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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载：“安石入对，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王安石此语貌似鼓舞，实际上乃是侈谈。神宗少年天子初登大位，欲一新政事，宰辅应量力以引导天子。王安石一开始就希望神宗上法尧舜，又自以为得尧舜之道的真谛——这里便是以圣人传人自居——导引皇帝易如反掌，这是多么狂妄的态度。而神宗虽然以为年轻能力不及还要谦让，但终究血气方刚受不得鼓励，“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表明他显然是同意了王安石的建议，自以为还是可能为尧舜的。 《王安石传》还有一段：“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勿论。’遂劾府司失人。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阁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 这个例子更表明了王安石的强横无理标新立异。求一物不得而强取去，只能算是偷窃或抢夺，怎么能等同于惑乱一方杀人越货的“盗”呢？而这个失去鹑的少年追杀他朋友，王安石的论断显然就是把那个抢走斗鹑的人作为盗贼，而少年视为捕盗者——前者当杀，后者可以行使捕盗者杀人的权力。这明明是强词夺理，抢夺一只斗鹑又怎么该偿命呢？失去鸟的少年又怎么可以行使捕盗者即司法机关的权力而杀人呢？明明是偷换概念，却蛮不讲理说无罪——光是不认错，已经不够坦荡了，又哪里有一点君子之风？ 《王安石传》又载：“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富弼以格青苗法解使相，安石谓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对欧阳修、富弼的论断几乎可以看出王安石的丧心病狂。就因为欧阳修附丽韩琦，就说他在朝在野都坏乱政事，一点没有依据，就定这样的调子；富弼阻挠新法而解职，王安石认为不足以“阻奸”，乃至比之为共工、鲧——阻挠自己的新法就是奸人，就比成古代有大过错的人，这是怎样的强盗逻辑呢？反对自己的人，不依附自己的人，就认为是奸恶之徒，这不如同儿戏吗？不是只有小孩才认为不顺从自己的是坏人吗？这样定下调子，必欲除之而后快，又是怎样的自私蛮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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