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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很多现实主义的分析，今天也从“文化论”角度来写一写文明的内容。虽然这种写法并不科学，也有一点“布尔乔亚”的迂腐味。在文化决定论背后透露着婆罗门的野心、以自由为名的《等待戈多》：婆罗门与刹帝利的苦肉计和小共同体本位拥趸心态考等篇中已经有过详述，此处不提。今日所写，非惟实用，故若有迂阔之处，诸君不必计较，权当以文字为游戏，一笑了之。 文明如果按照斯宾格勒的看法，就是一个生命体，后来汤因比也发展了这种观点。有趣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一直脱不开这种黑格尔阴影，将明显具有个别性的文明当做一个容器，来承担普遍性历史发展的轨迹。不过这也怪不得这些老先生，乃文人的局限性所致。无论多么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总总摆脱不了潜意识或实用性的文化决定论，这也是婆罗门的根性。生命的消长，是肉体的毁灭，对于他个人而言，也是灵魂的毁灭。个人传递下去的只有子嗣的肉体，而无自己的精神。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事迹常有，从圣贤的父辈堕落为狗熊的儿子也不少见。所以，唯一稳定传递下去的只有基因所造成的肉体。然而对整个群体，或者群体之上更大规模的社会或者国家而言，群体的身死，稳定留下的却是思想与文化。这样从宏观看来，一个社會的生命确乎是不系于肉体，而系于“群体的精神”的不灭了。 群体的精神之所以能传承下去，依赖的就是稳定的机制，也就是制度、风俗和道德。这些或软或硬的文化，就成为一个文明的内在“灵魂”。它的肉体——民众和各种实物，可以随时被毁灭或者更替，但是他并不会因此而灭亡，因为只要有这种灵魂，它的肉体就可以随时再长出来。这种朴素的观念就是民众心中对文化灵魂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是本末倒置的，然而仅仅从文化史角度出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里从经验出发，对“文化国家”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我喜欢用“文化国家”而不是“文明”的提法呢？因为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已经能够发现，这种“群体的精神”，其形态、盛衰都是依托于意识和文化的，而对于实体的世界并没有同样大的作用，更多的就是意识形态领域。文化国家这个词汇，不仅写出了其非物质性，而且点明了其功能，是为了宏观共同体的意志的延续而存在的。因此，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意义上的文明，就是这种“文化国家”，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和利用他们留下的理论遗产，就是十分丰富和有价值的了。下文中出现的词，无论是文明，还是文化国家，都是一个意思。 文明的兴盛并不依靠对传统虔诚的皈依或者无限贪婪的索取。两者长期服用对文明都是有害的。这两种品质在单数的人身上会导致事业的成功，但是对于复数的人所构成的文明而言是无意义的，一旦困于这种工具，整个文明就会被工具内卷，也就是说，本来想下棋的对弈者，逐渐的丧失理性，成为棋子的棋子。知识分子的无知在于，沉迷于文化决定论而不可自拔，奉之为圭臬。运动、变化乃常道，从静止的观点出发，利用相对静止的概念去维护一个与客观实际相违背的空洞学说，这才是他们迂阔、失败的根源。同样，文明也不单靠守成或者索取维持兴盛，所谓文明都会死亡一说，其实就文化语言来说是对的，因为相对静止的心态决定了它不可能在绝对运动的世界上永生。 灵魂中赖以永生的成分并不在于他自身的高贵或低贱，而是他基因里顺应潮流的部分。所谓潮流，并不像海岸早晚的潮汐，涌动只在特定的时间，而是一直不息，因此，所谓被动与主动的“冲击-反应”模式，实际上也是有一点道理的，他唯一的错误，也是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这种存在于人自身的运动潮流剔除出人身，而是当成一种宿命来对待。这种把人性中的存在属性与人性对立起来，并将之客体化、神化，这正是兰克所在的19世纪“科学主义”的遗存。 同时也可见兰克派的渗透痕迹之深，已经超越一般的分析哲学，进入到思辨哲学之中。不过，这种尝试虽然失败，但是却和布克哈特一样在为治疗兰克自身的顽疾寻求良方，从分析哲学内的文化史研究，再到进入思辨哲学内的思辨兰克化，西方史哲在一步步的向着修正兰克结构性弊病的道路迈进。另一方面，就是葛兰西、霍布斯鲍姆的西方maxism，当然，这种试图通过布克哈特道路解说maxism并利用之的路径也失败了，但是最终他们将寻找到自己的出路，也就是max自己也没能完全走出来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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