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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兴县成立于1965年，而在此之前，海兴县域由山东无棣、河北庆云、新海（后来的黄骅）与盐山四县辖制。也就是说，直到建国后近20年，海兴县才有了成立的必要，那么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和当时的治水有较大关系。 以今天的香坊和小山乡为例，当时他们与朱王、宋王、辛集、良户和付赵等七个乡共同归属无棣县管理，但在1964年，他们都被划入盐山县。无棣县沿袭的是民国乃至前清的区划。如果按照唐朝山川形便的原则，四女寺减河（也就是后来的漳卫新河）以北的杨埕、付赵和山后等公社，都应该归属河以北的盐山、新海等县管理，但是却被划给了河以南的无棣县。究其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地方政区叛乱，而继承的元代犬牙交错原则，使地方官员管理时无法安心依托自然屏障守御自由王国，河南江北行省、湖广行省等跨长江两岸的行中书省都是如此。 1963年从无棣县入海的漳卫新河所在流域发生大规模洪灾，不仅冲垮了1958年修筑的杨埕水库，而且给无棣县在内的沿岸诸县造成了严重损失。事实上，漳卫南运河水系一直是洪涝多发区，仅1948-1963年，就先后发生了7次洪灾，而且其中1953-1956四年更是连续发生四次水灾，水灾的主要原因是上游的漳河、卫河两河流域暴雨山洪，还有一次是浙江台风北上导致上游水量激增，另外漳卫新河前身四女寺减河的泄洪设计容量太小，河道又经年失修，所以淤积甚多，亦不利于排洪。然而，在洪灾频发的背景下，无棣、新海等县却还面临着缺水的窘境。直到2008年后的沧州东部引水工程，通过引黄济冀线路，海兴县的城镇和部分农村居民才结束了长期饮用高氟水和苦咸水的历史。在没有跨流域调水的五六十年代，今海兴县所在的无棣、黄骅居民更是直饮高氟水或苦咸水。海兴县的水资源虽然在河北省并不算低，但其人均量仅有全国人均的1/7，而且地表水稀少，浅层地表水又是苦咸水，所以只能打井喝深层地下水。苦咸水不仅不适宜人饮用，而且不适宜耕地灌溉。因此，仅就自然禀赋而言，这一地区的生产生活用水十分紧张。 因此，沿河滨海的地方政府都有两个最重要的任务——防洪和蓄水没有防洪，就没有安定的生产环境；没有蓄水，就难以保障必要的生产生活所需。因此，集两者于一身，就形成了水库方案。1958年，无棣县政府组织民工开挖了杨埕水库。当然，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历年水灾的资料都表明，其洪灾原因在上游，不解决上游的水患，洪灾是不可能通过下游的补救来解决的，只能有限缓解。1963年洪灾发生后，杨埕水库被弃置二十余年，直到1977年才重新启用。这里固然有无棣县一县治理水患的职权局限，而另外一点不容忽视的原因就在于新管理机构的成立，使得无棣县已经没必要再去处置。1958年，也就是水库修成的同一年，隶属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的漳卫南运河管理局成立，真正摆脱各县各自为战的局部治水，开始了以全流域为单位的治水新纪元。 在治河初期，流域内治水仍然是以被动防治为主，只是这种被动防御不再是各个县为主体，而是以全流域为单位统筹部署，而后才逐渐地向主动应对转变。统筹部署的优势很明显，特别是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杨埕7社原先归属无棣县时，在四女寺减河发大水时，河北的7社根本没办法与河南的县城本部联系，这就耽误了抗洪抢险的最佳时机；即便能够联系上，真正能主要提供物资和人力的还是河北省，所以联系完之后无棣县还要上报山东省，山东省再去联系河北，河北再责成邻县提供物力人力支援。这其中行政审批的制度成本，远高于直属河北省县的成本。这样才出现了1964年杨埕7社划入河北省，并归入盐山县的情形。然而，在河北省，即便能够更快的调动资源防洪，却仍然面临着与无棣县一样的窘境，修建水库虽然不能根治洪水，却是县级政区权限范围内能做的最大事。而且，在河北省内，黄骅、庆云和盐山，虽然是三个县，但实际抗洪时却基本上是一个河段，但是应对洪灾是调度的支援资源，却要上报审批三次，因此是一种效率上的浪费与拖沓，三县临河地带合并到一起，成立一个统一的治洪县，就能一次上报所有需要的量，也更有利于抗洪。 除了最大限度提升配置抗洪资源的能力被动防御，另外一点就是主动应对，根除洪灾，这一任务显然落到了漳卫南运河管理局身上。在管理局成立之前，四女寺减河就已经改造过枢纽，拓宽河道，增强了行洪能力，从原先的300-400秒立米提升到800秒立米；但是1963年的几千秒立米洪峰，使得近一倍的扩容显得十分苍白无力。除了恩县洼，所用的分洪机制都已使用，然而仍然造成了严重的洪灾。经历过当年洪灾的老人在回忆中描述称，“船在高粱上走”，“手一摸水里（粗糙的）摩（擦）船的东西，一模就能感觉出是高粱”。高粱是鲁西北平原上常见的一种粮作，较小麦、玉米水稻都更耐盐碱，因其秸秆高大耐烧，常作为燃料使用。可见洪水早已经淹过了人们种植的高个儿作物，直逼居民逃难的船。 1965年成立海兴县后，整体河道就进行了两次清淤扩建，将河道行洪能力按30年一遇的标准，提升到4000秒立米的级别。杨埕等社农民也参与了此次清淤、扩容工程，被他们成为“挑河”。六十与七十年代进行了两次“挑河”。在这之后将近20年的时间，当地没有在发生洪灾，直到1990年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险情，但在1998年全国多地大规模洪水的背景下，漳卫新河却没有发生类似1963年洪灾，不得不说一个奇迹，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年挑河在内的全流域治理工程。除了在四女寺减河清淤扩容，改建成漳卫新河，管理局还在全流域新设多处节制闸、蓄洪区和水库，如岳城水库，总容量13亿立方米，1959年开工，于1970年最终建成。1982、1996年两次洪峰都被岳城水库有效削弱，才没有使下游遭受40-50年代的水灾。可以说，全流域综合治理是治本，而海兴是治标，标本结合才能在长期与中短期内保证洪水不再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这也是沿岸地区发展经济的首要前提。 1965-1980年间，海兴县农村的粮食、西瓜等作物种植得到发展，到80年代一度还出现了乡拖拉机站，为各村提供机耕服务；1981年开始，海兴县又推进盐田建设，在山后、海丰、常庄子等沿海的小山、付赵和香坊自然村都出现了村集体或国有盐田经营项目，带动农村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甚至在辛集等地也出现了盐场。当地的青锋、青先等农场也参与到盐场开办热潮之中。随着盐品供应日趋饱和，以及海盐采选过程中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当地居民逐步减少在盐场中的就业比重，逐步向周边的工业城市转移，仅某庄一个村，就有90%以上的人口依赖在外打工生活，而且主要是周边的工业化城市，集中在省内，特别是沧州东部海兴与黄骅两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本地的产业升级与分工，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上述村共260户村民中，就有100多户靠着打工收入在打工的小城市买下了商品房。如果没有水患的治理，就不可能有粮食的稳定种植、盐田的垦辟、机械化与就业结构的改变，也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改变的收入的提升。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直到四年前，这个小县城还是国家贫困县，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如此大的改善，特别是东部的小山、香坊和原付赵乡，在渤海新区的辐射带动下，其改变的幅度和效率也更为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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