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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有几条记载可以让人推想当时的社会风气。 《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说，刘平和母亲到野外草泽中躲避强盗，到早上刘平出去找吃的，碰上饥饿的强盗，把他抓起来要煮来吃。刘平对强盗磕头流泪说：“今早为老母亲找食物，母亲还等着我呢，请你们让我先回去，把吃的给母亲吃了，我再来受死。”强盗见他言语诚恳，也同情他就放他回去。刘平回去侍侯母亲吃完，对母亲说：“我与强盗们约好了要去，不能失信于他们。”于是就回到强盗那里。强盗们大惊，都说：“曾听说有勇敢的烈士，今天终于见到了。你走吧，我们不忍吃你。”
同一卷书里另有一段：天下大乱时，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赵孝的弟弟赵礼被贼人抓到了，赵孝听说后，就把自己捆住去见贼人说：“我弟弟饿久了又瘦又病弱，不如我胖大，你们吃我吧。”贼人大惊，把他俩都放了，说：“你们可以回去，找点米粮来我们吃。”赵孝回去找不到粮食，再次回到贼人那里，愿意让他们煮了吃。贼人都觉得这样守信义而不怕死的行为很奇异，就没有害他。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记载，姜肱曾与弟弟到省城去，夜里在路上遇到匪徒要杀他们，兄弟俩争相赴死，歹徒就放了两人，只抢了两人的衣物。到了省城，人们见到姜肱没穿衣服，觉得奇怪就问他原因，姜肱找了别的理由来搪塞，最终不说是遇到歹徒了。那匪徒听说后既感动又后悔，就到姜肱住处去求见。姜肱见到他们后，他们都磕头道歉，并归还抢夺的衣物。姜肱没有接受，还用酒食慰劳了他们才打发他们。
《独行列传》记载，戴封遇到强盗，财物全被抢走了，仅剩七匹缣贼人不知放的地方才没被抢。戴封追上贼人把那些缣给他们，说：“我知道你们穷困，所以来送给你们。”贼人大吃一惊，说：“这是贤人呢。”把抢来的东西全部还给了戴封。
同一卷书另一段，在王烈生活的地方有个偷牛的人被主人家抓住了，小偷请罪说：“你怎么处置我都行，但不要让王烈知道。”王烈听说后就让人去答谢这小偷，并送了一匹布给他。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小偷怕我听见他的过错，证明他有以邪恶为羞耻的心地，既然有这样的心地，就必能改过行善，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激励他。”后来有个老人在路上遗失了把剑，一个路人看见了就把剑看守起来等失主。到黄昏时老人回来得到了他的剑，觉得这人的行为怪异就问他姓名，并把此事告诉了王烈。王烈派人查实，那守剑的人就是先前偷牛的。 由这几件事可以让人推想东汉时期民风的淳厚。所谓的“盗贼”并不是罪恶滔天一点良心都没有的人，他们或是因为田地的歉收，或是因为官吏的压迫，或是这两个原因的综合作用使他们走上了与政府作对，也为害其他无辜人的路。所以这样的人看见了守信重义的行为，他们的天良会觉醒的，刘平和赵孝的行为就这样触动了他们尚未泯灭的良心。而姜肱的隐恶最终也使强盗悔改，便能够达到扬善的效果了。至于王烈，他的个人品质的高洁足以使小偷都有羞恶之心，可见这些所谓“坏人”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坏。
另一方面，刘平、赵孝、姜肱、戴封、王烈的行为反映出的是东汉时期一般市民的厚道、仁爱和诚信。如果说救母、救弟是出于骨肉亲情的本能的话，那么刘平、赵孝对于匪徒的守约就体现出他们恪守的诚信原则。要知道，强盗、匪徒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为恶，他们起码的信义是缺失了的，几乎不能期待他们如约达到什么目的，因此诚信这种需要双方具备同等人格品质才能建立的桥梁，就不能施用在与强盗匪徒的交往上。可是刘平、赵孝不但个人有诚信的品质，而且执着的认为这信义可以施用于“贼”，而他们为这样的认识作的抵押是他们的性命——一旦信义在盗贼那里“断链”，他们就将成为盗贼的肉汤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敌人保持信任，不惜以性命为代价，这是何等的仁爱和厚道？
而姜肱、戴封就是在用自己的仁爱之举激发盗贼们的良心。他们的行为是基于对人的羞耻心的笃信，和对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体认。姜肱不愿说是强盗抢了衣服，不是预先知道他们会归还衣服，而是不愿意彰大强盗的恶名。他一方面相信强盗也有羞耻心，不是生来就想做坏事的；一方面也知道承认被劫虽然暂时可以澄清事实，但这样彰大恶名有一系列负面效应：会因为恶名昭著而蒙蔽了强盗的羞耻心，强盗们会自暴自弃不再顾忌名声和良知而做坏事，社会治安会因此更恶劣——到那个时候形势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人格魅力可以控制的了。戴封追上强盗把他们没有发现的缣送给他们，看似有些愚蠢或迂腐——被强盗抢劫能够有点幸免的财物，不妥善保存反而送给强盗，常人看来真够傻的。可是他的人格的高尚正表现在这里，他理解人的生存需要，知道盗贼多因生活所迫才抢夺，所以这看似愚蠢的举动更多的是因为同情——同其情也，因为自己有这样的需要，就知道他人也同样有，推己及人的人文关怀体现的正是儒家的仁爱的教义。
在王烈的感化下，小偷的改过迁善则是以上几种行为达到的理想效果。刘平、赵孝、姜肱、戴封的诚信、仁爱都使为恶之人放下了手中的屠刀，他们没有把恶继续延伸，可是王烈的品格更进了一步，他使为恶之人“止于至善”。止恶固然不容易——人性中有很多恶的因素，使恶的惯性非常大，引导恶到它的反面——善——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法律只能止恶，它用严厉的惩罚来遏制恶行的发生，但它不能导善——如果有奖励善行的法令，那也只会催生人们对奖赏的物质的追求欲念，而不会引导善的发生，由奖善的法令催生的欲念也将是恶的新源头。所以只有德能导善，通过人格、风气的影响、感化，不但使恶停止，更用“润物无声”的春雨似的滋养，使善生长。这正是王烈达到的境界。我想那偷牛的人后来守剑的行为对于王烈来说，似乎当得起孔子说的“以德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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