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1925年日俄复交原因讨论第一则：币原外交与俄国远东策略相吻合

币原外交的出发点就是日本在远东的独占地位被打破，一种“妥协”的外交方针，被激进派视作过于懦弱和温和。之前笔者在徐树铮“西北边防军”的相关文章（从一则徐树铮经略外蒙材料谈徐氏北征原因和相关研究常见问题）中就对于皖系出兵外蒙和日本接受沙俄在北满、外蒙利权做了初步的分析，而在更早的从捷克军团叛乱看苏俄内战收复西伯利亚之原因中也对于日本后来不得不从西伯利亚撤退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招安他们也需要发大量军饷，而整个西伯利亚天寒地冻没有多少农业区，只能从外面调，比如ZG的满洲，日本的朝鲜等地。而这必然会加大英美日之间的矛盾——东北的格局原先是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据南满而俄据北满，英美之所以支持日本在满扩张，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日本，而是拿日本当枪使，是在hua的英俄矛盾与美俄矛盾的显化。当苏俄忙于同白军、干涉军在国内作战、战略收缩而无暇顾及北满时，日本就试图趁机吞下整个满洲。

但是美英可不瞎，詹天佑设计京张铁路大家都知道，但是詹天佑做中东路协约国共管委员会的技术干事的事鲜为人知。这个中东路就是清朝末年甲午败后李鸿章同俄国签《Z俄密约》的产物。华俄道胜银行出资在满敷设由赤塔到海参崴的“东省铁路”，后简称中东路。取两点间最短直线距离连接，而非苏联时期建的绕国界的二线。因此中东路虽然起终点不在ZG境内，但是几乎全部的线路都在北满。日本想独吞中东路自然不能为美英接受，由此才成立了“国际共管委员会”。这表面上看虽然是一种协约国“团结一致”的友好行为，但实际上是日本对英美的妥协。而且日本也由此明白他们是不可能满足自己独吞的愿望的，所以往西伯利亚调了好几个师团最后还是撤军。不是苏俄有多强，而是当时日本惮于英美压力而被迫吐出到嘴的肉罢了。

日本英国美国都想把他们当炮灰养去消耗红军，但是互相都捏了筷子，却互相都盯着对方警告对方不要吃。高尔察克养不起，英美日互相不让养。所以捷克军团成了没人养的孤儿，但是他们不能饿死呀，所以为了讨饭吃他们要“搞一个大新闻”，在国际上敲出声响，才能有人管他们。这个所谓的“捷克军团叛乱”其实就是一场讨饭大军的武装抗议游行罢了。

苏俄成功收复西伯利亚的关键不是成立了缓冲国远东共和国，而是甩锅捷克战俘给高尔察克和协约国干涉军，使得强大的敌人忙于内讧而没有精力支持白军。没有协约国支持的高尔察克所控制的鄂木斯克政权就是一个孤岛，等于整个欧俄与一个鄂木斯克战争，后者必输无疑。这就是矛盾转换的高超艺术——从处于劣势的苏俄-协约国矛盾（主要矛盾）抽身转移到自己有局部优势的苏俄-失去协约国支持的白卫军矛盾（次要矛盾）中，克服白卫军，以次要矛盾撬动主要矛盾，这就是红军在苏俄内战胜利的原因。

——《从捷克军团叛乱看苏俄内战收复西伯利亚之原因》

外蒙实际资源价值并不高，但是地缘重要。尤其是对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威胁。在日后日苏之间的远东战略攻防态势中也能看出。虽然日本占领了伪满，但是苏联控制了外蒙，这样就形成犄角之势——日本为了取得夹击优势，必然会夹攻滨海州，而滨海州只要不是马上沦陷，能够抵抗一段时间，就能使外蒙苏军迅速攻入伪满后方，造成伪满的被动局面。因此，如果俄国想保住西伯利亚大铁路，就必须控制外蒙，否则海参崴就是一个孤岛。所以占领外蒙，实际上可以使俄国顾及北洋政府利益，在一些问题上对H妥协；第二，北征外蒙途中必然要经过绥远、察哈尔等内蒙地域，这些地域的蒙古王公及其武装对于皖系的效忠程度能够增强，使得皖系的后方空间得到延伸，一旦与直系作战失利，还可以藉此东山再起，从坝上、“口外”反攻北京；

第三，从徐树铮与日本武官的谈话中得知，在外蒙不仅有明面上的白俄匪帮、外蒙武装，库伦还有大约100名日军，这说明日本也想获取外蒙，这在日本大陆政策和1915年日俄之间签订的关于东部内蒙古等处利益的条款中也能看出，田中义一所谓的“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日本学界认为此言出自铃木贞一，松冈洋右与重光葵都不否认此言出自日本官方报告），正是最有力写照。

段祺瑞氏与日本借款以结好，此时徐树铮再怎么“义正言辞”，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日本不仅在外蒙有活动，而且在中东路上也扶持在十月革命后如丧家之犬的沙俄铁路头子德米特里-霍尔瓦特，霍尔瓦特一口气向日本购买了10亿日元的军火，企图实现“一切军事行动一概统辖”，这说明，当时的日本对于接手沙俄在北满和外蒙的利益是有计划、有实际行动的系统措施，而非纸上谈兵，徐树铮出征外蒙中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讨好金主日本，保证段祺瑞同东京的借款同盟稳定建立起来的。

如果日本自己出兵，就吃相很难看，而且最主要的是会导致美英法等国也跟着抢肉吃，那时日本应付这么多分食者，是根本不行的，所以还不如顺水推舟，利用美国人所谓的尊重中华民国主权，来宣扬自己不干涉中国内政，既送了人情，又利用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这只白手套实现自己的目的——币原外交恰恰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主路线。所谓的币原外交，是日本外务长官币原喜重郎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维持和增进正当权益，尊重外交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改善对美苏的关系，不干涉中国内政，用经济外交代替武力争夺。币原所称的所谓“正当的权益”是指以往日本通过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侵略权益都是正当的。

外蒙与北满的问题在三次加拉罕宣言中都已经尘埃落定，特别是苏俄政权的稳定，使得将俄国傀儡化的计划落空，而这时英、美也就有了不同的路径。对于苏联来说，一方面拉巴洛会议上被冷落，与德国结好，另一方面在远东却处于一个相对积极的环境中，因为zg的情况十分特殊，不同于西欧，欧洲大陆法国、英国设了很多暗桩在中东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等等都是特洛伊木马，直接把枪口顶着苏联的脑门，摊开地图就可以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尤其是首都莫斯科距离边境也很近，不过几百公里，列宁格勒更满足不了防御的需要，这从二战德军协同芬兰包围列宁格勒就能看出，所以撤到莫斯科是一种自保。至于为什么不扯到更远的腹地，这就与当时的俄国工业分布情况相关了，如果撤到更远的内陆，虽然安全指标满足了，但是对于物资的运输、经济生产的管理都不利。形成新的政治中心对于俄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不是轻松的。

因为这与经济运行体系的重心偏移，亦即结构的变化有关。新的政治中心为了满足一般的驻地机关消费、相应的军事防御需要，就不得不建设相应的军工、运输和一般制造业产能，而这些建设很多都是纯投入的，因为新的需求是依靠财政消费形成的，而建设这些配套设施的主力也是依靠国家筹措的——不然在自然状态下为什么没有形成相应的产业集聚格局呢？这说明纯粹按经济理性考虑，选择定都的区位并不适合盈利的经济活动，因此，这个重大的财政支出基本上完全依赖赤字。类似于三线建设，这些产能的布局并非是新的需求的创造，而是将财政消费用于产能的转移——他仅仅是将自然发展的经济高地的红利抽取应用到迁都地域，类似于英国对农业的保护，就是把工业的红利抽取一部分给到农业，维持一种输血的繁荣，这和我在中所写的内耗型繁荣本质上是一样的。

脱离子业母业轨道的经济体，即依靠原料生产维持经济发展的国家实际上是最危险的，因为他的发展模式与前产业分工时代的发展模式是一样的，即依靠数量的简单积累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只不过之前的发展资源主要是人口，而现在是人口与人口之外的原料产能了。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生产资料持有者，又不得不为了牟利和保值而投资于外，如果再盲听盲信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灾难性后果也就不言而喻了。数量积累如果和子业倒灌母业的机制共存一体，那么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很多国家是仅有后者，而远东（狭义上的俄国亚洲部分，即西伯利亚或称北亚）和欧俄的关系也大抵如此，又因为计划体制下的区隔性和任务性，所以远东部分实际上就会出现上述问题，而为了缓解这种裂化的状态，从长远看也是为了加强大远东与小远东的战略捆绑，从而为欧俄部分开辟一个新的资本积累通道。

小远东的经济发展就是“迁都经济”与“数量积累”两种模式的混合体。维持在远东的持久性开发，依靠的不能是单纯的财政消费，这样带来的恶果就是越开发负担越大，越繁荣越沉重。为了小远东开发的可持续性、安全维系和大的欧俄与远东联系建构，与远东形成交换圈都是有利的。首先，可以通过这种外贸维持住自身的生产基金的积累；其次，自足的财政可以维持住安全产能的支出，而且从邻国的关系看，尤其是和邻国的利益相关方，会为此而产生相关的战略牵制，这种内外的“压舱石”给远东的安全保卫提供自然补助；最后，可以将西伯利亚的原料产能，即“数量积累”模式与欧俄的“倒灌增长”机制相结合，促进欧俄的经济增长，乃至倒灌形成的全俄国经济增长共同体。所以和大远东建立交换圈对于小远东、俄国的发展都是极重要的。

而俄国此时远东的主要威胁就是日本，而zg难以构成威胁；因此如果能够利用日资开发远东，这样就既能减轻威胁，又能“利用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zg又是日本当时的利益攸关区，所以是驻H大使加拉罕而不是专门的复交特使来做谈判。加拉罕做谈判，首先要处理的就是满蒙。满蒙首先是战略上的缓冲区，其次是经济的交换区，最后是与英美调整的国际关系窗口。

满蒙的保留真空地带，特别是东省铁路为中心的北满，就成了安全缓冲带；经济交换关系上满蒙就是在旧的沙俄、日本两势力范围各自的交换圈，在协约国远东共管委员会成立后这一区隔被模糊化，最终又回归到日苏势力范围的状态，而日苏的交换关系一旦达成，就会极大的改变战略格局，使得英美势力被隔绝在满蒙之外，而日本能够获得充沛的矿藏资源，解除了北方的防务压力（苏俄根本没有实力南下，在日苏关系正常化之后就像30年代的西欧一样，莫斯科会极力维持现状，以便实现经济上的目标，开战对于苏俄而言绝无好处，所以在西欧的集安合作上比英法还积极）；对于苏联而言，这恰恰就实现了安全与经济诉求。因此，这个合作对于双方有利无弊。

但是对于夹在中间的zg而言则是十分不利的。首先一个地区的力量平衡都是有对立双方构成的，如1907年英俄协约之前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之所以能够维持名义上的相对独立，就是由英俄对抗的大气候决定的，一旦英俄对抗格局瓦解，土耳其就处于危险之中。同样，亲日的奉系在关内的失败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得向美国的转向更加迅速。南京国民政府本来寄希望于原先主导长江流域的英国来调解这种战略失衡，但是英国本身就与日本一直保持着事实伙伴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在一战后华盛顿会议拆散英日同盟后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得到增强，这从《有田-克莱齐协定》赤裸裸的支持日本侵华就能看出。为了遏制美国在远东的扩张，不惜以支持日本侵华来阻遏，这就加速了常凯申向美国的靠拢，甚至可以说，1946年通商航海条约的签署与内战中铁杆后台的关系，都可以被视作战前就已经产生的大转向的必然结果。

那么苏联为什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到《苏日中立条约》签署前大力支援国民政府呢？这是因为对苏联而言，远东也产生了对立破坏的局面。原本在奉系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存在的日本与英美的“再分配”矛盾，被日英合作，美国“配合”的“日美协调”所打破。苏联的另一个更重大战略威胁，也就是在H积极扩张、并金融控制德国的美国也与日本保持“不冲突”，但是诡异的是为什么美国对日本也姑息纵容呢？这就有可能演变为对于苏联的联合进攻，然后瓜分俄国与zg的分赃可能。在苏联角度分析美国的“不干预”、“不冲突”，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美德集团与英日集团之间的战略交换——由前者获取欧洲大陆战略利益换取英日在东方的战略利益，所以苏联的西部面临前者的威胁，而东部面临后者的威胁，所以此时苏联希望zg能够尽可能的拖住日本，从而保住自己的东部，而在西部更多的集中资源来对付更大的威胁——因为根据上述研判，苏联在西部面对的情况很可能不仅有美国、德国，还有英国，而紧紧跟随英国的法国也很难说不参与，意大利在德国带领下也会。所以实际上西部在战略预想中是远比东方更危险的。

因此顶住远东才能预备足够多的军力集中到西部。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按照一战经验看，也就是将足够多的的兵力集中到尽可能靠西的界线上，从而长期的将敌人顶在战线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东方战线建立后直到德军闪击战，苏军的主力一线部队都贴近“东方战线”。因为莫斯科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战争最后会演变成会一场高消耗、高强度、长时段的相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