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枢元丨当冯杰遇上汪曾祺

远离家乡许多年，对家乡的眷恋从未消减，不知道什么时候，对家乡的当代文坛暗暗生出两个期盼。

一是期待一本刊物。那是源于我到苏州后，看到陆文夫先生创办的《苏州杂志》，无论古今，无论中外，只发表与苏州相关的文字，就这样的一本杂志持续办了30多年，至今仍然生气勃勃。我的老家开封的历史积淀、精神遗存、物华人文、世风民情并不次于苏州。苏州是说不尽的，开封也是说不尽的，为什么就不能办一本只谈开封的杂志?

二是期待一位作家。以中原5000年文化的沃野，以这块曾经诞生了老子、列子、庄子的土地，应该生长出一位擅长书写传统文化的作家，一位接续传统文化人香火的作家，如我所倾心的江苏高邮籍作家汪曾祺。

第一个期待不说了，如今办刊物绝非几个文化同人说了就算的。

第二个期待，认识冯杰后，我看到了希望。

我认识冯杰很晚，五六年前，在济源的一次聚会上第一次见到他：端庄的面容，浑厚的口音，穿一件对襟布衣，文雅中透递出乡野的风韵。会下他送我一本新著《猪身上的一条公路》。我在回苏州的高铁上开卷展读，令我大吃一惊，中原作家群里竟有如此别致的手笔：质朴、消散、清简、隽永，泥土的气息里飘逸出野花的芬芳。行文布阵也还有几分纤细的狡黠，像那青青草叶上的芒刺。记得当时我就给他发送了短信，表达我掩饰不住的倾慕。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在中国内陆不显山、不露水的作家，已经四次荣获“梁实秋散文奖”、多次荣获联合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深受痖弦、林清玄、张晓风等文坛大家的赏识。

我认识汪曾祺先生，要早很多，大约在三十年前。

头一天在鲁迅文学院吃饭，汪先生当着一桌人的面拿我“开涮”，说鲁枢元的文章比某某大报社论写得好。这对比有些不伦不类，我知道他老人家其实是在给那篇社论添堵。第二天，我和北师大的童庆炳教授登门拜望，老头很高兴，临走还送我们一人一幅画。送童教授的是红梅，送我的是“山丹丹”，一块灰黄的土石，几朵瘦劲的小花。说这是陕北黄土高坡上一种很普通的花，能在非常贫瘠的土地一年开一朵花。我听了若有所悟，心里很感动。回来后曾发表一篇短文：《汪曾祺的画》，说汪老爷子画画不过是游戏笔墨，恣意性情，无论妍媸，乐在其中。

有两件事，可以见出我对汪曾祺的推崇。

20世纪80代，我刚调进郑州大学不久，在课堂上讲文学创作心理，那时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刚刚发表，我讲到其中一个细节：小锡匠十一子与少女巧云是一对恋人，当地恶霸刘号长不但抢占了巧云的身体还把小锡匠打了个半死。为了救活小锡匠，按照当地的偏方往小锡匠嘴里灌尿碱汤。巧云端着一碗从尿罐子里刮来的尿碱汤，在灌十一子时，“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先尝了一口”。这令我和听讲的一班学生都像如雷击般地受到震动。我说，比十一子与巧云更早品尝这碗尿碱汤的，应该是作者。而这时，我的嘴里以及同学们的嘴里都已经满是尿碱汤的味道!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关于文学语言，汪曾祺小说与散文不但深得中国古代笔记文、小品文的精髓，而且又能化进现代白话的肉身。他曾以京剧语言为例，说京剧语言太粗糙，有时甚至文理不通。板腔体不如昆曲的曲牌体灵动，但昆曲太文雅，拒斥了一般大众。汪曾祺的追求是将“现成的大白话”写出“精尖新鲜”的效果。看上去全是活泛、上口的大白话，放在一定的语境中却成了妙趣横生的“高精尖”。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他说自己并不总能做到，比如《沙家浜》中的唱词：“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上句还好，下句就“水”了。这之前我曾经写过一本《超越语言》的专著，还得到不少作家朋友力挺，却未曾涉及“汪氏高论”，这叫我遗憾许多天。

在我看来，汪曾祺不是一位“专业作家”，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除了绘画、写作，他还是一位美食家，他和陆文夫一样会吃，但却比陆文夫会做，白菜、豆腐、虾皮、鸡脚，经他一倒腾，全是风味佳肴。

美术、美文、美食，他都有自己的见地与造诣。贾平凹说他：一只文狐修炼成了精；梁文道说他：一碗白粥熬成了美味!

就以上三点来说，当下的冯杰也都渐入佳境。

汪曾祺说自己的画没有师承，或者如杜甫诗中所说“转益多师是汝师”，属自学成才。但不难看出他的画作之中吴门画派的儒雅与清俏。他画的是中国画，但有一些作品显然又吸收了西方印象派画家的风格，用色斑斓而迷离。

冯杰画名日显，我不知道他是否拜过师，纵观其绘画史，似乎是在齐白石的路径上紧跑慢追，他追慕的应是齐白石进京后的晚年画风，大写意的花草果蔬，工笔细写的蜂蝶草虫。齐白石之后是黄永玉，冯杰学得黄永玉的几分冷眼与热讽，他画的“红荷”，是京郊万荷堂的品种；他的猫头鹰与黄家的猫头鹰应属一个谱系。近年来，冯杰画作的笔墨情致日益纵横自如，有些佳作堪与汪老先生相比拼。

优秀作家得之于独自的言语风格，人们品评汪曾祺的文字满是市井烟火味，如明清小品，开窗就能闻到荷花香、梅花香。读汪曾祺，可以让人解脱名缰利锁、超然于庸俗与猥琐。底层有网民发布读后感：上司不待见我时，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别人待见不待见，关我屁事!

冯杰的字里行间，更多的是乡土气息，是雨后菜园里的清气，秋夜月光下的薄雾，茅舍里散出的炊烟，牲口棚里飘来的粪香。

“歌谣月光般透明，清澈。乡村冬夜里一共有两种液体：月光和尿。”这是冯杰在短文《挤尿床》里写下的一段话，写儿时寒夜村童们抱团取暖的情景，只有冯杰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这或许就是海外评论家所说的在最平庸的地方酿造出极难得的贵气。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斯奈德(Gary Snyder)说过：好文章是一种“野生”语言，是自自然然长出来的，你或许要种的是芸豆，但也可能长出几株野豌豆、蒲公英、马兰花、狗尾巴草，还会飞进来小鸟儿、蝴蝶和黄蜂，不可预测反而增添许多逸趣，也生出更多的会心与感悟。冯杰的文字就是一片野地。当你在职场或仕途攀爬、打拼、竞争、奋斗得心神疲惫时，不妨读一读冯杰，你便会觉得还是平平淡淡过日子、自自在在做人好。

冯杰也是一位美食家，出版过一部《说食画》，能烧一桌好菜，据说还持有厨师上岗证!他曾经对我说过：凉拌黄瓜，黄瓜不能用刀切，一定要用刀平着拍，一刀拍下，不能回刀，保汁保味，吃起来嘎嘣脆。

同是美食家，汪曾祺的美食是河豚海参、土豆蔓菁，雅俗共赏、南北通吃；冯杰拿手的多半是北中原的农家菜：蒸一笼好面馍，腌一碟白菜根，插一锅玉米糁糊涂，要是再配上一筐大槽油炸的焦叶，吃起来那才叫真得法!冯杰的食谱及其操作手法，会让汪老先生看得头晕!冯杰自己解释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写的终究不是菜谱是亲情。

还有书法。文人圈里，对汪曾祺的书法评价很高：源起二王，旁取汉隶，兼得米蔡神韵，纯熟的笔墨、安然的气度，非一般“书家”所能效仿。我于书学是门外汉，只能看出冯杰的字是学苏东坡的。比起东坡真迹写得还要扁一些，显出冯氏自己的特色。

汪曾祺、冯杰写诗、写散文、写短篇小说都没有鸿篇巨制。

我敬重那些创作长篇的作家，古人里有施耐庵、曹雪芹，外国人里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活在当下的有我们河南籍的李佩甫、阎连科、周大新、刘震云、李洱等，一张文学版图，如若没有这些高山峻岭，难以显现宏伟气象。

鸿篇巨制沟壑纵横、山高林密固然风光满满，短篇佳作其实也难能可贵。契诃夫、茨威格、卡尔维诺、蒲宁是写短篇的名家，《小石潭记》《奉天寺夜游》乃千古绝唱，鲁迅最好的文学作品是《野草》《朝花夕拾》《彷徨》。

汪曾祺，还有冯杰的那些精彩短篇，该是山川中遗落的翡翠、和田，未凿之璞一样晶莹生辉、温润而泽，清越绵长。“君子比德于玉”，玉石还是人品的象征。在中国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中，玉可以滋阴气、壮肾阳、除中热、解烦懑、润心肺、助声喉、滋毛发、养五脏、安魂魄、疏血脉、明耳目，成了济世良方了!

我曾经斗胆品藻过当代文坛的小说家：能写小说，却写不好散文的，只能叫小说家；能写小说，又能写一手好散文的，方算得上真正的文学家。

“山蕴玉而生辉”，大山蕴含了美玉便会显现出更多的光彩。而玉石累积多了也会显现出大山的气象。可以举出的古人例子，那就是志怪志异500篇、另有俚曲、唱本、杂书、俗字百万的蒲松龄。

写到这里，需要赶紧声明一下：冯杰可没有说过自己是和田、翡翠；他说他连文坛上的“主粮”都算不上，与其他作家相比，他写下的那些篇什只能算是“小杂粮”，文学的豌豆、黑豆、绿豆、荞麦、燕麦、莜麦，以前多用来喂牲口，殊不料如今竟成了大都市饭桌上的稀罕物。

我喜欢吃小杂粮，我承认我对冯杰这位作家有偏爱。我的偏爱是有来由的。

冯杰津津乐道的“北中原”，我猜想就是河南境内黄河以北长垣、滑县、封丘、延津不大的一块地域。我祖母的娘家在封丘北关杜庄，小时候总听到“河北来客了”，并不是河北省来客人了，而是我的舅爷爷、姨姥姥们从黄河北边过来了。

他新近出版的《北中原》开首第一篇，谈的是“猞猁”，这是大多数人都不熟悉的一种动物，然而我与冯杰无意中却在这里有了交集。冯杰说他是在上小学时知道有一种动物叫“猞猁”，直到2017年才见到实物，是在大兴安岭林区漠河市的陈列馆里。尽管不过是一只填了糠的标本，散文家仍然对其挥洒了一大篇天马行空的议论。

我也没过活的猞猁，也只是看过猞猁标本，但比冯杰要早些。第一次是1987年秋天在意大利，最早的国际生态保护组织“罗马俱乐部”的总部就设立在一座名为“猞猁学院”的古老建筑里，当年伽利略的研究室也在这里。大厅的显著位置供奉着一只猞猁标本，接待我们的加博里叶里教授说“猞猁”是他们学院的图腾，这是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它有着锐利的目光、敏捷的四肢，既能够及时觉察到环境的细微变化，又能够迅速付诸行动。第二次见到猞猁，是2012年，也是在漠河，也是一只填了糠的猞猁标本，我想这与冯杰看到的该是同一只猞猁，这岂不是缘分!

冯杰不久前出版了一部《非尔雅》，其中搜集了他的北中原大量日常用语，如突碌、栽嘴、徐顾、结记、暮忽灯、苦楚皮、狗挠蛋、老鳖一，如果说给别人，可能一脸惊愕加狐疑，而我全能会心一笑。这也是当年我奶奶、我老爹的口头语。冯杰将其转换成文字，甚至还从《金瓶梅词典》里找出依据，证实明代北中原人就是这样说的。冯杰有些解说很贴切，如“结记”，解释为惦记、记挂、操心，可能是从“结绳记事”传留下来的。这话我信，我祖籍的村子叫“绳庄”，旁边的村子叫“盆窑”，都是仰韶文化遗存。有些口语并没有汉字的发音，《非尔雅》留下了漏洞，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还有些解释，我暂时存疑，如“梦僧雨”，太过浪漫了，我觉得是“蒙丝雨”“蒙星雨”，或许不过说“转”了音。或许是我“过于执”了，冯杰的用心仍不过在张扬他的梦中思绪。

冯杰在他的书中还曾写到“瓦松”，称其为“瓦精”，而且是“蓝色”的：“瓦松是老屋的羽毛”，“颜色幽暗、明澈，像蓝精灵一样”。天啊，“蓝瓦松”那可是我的图腾，20年前我写过一本追忆童年的书，书名就叫《蓝瓦松》。在书中我写道：“我的那些蓝瓦松，高高地蹲踞在蓝天下的瓦垄上，荧荧惑惑，默默地俯视着我的那个小院、那座古城，仿若上苍对于尘世的某种见证。”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与冯杰的心是相通的。

还有，冯杰对来访的记者说：“我最羡慕的文人是陶渊明，他是我的偶像。”冯杰应该知道我曾诚心诚意地写过一本关于陶渊明的书，如今在国内、国外已经出版了三个不同的版本。

以上啰里啰唆说了这么多，都是为了和冯杰套近乎。

汪曾祺、冯杰相差不止一代人，都是我偏爱的作家，因此下意识里总是将他们二人做比较。汪曾祺也应当是冯杰心仪的前辈作家。早年，当冯杰还在一心扑在诗歌创作时，曾为他的一本《诗集》向汪老求序，汪老给他写了一封非常认真的回信，说自己已经三四十年不读诗了，偶尔看到报刊上的时下新诗，“瞠目不能别其高下”，故而也难以判断冯杰诗歌的“段位”。序没有写，可能是怕青年诗人伤心，汪老特别给他一横一竖题写了两幅字：“乡土原色”，也应是暖心暖肺的寄语。

前边说了冯杰与汪曾祺的许多共同处，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一点交集。最后，该说一说他们之间的差异了。或者说，冯杰比起汪曾祺缺少了些什么。

首先是家庭出身。

汪曾祺的祖父汪公铭圃是清朝末科“拔贡”，一位“德艺双馨”的眼科名医，靠自己的本事与人望挣下一份殷实的家业。汪曾祺出生的时候，家里还拥有两千多亩地、两百多间房、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家藏古董字画无算，商代的青铜彝鼎、唐代的碑帖拓本、明代御制的浑天仪、清代郑板桥的六尺兰花横批。父亲汪淡如多才多艺，音乐绘画、金石书法均有一定的造诣，种花养鸟、弹琴下棋无所不精，甚至还是一位擅长游泳、体操、篮球、足球的体育健将!汪曾祺的家在高邮城即使不说是望族，也是名门。按照后来的阶级划分，当数“地主兼资本家”，自己则是大宅门里的大少爷。

冯杰家大约属于贫下中农，父亲虽然进县城做了银行的职员，但很多时候还要靠母亲做裁缝补贴家用。不曾听他谈过自己家族的历史，唯一可以拿来炫耀的，是姥姥、姥爷的贫穷、朴实、勤劳、善良，还有农民的智慧。

出身之外，不同的还有地域上的差异，生态学上叫生态序位不同，如《晏子春秋》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不同。这里并不存在地域歧视，就功用而言，枳可以入药：舒肝止痛，破气散郁，消食化滞，除痰镇咳。汪曾祺先生的龙脉在南方水乡；冯杰的根须扎在中原沃土，文化色彩远不相同。

至于人生阅历，冯杰与汪曾祺是两代人，时代不同，悬殊甚大。

汪曾祺出生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青少年遇上国土板荡、生灵涂炭，中小学接连迁徙在高邮、淮安、扬州、盐城间。后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流落昆明，考进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毕业后曾在昆明、上海的中学任教，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打工，北平解放后随南下工作团到过广州、武汉，最后又回到北京市文联编刊物，在老舍、赵树理手下做编辑。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种土豆，1962年调到北京京剧团。“文革”中参与革命样板戏创作有功曾登上天安门，“文革”后因被江青赏识而沦为“阶下囚”。此前发表过一些小说，还出版过集子，均无太大反响。1980年，短篇小说《受戒》被主编李清泉奋不顾身地发表在《北京文艺》上，一炮走红，一发不可收拾，开创了春风得意的新时期。

比起汪曾祺纵横江湖、跌宕翻滚的阅历，冯杰的人生是足够平静的。他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青年时代赶上改革开放的好年头。俗谓“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两人则都是逆流而上，汪曾祺修炼成“乱世佳人”，冯杰在“太平盛世”努力不做仰人鼻息的动物。

冯杰从小和姥爷、姥姥生活在滑县的一个村子里，上学、逃课、喂鸡、放羊、割草、拾粪、种地、卖菜，月亮地儿里唱儿歌，豆油灯下听故事。毕业后在县城银行做一名信贷员，或许是数学成绩太差，最终跳出金融圈反倒在文坛干得风生水起。他16岁开始发表作品，恰恰是汪曾祺蛰伏60年后开始腾云驾雾、兴风作浪的那一年。

冯杰在大陆却没有遇上李清泉那样的伯乐。直到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在海峡彼岸出版，一项接一项地获奖，方才由豫北小县挪窝到省会郑州。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遇到许多学界大师：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金岳霖，尤其是让他一生感戴不尽的沈从文。西南联大的作文满分100分，汪曾祺的一篇课堂习作，沈老师看了满心欢喜竟打了120分。离开昆明，汪曾祺在香港、上海那几年，战火纷飞、亲友离散、工作无着，人生处于至暗时期，曾一度想要自杀。沈老师去信大骂他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毕竟恩师了解他，最终还是这支笔给他带来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冯杰在文坛发迹主要靠的是自学。据他说也还是有所师承的，即他的“文学姥爷”“文学姥姥”。或许还有牛屋里的“先生”、瓜棚里的“师傅”。姥姥、姥爷们输送的文学营养固然珍贵，牛屋瓜棚的功课固然别致，但毕竟不如沈从文、闻一多们来得直接，来得宏阔。汪曾祺算得上文学队伍中的王牌军，冯杰则出身于游击队。

再者，起跑线上的阅读也大为不同，在汪曾祺是《论语》《孟子》《淮南子》《日知录》《夜行船》《红楼梦》《镜花缘》《南无妙法莲华经》，在冯杰这里则是《太行志》《大刀记》《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敌后武工队》《少女的心》《一只绣花鞋》，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外部生活的贫瘠，反而激发出冯杰对于内心丰蕴的渴求，在后来的日子里，经史子集、希腊罗马，广收博取，夜以继日。

汪曾祺老先生已经去世多年，在国内外读书界的影响有增无减，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文学艺术成就已经足以将他请进中国文学的先贤祠、万神殿。

冯杰刚刚攀爬上文学圣殿的数级台阶，而他赖以栖身的北中原已经令人担忧。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国农村正在迅速沦陷，冯杰说他并不打算紧随现代化的战车一往直前。那么，当记忆中的乡土已经渐行渐远，牧童短笛、乡居小唱也都已经随风飘散，姥姥的脚印也已经消失在黄昏的沙滩上，冯杰的乡间小路还能走多远?

不朽的文学需要作家的定力，需要作家跨越时代的慧心与感悟。以我的期待，那位从北中原留香寨走出来的文学青年，最终将成为一位中国文化精神杰出的守望者，中国当代文坛难得的一位乡土赤子。

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1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