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阿多诺和阿甘本的赤裸生命的物化和救赎

文｜塔里奇·戈达尔

译｜蓝江

摘自｜家族的生命政治

第二部分 家族的生命政治

第三章 阿多诺和阿甘本的赤裸生命的物化和救赎

一、赤裸生命，主权权力之槛

在《神圣人》中，阿甘本认为，对生命的全面统治的计划，在极权主义和生命政治形式的权力中得到了体现，它取决于一种主权逻辑，这种逻辑从希腊和罗马的起源就一直贯穿着西方文明。根据这种逻辑，每一个法律体系，为了执行其规范，必须抓住作为其对象的赤裸生命，使其处于对自己法律拟制的例外状态（Agamben 1998, 27）。赤裸生命（nuda vita）是阿甘本从本雅明在其早期著作如《暴力批判》和《歌德的亲和力》中的表述das blosse Leben发展而来的概念。这些著作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命运在神话中表现为对赤裸生命的暴力，而这种命运的暴力 “与制宪权的暴力相同”（Benjamin 1996, 248）。在本雅明看来，法律体系为执行其自身的法律目的而采用的合法暴力，是一种更原始的、对自然生命的神话般的权力的表现（而不再是一种手段）。这种对生命的权力的象征是希腊神话中的尼俄伯（Niebo），她因为对自己的生育能力感到骄傲而受到了众神的惩罚。在本雅明看来，这个神话表明，法律执行命运的指令，无视人类的幸福或纯真（Benjaim 1996, 203）。神使用律法来对活人施加暴力，是一种生命权力的形式：“神话式的暴力是为了自己而对赤裸生命施加的血腥权力(Blutgewalt über das blosse Leben um ihrer selbst)” （Benjamin 1996, 250）。这种对生命的权力是在赤裸生命还没有犯下任何侵犯行为时就确定其有罪的原因。促使本雅明的理论创作的问题涉及赤裸生命从这种神话般的权力中得到救赎或解放。我认为，阿甘本的政治思想是这个方向的延续。

本雅明将法律制度所施加的神话式的暴力对立于一种神圣暴力相对立，“就像在所有领域中，上帝反对神话一样”，这个对立非常著名的，且颇有争议：

法律暴力的消解源于（这里无法详细说明）赤裸生命的罪恶感（die Verschuldung des blossen natürlichen Lebens），它将无辜和不快乐的活人置于一种“救赎”赤裸生命的罪恶感的报应之下，而且无疑也净化了有罪的人，不是罪恶感，而是法律的。因为有了赤裸生命，法律对活人的统治就停止了（Denn mit dem blossen Leben hört die Herrschaft des Rechts über den Lebendigen auf）……神圣暴力是为了活人而让纯粹权力凌驾于生命之上（reine Gewalt über alles Leben um des Lebendigen willen）。(Benjamin 1996, 250)

神话式暴力和神圣暴力形式都是“权力凌驾于生命”的表现：两者都是权力的生命政治形式。但是，神话暴力追求的是这种权力本身的目的，因此试图维持一切生活在有罪和需要惩罚的环境中，而神圣暴力追求的是权力，以“救赎”赤裸生命的罪过，从而结束对生命的法治。“因为有了赤裸生命，对活人的法律统治也就停止了”：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似乎隐瞒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对赤裸生命的权力不仅具有神话式的致命特征，而且还包含着一种“肯定性的”或维护生命的权力的根源，其表现形式是神圣的、救赎性的惩罚的不流血的暴力。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神圣人》一书中，阿甘本在题为“槛”的章节中把“赤裸生命”当成主要问题，该章节是全书中关于主权的部分的结尾。

本章的目的是理解完全受制于主权权力的赤裸裸的生命如何能够成为人类主体性摆脱法律束缚的唯一形式，并以 “非国家主义政治”（Agamben 2000a, 8-9）的形式预示着 “对任何主权的不可逆转的背离”。 如果生命要从“意志的”例外状态中解放出来，这种状态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司法秩序的基础，阿甘本需要展示他声称在整个《神圣人》中所展示的东西的反面，即他需要思考“法律与生命没有关系，生命与法律没有关系”（Agamben 2005a, 88）。这种超越国家和主权的肯定性的生命政治，是本雅明和阿甘本在他们的赤裸生命理论中所追求的，它呼应了马克思关于废除私有制和建立在其上的法律-政治大厦的基本设想，作为自由生产者的共产主义联合中活劳动最终解放的条件。我的思路是，阿甘本对赤裸生活的肯定性描述，正如我通过阅读他在《神圣人》之前和之后的文本所重建的那样，重塑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四个核心主题：异化存在的事实（第二节）；商品拜物教（第三节）；资产阶级社会的亵渎（第四节）；以及革命的虚无主义（第五节）。阿甘本对事实、拜物教、亵渎和虚无主义进行了说明，将其理解为被支配状态和新的自由条件之间的门槛。

阿甘本的大部分作品对本雅明的赤裸生命理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分析进行了创新的解释和综合。本章的第二个目标是论证，在二十世纪初德国哲学的两个伟大的文化对立者之间的这种和解，始终以阿多诺发展的否定辩证法为导向。只有当我们从阿多诺的开创性见解出发，即“只有对一个被物化为物的形式的生命[才]承诺整体逃离自然的背景”，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概念才变得可以理解。阿多诺给这种赤裸生命形式起了一个名字：Odradek，一个在卡夫卡的故事中发现的有生命的木头和金属轴。Odradek的生活世界象征着彻底的亵渎，象征着资本主义中事物存在的“地狱”：被使用、被遗忘、被遗弃或没有用，它们徒劳地呼唤着让我们去关怀。在阿甘本的解读中，Odradek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任何东西有其适当位置的地方，每个物体都失去了与功能或工具的所有关系。然而，Odradek的世界也投射出一个“天堂”的形象。因为乌托邦在任何可以享受（或使用）而不被用完（或消耗）的地方被发现；在任何我们与事物打交道的地方，都可以摆脱合理化和专业化的活动的限制。Odradek的失去其使用地位也是共产主义的救赎条件的乌托邦。阿多诺在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概念的发展中的重要性，至今仍未得到承认。倘若如此，我的假设提出了一种理解阿甘本的政治思想的方式，将其理解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批判理论项目的特别激进和相应的延续。特别是，阿甘本对本雅明和阿多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的重塑，揭示了他们在神学在构想革命实践的可能性和意义方面的分歧。