明朝在民族政策上也有积极进取的一面，那就是屯兵实边。汉族通过屯田屯兵涌入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既带来了进步的汉文化，又极大改变了当地的民族结构。贵州、云南等地成为汉族为主的地区，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稳定的“汉地十八省”的组成部分，这对于国家安定团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历史影响也极其深远。后来长征经过云贵之地，还是与汉族同胞打交道比较多，当地少数民族也与汉族关系比较融洽，保护了革命的宣传队和播种机。这也证明明清执行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引入汉族文化，把少数民族同胞纳入到正常的国家管理体系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所谓“生苗”，后来都成为“熟苗”，最后都和汉族一样成为国家的平等的公民。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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