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一位哲学教授的封锁日记（二）

今天封门第二天。

昨晚半夜12点多的时候收到五十斤米和五十斤面，心里马上不慌了，正所谓“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今天又陆陆续续收到在其他平台上购买的蔬菜、油和肉，可以说，一个月内的吃饭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一家六口被封在家，房子就显得有点拥挤，但每个人各安其位，儿子上网课，女儿看动画和做一些她自己创制的小游戏自得其乐，爷爷奶奶安静地坐在客厅靠阳台的地方，时不时聊几句，老婆陪女儿浇花想着下顿饭做什么，我翻了几页书。

翻书的目的是想搞清楚生命政治的主要问题和几个概念的含义。读的书是吉奥乔·阿甘本的《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由吴冠军翻译，后者将“Homo Sacer”译为“神圣人”，而不是先前的“牲人”，并在长长的译者导论里说明了原因：阿甘本的“神圣人”是一个被“双重排除”的人的概念，即这种人既被排除出世俗法的领域，成为一个可以被任意处置甚至残杀的对象（不受世间法的保护），而杀害他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又被排除在神法的领域，不能用来作为祭祀的牺牲（不受神法的护佑）。就后一种排除来说，“Homo Saser”是不能被翻译成“牲人”的。而阿甘本的“神圣人”之“神圣”并不是一个形容崇高的词，而是一个标志生命臣服于某个掌控生死的权力之下且无法挽回地暴露于弃置之境地的术语，所以这个词不是在描述生命的神圣性和美好，而是重点突出那些既不被神的世界所接受也不被人世间所容纳的生命形态，即阿甘本所说“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杀死的生命”。这是一个在政治的例外状态之下所出现的生命样态。结合这次疫情来看，这种“神圣人”概念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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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来看，在现代技术与政治治理的双重控制之下，作为个体的人被置于学校、军队、监狱、医院、精神病院等等的技术规训之中，而作为族群，或作为整体的人类，又被置于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的安全技术运作之下。因此，康德意义上的人只能作为目的的观念，变成了空洞的宣传口号，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作为族群的人，人类，都被转变成为维护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主权）的工具。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等等的标语性修辞，都无一例外地化身为某种治理方式或制度体制具有优越性的证据。在这个过程中，生死问题变成衡量治理优劣的技术性问题。用福柯的话来说，古典意义上的专制权力是“让你活”（let live）和“使你死”（take life），而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机制行使的是“生命管理”的职能，即“使你活”（make live）和“让你死”（let die）。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生死问题由恩赐变成了权利，所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是：由权力保证权利，权力成为权利的安全阀。从这一点出发，阿甘本揭示出现代国家权力（主权）的独特性，即主权与神圣相等同起来，主权变成了与神圣领域完全一样的独立之地，它既在法之上，又在法之下，因为它是法的来源，法的权威依赖于主权的界定。主权成为一种特权，在这个前提之下，个体与族群都成为主权操控之下的身体，成为承载以主权的神圣性为特征的特权所定义、确立、维护的国家秩序的物质性载体，或者直接说就是物料。

当人从整体上都变成了物料，再提什么生命至上，人是目的，以人为本，等等，其意义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