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匾额，康熙皇帝御笔亲题。图/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处 1711年初夏，康熙如往常一样来到热河。此时，他的热河行宫已建得初具规模，三十六景也都已选定，于是，胸有成竹的皇帝铺开纸墨，大笔一挥，写下“避暑山庄”四个大字，命人悬挂于正宫区澹泊敬诚殿前阅射门的门楣上。自此，热河行宫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避暑山庄。 福地天成，塞北的自然山水宫苑 承德避暑山庄始建于1703年，修建的起因，肇始于“木兰秋狝”。那是康熙在距北京350公里处的蒙古草原修建了一座木兰围场。每年秋季，皇帝都将到木兰围场狩猎，史称“木兰秋狝”。 
《热河行宫图》，绘于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年之间，为宫廷画家冷枚所作，再现了热河行宫初创时期的造园格局和中心景观。图/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处 其时，随皇帝同行的队伍浩浩荡荡，有王公大臣、八旗军队，乃至后宫妃嫔、皇族子孙成千上万人。从京城至木兰围场，按照当时的交通方式，要近半个月才能到达。为解决皇帝及随从沿途的吃、住事宜，清政府便在北京至木兰围场之间，修建了21座行宫。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就是其中之一。 早期的热河行宫，还算不上多么壮观，随着皇帝的来往入住，对热河山形水色逐渐熟悉，看到此地风水甚好，愈加喜爱，逐年扩建、增建。直至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避暑山庄的最后一项工程才竣工，总历时89年。 但凡踏入避暑山庄大门的游客，首先可见康熙为山庄写下的《御制避暑山庄记》，“……川广草肥，无伤田庐之害。风清夏爽，宜人调养之功。自天地之生成，归造化之品汇。朕数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丽。两幸秦陇，益明西土之殚陈。北过龙沙，东游长白。山川之壮，人物之朴，亦不能尽述，皆吾之所不取。惟兹热河，道近神京，往还无过两日、存心岂误万机，因而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岚之势；依松为斋、则窍崖润色、引水在亭、则榛烟出谷，皆非人力之所能……” 字字珠玑，康熙为我们描述了热河优美的自然风貌，讲明了选择热河修建行宫的原因，又进一步解读了依热河的山形水制建屋造景的巧妙之处。 
避暑山庄湖区 图/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处 过去的热河，确确实实是京北塞外的一块风水宝地。它地处燕山腹地，山林叠翠，湖水环绕，每年七月份的平均气温仅有24℃。多次随康熙巡行蒙古、入住避暑山庄的内阁学士张廷玉，在其《御制山庄三十六景诗恭跋》云：自京师东北行，群峰回合、清流萦绕、至热河形势融结。古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盖造化灵淑特钟于此。 这样一片奇山异水之地，是绝佳的造园地。于是，皇帝在这里为自己营造理想中的避暑养生、避喧谋政之完美居所。 
荷塘晨曲 图/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处 建成后的承德避暑山庄，不以豪华的建筑取胜，而是借热河的山形水势突出自然美，成为一座地道的自然山水宫苑。从山庄地形上看，西北高，为崇山峻岭；东南低，是开阔的平地，前面有武列河、热河流淌而过。坐落于武烈河东岸的磬锤峰高高耸立，是生生不息的代表。康熙有诗云：“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君不见，磬锤峰，独峙山麓立其东。又不见，万壑松，偃盖重林造化同。”避暑山庄正是以这形成于大约300万年前的磬锤峰为地标，借景入园。 此外，如果从一个制高点观察避暑山庄，可以发现，整个避暑山庄的区域地形，正如当年的大清版图形貌！这便是在热河地形的基础上按中国地理形貌进行的规划，巧妙依托其西北山区、东南湖区、北部平原区之形状地貌构成的版图缩影。 怀之以德，康乾盛世造胜景 每次木兰秋狝，康熙都要在这里休养生息一段时日。然而，避暑山庄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片幽静闲适的园林，更是清朝统治者对北方塞外民族实施怀柔之术的会客厅！ 1681年，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北方。在这之前，清王朝的外藩蒙古察哈尔旗布尔尼亲王曾举兵叛乱，虽然很快被平定，但此事引起了康熙对于蒙古及边防问题的重视。 他在关外东北部的蒙古草原上进行“木兰秋狝”，其用意便在于，通过规模浩大的“围猎”活动，一方面使王公贵族保持游牧民族血液中的勇猛、强悍特质；另一方面，便是对北方边境外族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围猎归来，皇帝和皇族会在避暑山庄休养生息，除此，皇帝还会在山庄里会见北方边境各少数民族。过去曾有一些蒙古族人在夏季入京师，因不耐炎热而出水痘，严重者导致死亡，而避暑山庄气候凉爽，成为他们朝见清帝的便利之所。 在乾隆的《避暑山庄百韵诗》诗序中，对此有详细说明：“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国家承天命，抚有中外。……而四十八旗诸部落，屏蔽塞外，恭顺有加。每岁入朝，锡赉宴飨，厥有常典。但其人有未出痘者，以进塞为惧。延颈举踵，以望六御之临。觐光钦德之念，有同然也。我皇祖俯从其愿，岁避暑于此……。” 由此可见，从木兰秋狝到避暑山庄，康熙并非仅为满足自己的喜好而建，更是为了绥抚边境民族，可谓“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其“怀柔之心”，早在1691年，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修建长城时，便可见一斑。 当时蔡元提出承德古北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却并不同意修筑长城，他的意见是：“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好一个“守国之道，惟在修得安民”！ 正是在这种怀柔思想的指导之下，造就了康乾盛世！这一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裕、文化丰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以巩固和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而避暑山庄，也正是在这个繁盛的时期日臻壮丽和完善。 康乾72景 ——移天缩地在君怀 如今，游览这座世界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园林，眼前的亭、阁、轩、榭错落有致，处处成景。据说园中景观有180余组，其中尤以康熙三十六景与乾隆三十六景为盛，无数牌匾铭文字迹，都出自两位皇帝的手笔。 
霞光中的丽正门。丽正门是避暑山庄正门，也是乾隆三十六景之首 由丽正门进入山庄，沿宫殿区一路前行，在避暑山庄正殿澹泊敬诚殿之后，穿过四知书屋和万岁照房，便是康熙三十六景第一景——烟波致爽。康熙称此处“四围秀岭，十里澄湖，致有爽气”，故题此名。而这里也是皇帝的寝宫。 出了岫云门，在进入湖区前，右边高处便是康熙三十六景第八景——万壑松风。 这是宫殿区最早的一组建筑，建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由万壑松风殿、鉴始斋、静佳室、颐和书房、蓬阆成映等建筑组成，因周围古松甚多，康熙故题此名。回溯当年，康熙帝在这里批阅奏章、召见百官，时而眺望湖光山色。尚年幼的弘历乾隆皇帝也常在此聆听祖训，并在鉴始斋学习诗书。乾隆即位后，因感念祖恩，将大殿改名纪恩堂，并作《御制避暑山庄纪恩堂记》一文纪念皇祖。 
康熙三十六景第二景——芝径云堤，仿杭州西子湖的苏堤而建。 在遮天蔽日的松林拾阶而下，俯临湖面，清凉水汽迎面扑来。进入湖区，有康熙三十六景的第二景“芝径云堤”，也有乾隆三十六景的第八景“水心榭”。祖孙两人的题景相互交织，饶有趣味。 
水心榭暮浴(图：柴宝中） 芝径云堤建于1703年，是仿效杭州西子湖的苏堤而构筑的。康熙帝初建避暑山庄，疏导湖区时，曾亲自度量设计。穿湖而行，可见堤坝夹水，小径透迤。湖区三岛——环碧、月色江声、如意洲与此堤相连，满眼苍翠碧绿间，垂柳依依，天高云阔，大有西湖“苏堤春晓”之风韵。 湖区东线的水心榭，有异曲同工之妙。此景乾隆作诗写序：界水为堤，跨堤为榭。弥望空碧，仿佛笠泽垂虹。景色明湖，苏、白未得专美。诗云：一缕堤分内外湖，上头轩榭水中图。因心秋意萧而淡，入目烟光有若无。 乾隆在诗序中将此处的优美景色与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相媲美呢！ 继续向北前行，到了如意洲。如意洲四面皆水，清凉幽静，这里尚留存着康乾七十二景中的八景，包括无暑清凉、延薰山馆、水芳岩秀（乐寿堂）、一片云、观莲所、沦浪屿、金莲映日、法林寺（般若相）。 1710年，康熙来到承德避暑山庄，行至此处，感受到无上的清凉之意，称此处“三庚退暑清风至，九夏迎凉称物芳”。并为此处定景为“无暑清凉”。康熙50年前，无暑清凉殿是政务中心，皇帝在这里接见文武大臣和少数民族王公首领，批阅奏章，处理朝政。 
康熙三十六景最后一景——水流云在（图：阮虹） 在平原区西南角是康熙三十六景中的最后一景——水流云在，这一处方亭，取名之灵感来自诗人杜甫的一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一座十六角重亭屹立湖畔，在亭中观景听雨，淡然物外，就此放下了世俗繁杂的心事，更是明了诗人的心意。 康熙三十六景每景以四字命名；乾隆三十六景以三字定名，据说是为向皇祖康熙致以敬意。 
金山——避暑山庄景区 这康乾七十二景，将全国各处的知名胜景都搬了进来，苏州狮子林、镇江金山寺、杭州六和塔、蓬莱仙境、蒙古草原……湖光山色之中，融南秀北雄为一体，堪称一座锦绣中华的大观园！而两位皇帝以诗词题景，更是从一个个侧面，勾画出了皇帝一生的壮志情怀。 一座避暑山庄，一个王朝的背影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一生来到避暑山庄43次，每次少则一月，多则半年。从他一生创作的1147首诗来看，大约有216首写于今承德地区，其中118首写于避暑山庄。 而乾隆来避暑山庄最多，一共53次，可以说他人生中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也许是因为祖父的厚爱，他与避暑山庄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在山庄中留下诸多笔迹。乾隆一生作诗42250首，有近7000首是在避暑山庄写成！ 在雍正在位的13年中，他一次都没有来过避暑山庄，但是他在政治上的铁腕革新，也为乾隆盛世，为避暑山庄之美景奠定了丰厚的基业。 在《避暑山庄后序》中，乾隆皇帝满怀深情地说道，“勤政惠民，柔远宁迩”“诘戎绥遐、崇朴爱物”。正是在这里，清朝的统治者召见外族使者，陈之以德，握手言和，使边境关系稳定，促进了民族融合，经济繁荣发展。 而皇帝们在这园中，也被自然山水景色深深触动，他们的所思所愿，也都融化进这园中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匾一额、一亭一阁。 犹记起康熙为“无暑清凉”定名诗云：“意惜始终宵旰志，踟蹰自问济时方。谷神不守还崇政，暂养回心山水庄。” 康熙表示：我的心意始终怀着治国安邦的远大理想，为了探求匡正时弊、救民疾苦的良策，我常常在大殿中苦苦思索。由于崇尚国家政事，我不愿效法道家远离人群去静养谷神，所以我来到这山清水秀的庄园，做暂时的休息及身心的保养。 乾隆仰慕皇祖武功才德，在《避暑山庄后序》中予以赞誉“盖汉唐以来，离宫别苑何代无之？然不过费人财逞己欲，更甚者乃至破国亡家，是可戒，无足法也。……我皇祖建此山庄，所以诘戎绥遐，崇朴爱物之义，见于御制中，意深远也。……若夫崇山峻岭、水态林恣，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一座塞外园林，更像是康乾的精神家园。从繁忙的政务中抽身来此，移情怡性、避喧听政、清静致远，暂时享受一份逍遥自得的精神世界。 乾隆之后，便是嘉庆，再到道光。只是当时间再往下走，随着鸦片战争爆发，大清的国运似乎也就有了定数。 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大清，几十年里山庄悄无声息。直到1860年9月，咸丰皇帝逃难于此，山庄又热闹了一阵。正是在这儿，咸丰皇帝一边感念祖辈留下的恩惠，一边又批准了好几份丧权辱国的条约。直至1861年8月22日，就在康熙三十六景第一景的烟波致爽，咸丰驾崩。 或许在这一年之中，咸丰也曾从祖辈们留下的各种遗物手迹中遥想当年：那一次，康熙从“木兰围场”狩猎后返回避暑山庄，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 “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大清盛景难再。从康乾盛世走到清朝结束，热河的雄风早已被吹散。只是留下这样一座山水园林遗迹于塞北，令后人凭吊揣摩几代帝王人生的此起彼伏，凭吊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朝代。 普陀宗乘之庙 塞北的小布达拉宫 
依山势起伏而建的普陀宗乘之庙 在避暑山庄绵延的宫墙之外，伫立着气势雄伟、金碧辉煌的皇家寺庙群，有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 、安远庙、普乐寺等，它们随山就势，拱卫着山庄。这些寺庙依照西藏等地喇嘛教寺庙的形式修建，供边疆少数民族的贵族朝觐皇帝时礼佛之用，被称为“外八庙” 。 在这些寺庙中，仿西藏布达拉宫修建而成的普陀宗乘之庙，建造得最为宏伟。 普陀宗乘之庙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其时清军刚平定了准噶尔叛乱不久，塞北边疆一带各族的上层领袖人物齐聚承德，朝觐清皇帝，祖国统一之气势大好。乾隆皇帝于是下令仿建“西藏布达拉都纲式”的寺庙普陀宗乘庙。 
普陀宗乘之庙壮观的主体建筑——大红台 普陀宗乘庙伫立于狮子沟北岸，依山而建，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是外八庙所有寺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普陀宗乘之庙布局分为平地区和山地区，前半部为山门、碑亭、五塔门、琉璃牌坊及大量平顶碉房式白台30余座；后半部就是这座寺庙的主体建筑大红台及周围其他建筑。整个普陀宗乘庙拥有大小建筑60余处，这些建筑依着山势起伏而建，错落有致，纵深自由布局，远观却浑然一体，蔚为壮观雄伟，充分体现了藏式建筑的特点。 寺庙的建筑设计将汉藏风格进行了完美融合，如寺庙的山门，基座是藏式的白台红窗结构，白台上便是开阔的清式城楼，城楼内供奉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山门前则摆放了一对汉地石狮。 沿山门进入到达碑亭，亭内立有乾隆三十六年御制的《普陀宗乘之庙碑记》龙纹边石碑，上面记述了普陀宗乘之庙为庆祝圣母皇太后八旬万寿而建，其后附乾隆帝《吾闻瞻部洲，古德有道场》御制诗一首。此外东西处分别立有《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
黄绿相间的琉璃佛龛点缀在大红台的红色砖墙上，精致醒目（图：阮虹） 再往上走，过了藏式风格的五塔门、汉地风格的琉璃牌坊等建筑，便是依山而建的大白台、大红台。寺庙中最为壮观的建筑就是大红台，它位于普陀宗乘之庙最后部，位置最高，站在台上，寺庙建筑尽收眼底，群山环绕，城墙在山间蔓延，左面不远处可见磬锤峰插入天际。大红台南面正中垂直嵌入了六个琉璃佛龛，黄绿相间的琉璃佛龛点缀在红色砖墙上，精致醒目。 通过东红台御座楼登踏道向上，便是万法归一殿。万法归一殿是整个寺庙的主殿，位于大红台群楼空井正中，是一座正方形七进间大殿，四条屋脊饰有波状鎏金瓦，藏式法铃宝顶，殿顶使用头等金叶14000多两，令殿堂金碧辉煌。万法归一殿也是清朝皇帝和各少数民族领袖礼拜之所。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普陀宗乘之庙建成。此时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率领部众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历经千辛万苦，胜利返回祖国。乾隆帝在万法归一殿接见回归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一行，并举办大规模讲经祝寿活动，为皇太后八旬祝寿。同时乾隆皇帝在普陀宗乘之庙立下《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面石碑，记载此次事迹及清廷对土尔扈特部的抚恤。 这样一座气势恢宏的“小布达拉宫”，在清朝政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很多重大宗教仪式和政治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它见证了土尔扈特部回归等重大事件，也是“康乾盛世”创建太平盛世繁荣的见证。 此外，普陀宗乘之庙也是清王朝鼎盛时期的建筑代表作，是汉藏建筑融合再创造的成功范例，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艺术、科学和社会价值，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承德外八庙 外八庙是指清朝在承德避暑山庄周围依照西藏、新疆、蒙古喇嘛教寺庙的形式修建的12座喇嘛教寺庙群。由于当年有八座寺庙由清政府理藩院管理，故统称“外八庙”。它们是清王朝在解决北部、西北部边疆和西藏问题的历史过程中，应政治上宗教上的需要，在山庄外围的附近山岭上陆续建成的寺庙。在这里，清朝皇帝接见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喇嘛教达赖和班禅等宗教领袖，同时举办相关宗教祭祀活动。 这些寺庙包括：罗汉堂（大部分已毁）、广安寺（大部分已毁）、殊象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宁寺、普佑寺（大部分已毁）、广缘寺、安远庙、普乐寺、溥仁寺、溥善寺（已毁）。 除溥仁寺、溥善寺建于康熙年间，其余十座寺庙均建于乾隆年间。这些寺庙曾见证了诸多清代重要历史事件，如今留下的重要遗迹、遗物，业已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1994年，“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目前，对游人开放的有：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乐寺、安远庙和普佑寺。 参考文献：《避暑山庄论丛》（避暑山庄研究会编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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