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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狄更斯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他活跃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著有《远大前程》《匹克威克外传》《艰难岁月》等小说，完整描写了英国工业时期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文学史上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 
《双城记》是他最著名的历史小说，这本书描写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两座城市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探讨了革命与改革、暴力与和平、宽恕与仇恨等深刻主题。 一、《双城记》讲述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双城记》的时代大背景发生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社会贫富差异悬殊，贵族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人民反抗，社会危机一触即发，而英国社会虽然表面上非常和平，但在快速发达的工业之下，社会矛盾也很严重。狄更斯想以法国的暴力事件来警示英国，赞扬英国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包容与慈悲。 
故事开始于英国少女露西前往法国拜见她从未见过面的父亲。露西的父亲是一名医生，由于撞破侯爵兄弟的丑事，被秘密关押了十九年。回国途中，露西父女得到法国青年达尔内的悉心照顾，露西和达尔顿坠入爱河。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达尔顿正是侯爵兄弟的继承人，这为悲剧埋下伏笔。 露西和达尔顿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大革命爆发后，达尔顿不幸被捕，法国人民以露西父亲的狱中血书作为证据，判处了他死刑。为了露西和达尔顿的幸福，他们的朋友毅然牺牲了自己，代替达尔顿平静赴死。 二、《双城记》的文学技巧有哪些？总体来说，《双城记》是经过强烈理性化构思的小说，体现在小说的叙述中，就是很强的技巧性。这种理性化构思的技巧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结构和人物塑造上的复杂；其二是对意象的精心使用。 
《双城记》有一个被载入文学史的经典开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入地狱”。狄更斯没有在这些冲突中简单地去选择一个，否定另一个，而是作为精准的观察者，忠实记录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命运、意志和选择，这种严谨使得对称意象双方势均力敌，引人深思自己能做出怎样的选择，也使得整个故事脱离了“善恶对决”的简单，获得了深沉复杂的品质。 理性化还体现在精心安排的意象上。狄更斯总是爱在小说中使用丰富的意象，精巧意象的使用让小说拥有直抵人心的感染力。比如，在第一次描写巴黎贫民生活时，狄更斯从一桶掉落在地的葡萄酒桶写起，葡萄酒的红色呼应了起义时贫民脸上的血液，有很强的感染力。 
如果说理性构思让《双城记》成为一部优秀的小说，那么人道主义的人物形象则让它成为伟大的作品。《双城记》塑造的最深刻的人物莫过于卡尔顿，出于对朋友们的挚爱，他愿意自我牺牲，充分体现了狄更斯对伟大人性的歌颂。在现实主义手法之前，一个凡人要想获得永生，必须通过对上帝的信仰才能实现，这是第一次，一个卑微而绝望的小人物站到了欧洲文学史的中心舞台，卡尔顿凭着自己那微小的爱，同兼爱世人的救世主并肩而立。 三、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寄寓了怎样的社会深意？传记作家茨威格曾这样评价狄更斯：“狄更斯在英国传统中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在它的四堵墙壁中惬意地安居。他一生从未跨越过英国的艺术、道德或者审美界限，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始终是个人道主义者，自觉站在弱小和被压迫者的一边提供照料和关怀，呼唤渐进和和平的改良社会方式。 
《双城记》源于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狄更斯曾非常支持法国大革命推翻贵族统治，但在暴力蔓延后，他调整了自己的态度，最终试图以史为鉴，通过这部小说告诫英国的读者们，以血还血的复仇不是终点，“爱总是比恨更有力量”。他既不像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痛斥人民政权的野蛮，也并不盲目歌颂新秩序的平等曙光，而是通过德法日一家的经历，既充分揭示了革命兴起的必然正义性，同时警戒暴力行为最终会祸及自身。 狄更斯对和平的呼吁也有着相当鲜明的时代特色。狄更斯担心法国大革命扩散至英国，毁灭大英帝国引以为豪的“不流血革命”传统。他在小说中极力凸显道德的重要性，便是在向贵族和平民同时发出呼吁：在王权之上，在革命之上，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 尽管描写的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双城记》所展示的仍彻彻底底是19世纪英国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气质。在英国经济飞速发展，不断进行海外扩张的背景下，稳健而非激进才是明智之举，英雄暂时隐居幕后，历史舞台上有的只是来来往往的普通人，和细小的悲欢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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