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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刘祎之传》载：“垂拱中，或告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与许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肃州刺史王本立鞫治，以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后以为拒制使，赐死于家。”（当时刘祎之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省即凤阁，门下省即鸾台。） 《陆元方传》载：“武后知无它，复拜元方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后（武后）尝问外事，元方对曰：'臣备位宰相，大事当白奏，民间碎务，不敢以闻。’” 《姚崇传》载：“崇尝于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顾，不主其语。崇惧，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趋出。内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与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应，非虚怀纳诲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当与决，至用郎吏，崇顾不能而重烦我邪？’崇闻乃安。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 以上三段记载已可说明，至少在唐朝，君主的权力要受到宰相权力的制衡，皇帝的权力的实施必须通过政府长官即宰相。看刘祎之的应对可知，皇帝的命令若不经过中书门下省，就没有正当的名义发布——所谓敕、诰都必须经由作为政府主要部门的中书、门下省发布，否则名不正言不顺，大臣可以拒不执行命令。虽然武则天给刘祎之一个拒绝执行命令的罪名，赐他死，但是这至少说明君权受到相权的牵制，皇帝若要一意孤行，只有像武则天那样背上独裁暴君的恶名。陆元方的回答也说明皇帝只需和宰相共商国家大事，民间琐事是不用皇帝过问的，这样的分权也可以防止皇帝对政府行政的干涉。玄宗的话便表明他清楚宰相的职权，相权范围内的事不用与皇帝讨论——他的沉默便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民主成分的一个暗示，暗示一国之君的皇帝在一些问题上是没有发言权的。当然这距离现代民主还很远，因为这需要皇帝个人觉悟高，明白君权不能无限膨胀，自觉把君权与相权分开。这是没有制度监督和约束的分权，一旦皇帝个人欲望过剩，希图插手政府事务，扰乱相权，宰相和政府是没有能力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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