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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墓在昌平区南口城东北，是一座建筑规格颇高的墓。 南口城在关沟古道的南端，早在北魏时期，这里就形成了一道关隘，被称为“夏口”。明朝永乐二年（1404），明军在这里修筑了“南口城”，距今已有六百多年。据明代《西关志》记载，南口城是守卫居庸关的明军营房。清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南口村。 在古代，墓地也有身份地位之分。如墓主身份高贵，就可以在墓前建神道，神道两旁设石像生。石像生最早出现在汉代，唐宋有严格的规制，兴盛于明代，逐渐消失于清末。据《明会典》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墓前才能设立石像生，且区别不同品级而设立。 李公墓坐北朝南，墓前为石砌神道，神道最南是三间四柱式石牌坊，牌坊下原有雕刻花朵图案的抱鼓石，现已无存，牌坊中间梁额上刻有“御用监太监李公神道”。 牌坊北侧是神路两旁的石望柱，东西各一，现仅存西面一个。石望柱北侧有两组石像生，分列于神道两侧。一组是两只呆萌的石虎；另一组是刻有文官武将的石碑。石像生北侧是一座一间两柱式石牌坊，牌坊下面的抱鼓石已丢失，梁额南面刻有“李公之墓”，背面刻有“福如沧海，寿似岗陵”。 石坊后是墓宝顶，现已经成为民居。墓地在民国初年被盗，未见墓志铭出土，只有地表上的石刻保存相对完好。 通过石牌坊上的题刻，表明了李公是一名太监。御用监是明内廷十二监之一，设有掌印太监，下设里外监把总、典簿、掌司、写字、监工等，掌管御前所用围屏、摆设器具，造办各种用具之事。明代皇帝亲掌六部，设立内阁帮助处理政务，为了牵制内阁权力，皇帝会将一部分权力交给太监们掌管的内廷各监，形成了明朝特有的监阁体制。 明代皇帝对外廷的政务和军务的监督主要依靠太监，对太监十分倚重，视为心腹耳目，经常派太监直接参与军务，有的太监首领还会被派到一些重要关隘，担任镇守太监，协同明军将领镇守关隘。 在南口城李公墓东侧约20米处有一座寺院普门寺，当地人称东大寺。东大寺北墙后面有数株古槐，古槐下立有一座石碑《南口城净业堂记》。原在南口城东大寺后面的空地上，现已无存。据碑文记载，“南口城有一座普门禅寺，寺后是净业堂……御用监太监李嵩镇守居庸关十七年，平生喜做善事，崇尚佛教。伏牛山的临济宗大千禅师，云游到居庸关，李嵩受禅师感化，拜其为师。请禅师在南口城普门寺担任住持，并在寺后为禅师建净业堂，作为禅师清修的场所。为了保障普门寺的经济来源，李嵩又为寺院购买了菜地二十亩，粮田八十亩。” 净业堂，可推断石碑处是净业堂遗址。净业堂是李嵩为大千禅师建造的静修场所，普门寺是礼佛做法事的寺院。李嵩重修普门寺的事迹，在《西关志》中也有记载：“普门寺，在居庸关南十五里，本关太监李嵩立”。 镇守太监李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佛教的信仰十分浓厚和普遍。崇祯时期，大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记载：“太监最信因果，信仰佛教，死后其墓必临近寺院。”按照封建社会的习俗，太监属于六根不全的人，死后不能葬于家族墓地，无法享受家族的香火祭祀。于是，一些有钱有势的太监们，便想出了生前捐修寺庙，死后葬于寺院附近，以寺庙功德主的身份，享受寺庙香火祭祀的办法。 李公墓建在了普门寺旁，就是希望死后能够长期享受寺庙香火陪伴。李公墓的墓主是太监李嵩。李嵩在居庸关担任镇守太监十七年，对居庸关的一草一木产生了感情，难以割舍，加之太监无家可归，死后也不能入葬祖茔，他在自己长期任职的地方建造坟茔，也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李嵩在明正德六年（1511）以御用监太监的身份担任居庸关镇守太监，协同都指挥佥事孙玺守卫居庸关。嘉靖三年（1542），李嵩因年老去职，由太监姚政接任居庸关镇守太监。李嵩退职后，没有回到京城，而是定居在南口城。 李嵩待人和蔼，担任镇守太监时，很少插手军务，只负责后勤工作，祭祀修建寺庙，或为满足皇帝需求而从事一些事务性工作。他在普通军士中也有极好的口碑，明军是世袭军户，军装、武器都需要自备，军饷不能按时发放，加之各级军官的克扣，所剩无几，生活十分艰难。他将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寄名到自己名下管理，使他们免于军役，这样的军人有206人，这些贫苦的下层军兵纷纷感激李嵩的义举。 李嵩在镇守居庸关时，与居庸关守将孙玺和普通军兵的关系十分融洽，他把身后之事安排在南口城，也是为了获得官方和受过他恩惠的军兵们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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