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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是不是容易“上当的红学家”?——与《红楼梦》相遇的N种方法(第2辑)

 镇海中学魏建宽 2022-07-05 发布于浙江

周汝昌是不是容易“上当的红学家”?

     ——与《红楼梦》相遇的N种方法(第2辑)

老魏:如果一个人偶尔上当了,做了某件事,事后清醒了,剩下的可能就是后悔了;如果一个人一辈子甘愿选择做某件事,乐在其中地做某件事,任由他人批评也好,嘲笑也好,就是痴心不改,他人是不是该用另一种眼光打量?

——周汝昌29岁时因一篇红学论文而爱上了《红楼梦》研究,然后一辈子研究《红楼梦》,且痴心不改,他就是这样一个一辈子“愿意上当”的人!

 (周汝昌先生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说《红楼梦》)

(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周汝昌文,赵华川图)

一、李国文不点名地称周汝昌是“上当的红学家”

   记得十多年前,读到李国文先生的一篇妙文,题为《上当的红学家》,文中不点明地批评周汝昌先生为“上当的红学家”,文章很长,我只选两段——

我一直认为脂砚斋像鲁迅文章中提过的一位阔少,读《红楼梦》太深,陷入角色不能自拔,便到四马路的会乐里,清末民初,那是上海滩的红灯区,发出七八张堂会局票。然后,黄包车拉来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莺莺燕燕地围住了他,便派定自己是宝哥哥那样的自作多情,才生出那么多的感喟吧?有的红学家竟拾俞平伯的余唾,认为这位太滥情的脂评主角,非小说中人史湘云莫属。如果真是这样,《红楼梦》岂不是曹雪芹和他太太开的夫妻店里的产品

这类滑稽透顶的笑话,都是以今人行事的准则,去度量古人的结果。只有在市场经济追求钞票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妻子写出了名,先生也搭起了顺风车;儿子成了神童,老爹也跟着老王卖瓜的抓钱一族。曹雪芹没落,但并不堕落,他可以赊酒,但绝不揩油。古人也有小人,曹还不至于是,就冲他的一部原稿辗转借走传抄,弄得七零八落的这样轻信于朋友,可见他君子风,大于小人气。如果,他有一位红袖添香夜著书的夫人,果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史潮云,为他当家作主,不但借阅困难,传抄就更无可能,那么,全书原璧留存后世,岂不使红学家无事可干,无文可写,等着下岗吗了

     李国文先生的“有的红学家竟拾俞平伯的余唾,认为这位太滥情的脂评主角,非小说中人史湘云莫属”这一句中的“有的红学家”,就是直指周汝昌!

    这有周汝昌的《曹雪芹画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中的文字为证——

        如今,正好来了表妹,正好她关心这部奇书。雪芹心里格外高兴,平添了百倍的心力笔力。他想:表妹的重现,给书的大章法重立了骨干,确定了原先难定的大格局。从三十回往后,笔法故事,要统统全新了。

        话说自从雪芹与梦霞表妹重会之后,两个一心一计,一边著书,一边批书,做得十分得味。雪芹见表妹批得好,便要她署名,将书定为《梦霞重评石头记》。表妹说不可,怕坏人总在盯住我们,又引起祸端,还是不立名目的好。雪芹不以为然,说辛苦著书,不是为了自己看,是为向后世人表明我们一段奇冤苦命,也为了给闺阁传神写照;如不留痕迹,我心何安?但是可以想个妙方,变幻一下,则大快于吾心矣。

        二人计议一番,还是雪芹想出一条妙策来。他说:几经灾祸,任什么都非我有了,惟有一物,终不忍离,因可藏在身上,故未丢失——明朝名妓薛素素的研脂小砚尚在!素素奇女子,身怀绝技,号称“一绝”,古今第一!我曾于前三年(乾隆十九年)拟定书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内有我的批注数则,大抵解释读者难明之字句典故,而非品赏文字。如今你尚无斋名,今将薛砚奉赠吾妹,你即改号为“脂砚斋”,是重评此书的脂粉英豪,而不再是须眉浊物的笔调了,如此好极!况且如有坏人生事,此名即归我承担,以保你无虑。如有日后深求真情实况者,慧眼人又自能于批中窥破是一女流的手笔,且为书中人物。如此岂不双全至善,大快人心。

梦霞是个豪情女子,听了此言,也觉新奇有趣,遂点头首肯,说:就是这么办,倒是好主意。从今日起,我就叫“脂砚”了。

周汝昌先生以上近乎小说家言中的“脂砚斋”主、(《红楼梦》)“书中人物”、豪情女子,就是《红楼梦》小说中的史湘云。而现实中的那个传奇女子又是谁呢?周汝昌先生认为就是曹雪芹的祖母李氏的内侄孙女李梦霞。

以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为代表的“新红学家”,对断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对确定曹雪芹的生卒年代、家庭背景、生平及交游都作出了前人未曾有的贡献,功不可没!

但是,周汝昌先生遵照其恩师胡适所定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做的学术考据之路,有时也很容易会被人指斥走得太偏、太邪!比如,周汝昌对“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表妹”所作的学术判断,如果说还只是一个“大胆假设”,人们则不会太苛责于他,可周汝昌先生却说得言之凿凿,就不免会遭人非议,因为对这个假设,周汝昌所提供的实证材料的确不足,难以让人信服!

周汝昌先生于这一“考证”,实在是走得太远了!

于是,李国文先生讥讽周汝昌先生是“上当的红学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周汝昌几十年后的心有余悸

朋友们知道被“批倒批臭”后的人,几十年后还心有余悸的情状是怎么样的吗?

看看下面这段视频吧!

这是九十岁左右的周汝昌先生应邀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为读者讲述《红楼梦》中“宝玉挨打”这个情节中的一个片断——

你还记得宝玉挨了打吗?这个大故事,这个大风波,也得讲一天,那里的事情太多了。不是什么封建势力压迫、迫害叛逆者,它根本不是这么一套!不说了……那是……不说了!

周汝昌先生满头银发,一丝不苟,一身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显得庄重严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进行“红学”问题的学术论证时的那份丝丝入扣!他仿佛在告诉读者——我不是来逗你们玩的!

他说到宝玉挨打“这个大故事,这个大风波,也得讲一天”之时,分明是一副沉醉其中的神态!

及讲到“那里事情太多了”时,他的脑海里应该在波涛汹涌!

待讲到“不是什么封建势力压迫、迫害叛逆者,它根本不是这么一套”,他右手一挥,轻拍讲桌,语气坚定!

同时,又伴着一声长叹!

他什么发出深长的叹息?因为这个瞬间的周汝昌先生应该有千言万语,但是他却瞬间打住了,他说“不说了”!

刚说完“不说了”,又想解释“为什么不是什么封建势力压迫、迫害叛逆者”,正待开讲,却只说出了“那是”两字,又及时“打住”了,再一次说出了“不说了”三字!

好一个“欲言又止”,好一个“欲说还休”!

这一刻,我读出了一个中国学者的酸楚!读到了一个中国学者的无奈!

周汝昌为什么想说却又“不说了”!

其实,周汝昌心有余悸!

其实,这个世界教他变得“聪明”了!他不想再次“上当”了!

其实,这涉及到能不能采用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去解读《红楼梦》的学术问题的问题!

谈到上面这些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1954年的“红学论争”,涉及到对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的大批判的问题。

三、周汝昌先生的智商决定了他不会轻易“上当”

周汝昌先生于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的那一年,离他1954年挨整已经过了几十年了,为什么他仍心有余悸?

《红楼梦》学术研究史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研究会秘书长孙玉明先生于他的《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专辟一节,对周汝昌1954年所处的尴尬处境进行了详尽的叙述,现摘引数段于下——

周汝昌,天津人。1918年生。先后毕业于燕京大学外语系及中文系研究院。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等系列文章及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出版发表,对周汝昌人生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他们的感召下,当时正在燕京大学外语系读书的周汝昌,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道路。1947年12月5日在天津《民国日报》发表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研红文章。

一般认为,胡适是“新红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在俞平伯和顾颉刚的帮助下,他只是完成了“新红学”的开山立派的初期工作。周汝昌则是“新红学”的集大成者,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所有问题,堪称该书出版之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

只可惜他的运气并不太好。建国后,一直断断续续地开展着对胡适的批判。1954年秋,大批判的熊熊烈焰却又烧到了俞平伯身上。若按这个顺序烧下去,下一把火可能就会烧到周汝昌头上。当时,年仅36岁的周汝昌刚从外地调到北京,办公室的位子还未坐热,遇到这样的情况,自然感到了莫大的恐慌。也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他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措施,撰写了批判胡适、俞平伯的文章。

反应是非常神速的。10月30日,周汝昌的《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一文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如果抛开有关各种会议的报道不算,就正式文章而言,该文应是大批判运动开始后公开发表的第四篇文章

周汝昌“以攻为守”,赤膊上阵,批俞平伯,批他的恩师胡适,他是不是就免罪了呢?

没有!

他遭到了更猛烈的批判!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细读孙玉明的《红学:1954》这本书,内有详细的叙述!

我只是说,一个没有言说自由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没有“不言说”的自由的时代!你想不表达也不行的时代!

周汝昌先生,那个时代能不批判胡适吗?

不能,你不批判胡适谁批判?因为你周汝昌是胡适最赏识的弟子啊!

只不过,周汝昌先生那时毕竟年轻,出于“自保”而批恩师在那个年代也司空见惯,1954年之后,还出现了无数儿子要与老子划清政治界限的人间奇闻呢!

只不过,周汝昌先生毕竟“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他遭到了更为猛烈的“反批判”!

由这件事,也足以见出周汝昌先生的“智商”并不低!当然,这是面对政治斗争上所表现出的。

但学术研究上的“智商”,与政治斗争上的周旋腾挪所需要的“智商”毕竟不是一样的!

否则,为什么周汝昌先生,面对李国文先生这等诘问仍然坚持不修正自己的学术结论呢?

这恐怕只能有一个解释——他自认为自己的推论天衣无缝!自己的材料足以支撑自己的结论!

但李国文先生,却以一个“作家”所具有的“常识”出发,断定了周汝昌先生是一个“上当的红学家”!

朋友们,你认为周汝昌抛出“脂砚斋就是表妹”观点,到底是真上当了呢,还是李国文先生言辞偏颇了呢?

我想,不必刻意去二选一,就将其视为一个是学者与《红楼梦》相遇的一段传奇,一个是作家因为与《红楼梦》情深而发出的感喟吧!

2021年8月10日  初稿

温儒敏先生为什么要给“《乡土中国》《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热”来降温?——兼谈如何破解“温儒敏悖论”!


与《红楼梦》相遇的N种方法(第1辑)—— 刘再复:为安顿漂泊的灵魂而与《红楼梦》相遇


附言:我看李国文其人其文(2015年所写)——

老魏:喜欢读李国文的散文,尤其是李先生晚年的散文,理由就是喜爱他文字中流露出充满智慧的调侃味。他嬉笑,但决不怒骂;他调侃,但决不油滑;他轻松,但决不轻飘!他有一双看惯了岁月风尘的眼,他有一肚子的《二十四史》,他有一支写出了获“茅盾文学奖”小说的如椽大笔,因此,他笔下调侃起那些“上当的红学家”,有故事更有道理,有现实更有历史的佐证。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是数年前才辞世的,他就是主张《红楼梦》脂砚斋评论集团中有史湘云这个人物原型的红学家,李国文先生发表于2001年的《上当的红学家》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汝昌,语多讥讽,我想周汝昌先生是读到过的,因为周汝昌先生当时还健在。十分奇怪的是报刊不见周汝昌先生的回应,是不屑回应,还是李国文先生真的戳到了周汝昌先生的痛处,只好默默地认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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