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古代丝绸之路中亚国家案例：商业即生命商业城邦是古代比较稳定的贸易线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君主由于无力控制其境内的地产主势力与军队，只能通过商业税来保证稳定的财政，这在丝绸之路东线就看得出来，引发一条商路中断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最密切相关的倒是这些无足轻重的小国的能量——虽然他们既不能产出精美的丝织品、漆器或者茶叶，也没有大量丰厚的贵金属如金银提供购买力，但是他们却能够作为积极的交换者，为两端的买卖双方架起桥梁。因为这事关他们政权的稳定，否则的话，一个有着稳定农业收入的君主是不可能以官方名义积极推进对外贸易的。比如在大环境不允许发展贸易的北朝时期，也没有见到地中海世界对远东商品有多大的需求。而微妙的是，众多中亚小国都衰落了，他们的国家遭到西突厥、白匈奴以及阿兰人的袭扰与控制，成为他们或萨珊波斯的附庸。 而这个秩序的平衡就在于东亚世界的稳定。原因很简单，东亚作为丝绸之路主要的商品供应者，如果不出货，那中间转口贸易也会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纵使国王在竭力支持国内的商人发展贸易，也是难以接到货品的，这样没有吸引力，和西方的贸易就做不成了。而且作为北线的中亚诸国，其主要发货源就是ZG，而印度的香料、器皿主要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商路，通过也门乃至阿克苏姆（埃塞俄比亚）经红海到达欧洲，或者经两河、小亚细亚抵达君士坦丁堡。印度即使能发货，也与北线的国家没多大关系。每次东亚一乱，中亚钦察草原边缘的小国就一并遭殃，这倒不是首先由于游牧民族南下造成的，而是因为这些商业立国的小国都失去了内部的稳定，然后在内乱中丧失了抵御入侵的能力，或者篡权的精英为了夺權而故意将游牧民族引入国内所引发的由内而外的崩溃。
ZG古代王朝的异族政权，除了宋之前的案例经常是由内部中央集权的削弱导致的外，不少都是由于外在条件而而发生的，比如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古。并不是由于政权自身已经撑不下去了才无力抵抗的。总之，在古代，与中亚国家最常规状态下息息相关的大国就是ZG，而不是离他比较近的波斯帝国或者阿拉伯。这倒不是说古代ZG在国际贸易上投入了多大精力，事实上，即便是唐代商业最繁盛时期，一年投入的绢帛也仅仅九十余万匹，而这与国内的岁入相比不值一提，更不要说全年能生产的纺织品总量了。
而且在贸易繁盛时期，ZG的军事触角也往往深入此地。譬如西汉对大宛、乌孙的用兵，唐朝在吐火罗、火寻（花拉子模）的经略，更不要说西域长史府、北庭都护、安西都护等等军事机构的设置，本身也是对于贸易国的保护；当中原王朝的势力由于内外原因而无力供应货品、更无能力供应安全保障。无论是通过商业自筹资金组建国防军，还是请求外援都不可能。因此也就难以维持下去。这是中亚-西域小国灭亡的根本原因。 02高加索对中亚模型的扭曲：牧民与罗斯城市共同充当媒介在“罗斯海”（即基辅罗斯时代罗斯人对黑海的称谓）沿岸地区，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拜占庭与基辅罗斯。 充当中介的则既有夹在拜占庭与罗斯之间的哈扎尔汗国（可萨汗国），又有基辅罗斯本身。为什么这里的情形与亚洲东部的情形不同了呢？因为在维京人的东支——瓦里亚格人，即所谓瓦良格人南下征服东斯拉夫部落与城市时，他们虽然在军事上摧毁了旧有的东斯拉夫人政治体系，但是在新的瓦里亚格-东斯拉夫国家，或者说罗斯国家中，两者的关系，仍然是东斯拉夫人居于优势地位——因为他们是军役贵族瓦里亚格人的财政支持者，或者说纳税人。
这个问题，笔者在宗法制与分封制之辩（一）以父权力和基辅罗斯顺序制为例、宗法制与分封制之辩（二）同敌人的利益共同体两篇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而名义上执政并兼任罗斯军事力量的瓦良格人，实际上在长时段中处于受制于人的劣势，所以他们自然十分看重凭借自己力量来获得经济与军事上的保障，因此在古代罗斯编年史中一个十分有趣的特点，就是撰写者主要描述城市的内容，而对作为财政供应地的广大农村着墨甚少，这里的原因，除了作者大多是基辅、科斯特罗马等大城市的寺庙或修道院僧侣，城市商业繁荣等等显性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实际上罗斯王公实际上对于农村的控制力十分微弱，这从很多例子都能看出，譬如所谓的“索贡巡行”。 不要以为这是什么罗斯人的风俗，罗斯人也是人，不是从火星来的人，很多历史学家往往把古代的研究对象“不当人看”，总把稍微解释起来有点困难的事情用神话的态度来看待，还美其名曰“尊重史料”，根本不考虑逻辑与情理是否讲得通，仿佛古人不是人，而是神，我们现代人都是从神变成人，是“谪仙人”了，那逻辑上就更有问题了，我们既然不如古人，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没有我们的完善呢？我们又有什么能力去解释这些“神迹”呢？那干脆我们就不研究了。反正不能理解，对吧。 回到正题，他们如果有像ZG古代那样完善的税收制度，也不会愿意自己下去像土匪“吃大户”一般抢吃抢喝的，毕竟有人送来不比自己下去舒服多了吗？那我们继续想，他们是想不到派税吏小区代为征收么？肯定不是，这种使唤人的心思是个人都有。而是因为底下的经济精英反抗他们。sczl 翻阅早期编年史《往年纪事》，就会发现底下的斯拉夫人反抗是很剧烈的，譬如女大公奥莉加，她出去征讨德列夫利安人的聚落，就是为了给被杀死的丈夫，上一任大公伊戈尔报仇的，这说明索贡巡行的过程中遭到了德列夫利安人的激烈反抗，甚至杀了大公，这都表明索贡巡行绝不是像乾隆下江南那样舒坦的事，而是兼具征税与平叛等巩固政权稳定的、类似于贵霜帝国定期扫荡重新树立山头的山大王的活动，这也就证明了，罗斯国家根本没有对农村地区形成持久有效的控制，情形最多类似于西周的状况。
所以在建国初期，罗斯国家的财政供应一直是极不稳定的，这时商业税与商业利润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除了城市，罗斯编年史对于第聂伯河的水文特征、重要岛屿都有详细生动的描述，克柳切夫斯基在《俄国史教程》中对于别列赞岛与第聂伯河的商业联系做了详实的论述。位于第聂伯河河口的别列赞岛，是联通沿黑海海岸与君士坦丁堡之间贸易的重要贸易据点，附近的奥尔比亚海岸，是大公常常几个月流连忘返的驻点，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里能更多的获得拜占庭的精美货品，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贸易使他的军饷与财廪一直充沛，而不致囊中羞涩，在与叛军交战时捉襟见肘。 而且首都直接建在基辅，也是因为尽可能地靠近南方贸易线，从而更稳定地获得商业利润的财政支持。为什么不直接建在海岸线上呢。这有多个现实原因。海岸线自然可以更容易地获得最稳定的财政条件，但是诺沃罗西亚在沙俄时代对土作战接连取胜之前，基本上就是一片大草原，只适合游牧民族活动，这些人对于第聂伯河没有造成了巨大威胁，而且由于不是农耕区，所以不可能屯驻大量兵力于此，所以安全就没法保证；同时，海岸线容易遭到天灾——海水倒灌的风暴潮引发的洪灾，与人祸——拜占庭与罗斯关系时好时坏，而且在克里米亚的南端赫尔松保持存在，万一哪一天罗斯内乱，同时拜占庭军力恢复到峰值，就难免不会像对可萨汗国那样动用海陆军夹击据点。所以说，在东斯拉夫人农耕补给所能达到的最南端也就是基辅设都城，进可攻退可守，是最适中的选择。
而夹在中间的游牧民族国家，实际上倒陷入了一个被动的境地。他们的生存仰赖于对外扩张——阿拉伯、蒙古莫不如此，因为如果不扩张，他们就会在原始宗法制下为了争夺有限的财产——畜群、奴隶、亲兵而争战不休，最后又会被其他的游牧部落吞并，所以最优解不是窝里斗，而是一起打家劫舍，将矛盾外化。凡既没有完成农耕化，又没有矛盾外化的游牧民族，没有一个不崩溃的——金帐汗国、哈扎尔汗国、波洛伏齐人、佩切涅格人你只更早的匈人都是如此，在没有改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最后都是越分越小，像东周一样灭亡了。这几个罗斯的游牧邻国都处于这种倒霉的境地，他们的首领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也要通过商业贸易获得更稳固的保障，以维持生存。所以，他们也热衷于这样的活动。 不仅仅是受游牧社会内卷的威胁，这些游牧民族国家还受到南北两个农耕文明国家的挤压，而游牧民族自身向农耕的过渡与商业利润的腐蚀，使得人数上就劣势的游牧武装更加丧失了他们唯一的优势，即与游牧生活相关联的战斗力。所以在短时段内游牧民族占优势，而长时段内农耕文明占优势，这一原则在黑海北岸草原表现得十分明显。游牧民族国家在不由自主地被同化，而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为了维持这条贸易线，罗斯国家自然要打击游牧民族的袭扰；而拜占庭则为了类似于中原王朝北部防御线的考量而必然加强对北部的防御；虽然为了利益罗斯人也经常南下袭扰，但是南俄大草原的补给条件使得罗斯成功抵达与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概率几乎为零。在这个基础上，罗斯人客观上是拜占庭对付中间游牧民族的天然盟友。受夹板气的游牧民族只能同期中一方结好，否则就难逃被灭掉的命运。因此纵使凶悍如佩切涅格人，也要和武力上如宋朝的拜占庭人结盟；金帐汗国则力图在罗斯诸国建立自己的直接统治——八思哈制，但遭到激烈抵抗，最终无果，而这次失败也就奠定了金帐汗国解体的必然命运。 基辅在与拜占庭的贸易中不仅占有地缘政治角度的优势，而且其主要贸易路线——环黑海线，比游牧民族控制的与拜占庭贸易线——高加索线区位优势也大得多。山南的亚美尼亚虽然自古以来都是基督教国家的坚定盟友（与拜占庭也是），但是其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从波斯时期，到阿拉伯帝国建立，再到塞尔柱苏丹国，拜占庭由于自身的财富与缓冲边疆构想而不断与西亚帝国发生冲突。翻越高加索山本身的艰辛，山民世界传统的劫掠习俗就已经足够危险，而战火不休的巴格达与君士坦丁堡的殊死搏斗，更增加了其危险性。
走海路不仅运量更大，而受到瓦里亚格人的武装保护，也更安全，并且直达君士坦丁堡，所以西路（海路）也必然比东路（高加索陆路）更受商业欢迎，高加索的商业往来与黑海贸易的此消彼长，实际上成了反映黑海北岸势力变化的晴雨表。直到13-14世纪拜占庭衰败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弛禁了意大利人在黑海，这片曾被君士坦丁堡视为外人不可觊觎的后花园活动的自由时，这种相关性才发生了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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