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酗酒，是俄国的专利吗酗酒问题在俄罗斯几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传统，这一问题在六七十年代达到了新的“高度”。
02——广为流传的保暖说与消愁说威廉·詹姆士说：“对于那些贫苦的、受教育程度低下的人来说，酒代替了交响乐和文学。”酒精确实能在麻醉中使人获得一种逃避现实后“随心所欲”的快感，但是这个功能是对各地的人均适用的。有人简单地归因为一些经验的原因，比如借酒驱寒，或者经济差劲，民生不好导致消愁。但是这些乍看起来很有道理的归因实际上都是有问题的。
首先，人们在刚喝完酒后，也许会感觉身体会发热，可实际上，这是体内体节体温的中枢神经发生紊乱造成的，酒喝多了会使人呼吸加快、血管扩张、所以血液循话也会加快。还有酒里的酒精成分会导致神经出现短暂的兴奋，使得身体不断的发热，这就会引起体温调节功能失调、热量过分的丧失，血管不能及时的控制热量的向外传输，所以当热量不断的大量流失之后，人体自身的保温系统也会有所失衡，不能及时保持热量，人的身体会感觉冷。所以，说到底，喝酒本身并不会有任何“御寒”的意义，反而会使人更快流失热量。这也就是在高寒地区，正常情况下并不会有人靠酒精保暖。简言之，乙醇的摄入，是逐步经过乙醇脱氢酶与乙醛脱氢酶的作业代谢成水和糖，整体上是一个放热的过程。喝酒，只会导致人的热量的更快散失。所谓的增暖祛寒，只是类似于雪崩中被冻死之前人体的散热，所以很多救援者在赶到现场后，往往发现遇难者自己拔掉部分衣物的状态。 其次，穷困阶层在各个国家都有，而一些在居民收入上还没过渡到橄榄型的第三世界国家，受入不足引发的社会沮丧也都是普遍存在的。先抛开这个问题不谈，就是论经济与酗酒相关性也是有问题的。WHO（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5年俄罗斯处于最高的酒精摄入量级——12.5升/人，而同时期的英法德葡等西欧国家也在同一量级上，难道他们和俄国经济一样差？而且韩国也出人意料的属于这一范畴。具体的经济体量与人均收入水平我想并不需要在此赘述。而且对于纬度高论而言，反例多多。处于同纬度的斯堪的纳维亚三国，除了芬兰与俄国人均在12.5一级，国土直接进入北极圈的挪威则仅在7.5-9.99升/人量级上，比纬度更低的英法德（12.5）还要低，这又如何解释？
2003-2005 到了2012年，OECD(经合组织)发布的统计地图又显示俄国的量级退步到与美加澳等国一级，处于酗酒程度的第二梯队，法国、爱尔兰、捷克、奥地利等则处于第一梯队，特别是爱沙尼亚，被特意标记为“酒精摄入量最高的国家，人均摄入3.25加仑/年”。爱沙尼亚作为苏联解体后加入欧盟、北约较早的成员国，在波罗的海地区已算得上高收入国家，这又如何解释？
2012
2016 在2016的针对白俄罗斯、俄罗斯、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一份“全体成人（人均）酒精摄入量统计”折线图中，对自1990-2016年的人均摄入量做了统计。奇怪的是，俄国自1990年-2008年的上升期与2008-2016年的下降期，与俄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并不相符。1990-1998年间是经济萧条期，而1999-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是俄国石油出口红利期，人均收入一度飘在1万美元线以上，为什么酒精消费仍然上扬？而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特别是克里米亚事件后俄国受到严厉制裁，经济发展又现恶化，为什么酒精消费持续下降而不是上扬？相比于此，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俄国的酒精摄入量为什么在2010年后明显下降？ 如果结合邻国折线判读，就会发现更多问题。比如，立陶宛、波兰这些欧盟成员国的人均量为什么总体上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况且波兰等国的经济虽说不十分出彩，也是持续稳步增长中，经济根本没有达到民生要借酒买醉的地步。这和经济难道是反相关关系么？所以说，民生说和寒冷说都是站不住脚的一种泛泛而论。 03——俄国的酒瘾主要是沙俄历史逼出来的俄国的“酒榷”十分严重，在不少涉及农奴制强化的论文中，对于叶卡捷琳娜支持农奴制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奴制提为官方垄断的酒精销售提供了丰厚利润”。不难想象，以农业为主，且没有发达的制造业手工工场的18世纪，俄国除了农奴制出口小麦、亚麻等原材料与粮食外，能够从中获利的就剩下一些特种商品了。类似于通过为官军运粮而换取贩盐许可的晋商之类盈利模式，只不过罗曼诺夫王朝更小气，自己还是垄断这项利润。专卖权每年能为沙俄通过不菲的收入。而一些地方的领主为了讨好沙皇，并从中牟利，强迫农奴消费酒精。 早期的基辅罗斯人并不热衷饮酒，只在祭神、出战等重要仪式上饮酒。1428年威尼斯商人向罗斯人推销酒，旋为政府禁止。因此还得到了“不爱喝酒的国家”的称号。可以说，俄国人嗜酒的风俗，是在进入到农奴制强化的17-18世纪才兴起的，这与俄国的沙皇专制-农奴主超经济强制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俄国是如何成为欧洲的落后者的？），加上输送利益的“雨露均沾”的经济刺激，贪欲和权威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不喝也得喝”的灰色幽默。 而同时期的波兰立陶宛联邦，虽然是共和制，但是农奴经济比之俄国更甚。而后又受到三国瓜分，并入俄国一大部分，这样也就同样陷入了“酒精狂飙”之中。早期的酒瘾根本不是借酒消愁，而是“不喝也得喝”的强制消费，他们的饮酒是“被养成”的。奶嘴理论中的安抚作用其实并不大，相比于那些能让人安静上瘾的消费，像烟草、甜食、玩牌，到今天的电子游戏，酒精其实是一种破坏性的消遣，这对俄国的治安来说反而没有教堂更能使农奴安心。但是为了牟利，沙皇政府还是照做了。
再者，基督教的上帝-凯撒二分法，也带来了深刻影响。虽然罗斯(俄国）接受的是希腊正教会的道统，但同样涉及到这个问题。拜占庭皇帝数百年重申的皇权高于教权和西欧神罗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主导权之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教俗关系。这些反应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其实也就简化到理性和感性的关系问题上。在神权中世纪之前的古典时代，这个问题也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西方往往把这两者关系具象为狄俄尼索斯-酒神情结与阿波罗-日神崇拜中。一个人的生活，既要有理性、秩序的约束与主导，使他完成必要的判断与行动，实现目标；又要有精神的放松与娱乐，通过感性使之理性精神休养，得以再生，保持心理能量的稳定。很有趣的是，西方很早就将不受理性控制的狂欢性情绪用酒的符号表达与诠释。这也能解释前面统计中欧洲普遍喜欢喝酒的原因。
在严肃的保证沙皇统治与农奴主压迫的东正教秩序下，娱乐和消遣是难以实现的，特别是在一六四九年农民行动自由被进一步限制后。唯有饮酒是与教俗文化氛围相统一的、得到沙皇认可的娱乐方式——彼得一世在考察西欧归国后把他们的酒瘾与技术一起带了回来。他不仅要求贵族模仿欧洲剃胡须、说法语、带妻女参加上流舞会，而且强迫他们也饮酒。除了粮食什么也不多的俄国，自然在粮食酿酒上下足了功夫，学的是法国人 小酌葡萄酒，“附庸风雅”，但是粮食酒自带的辛辣浓烈却和粗糙的俄国一样，有了二锅头的气象。
04——克服饮食惯性的重口味调味理念关于这个问题，主要说的就不单单是俄国一家了。因为农业的粗放，欧洲的饮食没有摆脱烤、炸、煎等非菜品性的烹饪方式，简言之，就是根本没学会炒菜，所以经常把东方饮食中早已与主菜分离的主食和菜混在一起，而这种饮食方式，正是先秦时期诸侯贵族的日常。在古籍中就不难发现，这些十分原始的食材处理方式，多是我们祖先抛弃的过时方法。而将面包与肉、菜混在一起，只为了竭力增加菜品的层次感与丰富性，从而创造一种“美味”。不像中国的厨师，即使用少得多的食材，仅仅用油和盐酱，就能把一块简单的豆腐炒得遐想连篇；欧洲人没有“食不厌精”钻研精神，所以，在乏味的中世纪饮食接触到大量的胡椒、肉桂、花椒等亚洲香料后，欧洲的厨师和食客于是救命稻草一般的多加运用。 当时有一个笑话，贵族们一起吃饭时，他们总要比一比谁脸上起的痘多，因为这证明谁就吃了更多的辛辣香料，谁就更有钱。现在已经过去几百年，自然世殊时异，没有这种滑稽的做派了。但是重口味的传统却深深留下了烙印。像德国的大蒜味冰淇淋，法国人的红酒鸡，意大利人东北乱炖式的香料海鲜披萨，加到滥用程度的奶酪类制品等等。这些重口味的调味品，都从侧面反证了没有这些调料，剩下的菜会多么索然无味。这就是没有发达的炒菜技能带来的缺憾，只能由更醒目的调味品弥补的尴尬。
俄国的饮食更粗糙，所以伏特加之类的烈酒的需求就更强。 酒本身在欧洲饮食中，不仅仅是一种放纵感性与法国菜里滥用的调味品，可以说也像一种“小吃”或“零嘴儿”。因为你看炸鸡、三明治、热狗、汉堡还有什么水果派很丰富、很好吃，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把他当正餐之外的补充，而不是天天吃、当饭吃的；而西方是拿这种东西当正饭吃的，况且大部分时间他们比这个吃的还简陋，早饭就是硬面包泡碗牛奶或者冷咖啡吃。就算吃这个，翻来覆去都是“面包+XX”，不吃腻了也是心态好。刺激性的饮食是十分必要的，就像在千年不动的死水中丢一颗石子，总有点变化，有点乐子。酒就是一种菜。 所以说，酒其实在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人饮食中的定位，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在中国的“饭菜”，在西欧根本没有这个概念；而“酒菜”中搭配菜，助兴的酒，在俄国和欧洲的日常饮食中，实际上倒成了主角；很多人以为的“豪迈”风——比如一瓶伏特加就半条小腌鱼，其实是颠倒了，不是酒配鱼，而是鱼配酒——酒才是他们的主菜。中国人之所以觉得惊奇，就在于把中国的饮食模式套用在欧洲饮食上，这种不一致就形成了“傻大黑粗”、不文雅的酒鬼印象，这和之前笔者对俄国人是“蒙古人换种”所以喜好扩张这种简单化反智主义的批评是很类似的（关于蒙古人的传说：俄国人是东欧换种的产物（上）、关于蒙古人的传说：俄国人是东欧换种的产物（下））。西方人真的戒酒瘾，在饮食文化方面还是要依靠吸收东亚菜系与主菜开发的多元化来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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