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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传》载：“安石曰：'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王安石自诩善理财，以不加赋而国用足为变法旗号，语出于此，但青苗法的利弊已述于上，又哪里是不加赋？“不在民，则在官”，承认了经济上的守恒，也表明了司马光不欲侵夺百姓以富国的立场。 青苗法“设法夺民”，即前面所谓一年两输息钱，名为息，即不是赋，但实际上等同于赋，加了一倍，就是司马光说的“甚于加赋”。更别说以新法的名目征收，置国家信用于何地？可见新法之弊。但后来司马光被起用为宰相，“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这就是说哲宗登基后，议者以为哲宗会遵从孔子关于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古训，改一些小细节，来搪塞外人传言。司马光却说：“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若从句意上讲，司马光说“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则亦有为天下益者，因此可以说司马光并不因为自己与王安石政见敌对，就一概否定王安石的新法。 这便是知人论世时应该有的客观态度——不以人废言，也不以人废法。虽然王安石为了变法，对守旧的司马光一派无所不用其极，但司马光秉着作为史官的实事求是宗旨，下此论断，诚属可贵，亦属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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